相信大家一看到本章标题，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将桓玄纳入反面人物一方，因为一个“篡”字似乎已将桓玄定性。

    这就是汉字的奇妙之处，充满了千变万化的感情色彩。

    桓玄乃东晋四大家族王、谢、庾、桓中的桓姓一族，是个大宅门里出来的公子哥，父亲桓温曾经独霸东晋朝政很多年。他当权以后，继承父亲遗志，在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即孙恩跳海自杀的次年，成功逼迫司马氏皇帝将皇位禅让给了自己，建立楚国，成为天子。

    桓玄的这一行为惹恼了所有史学家，史学家们一致认为这姓桓的大逆不道，抢夺皇位，是个篡逆，于是送给桓某一件“篡牌”马甲，让他在史籍中只要一露脸就能看见个“篡”字。

    其实这抢龙椅的桓玄不见得多么罪恶滔天。不是有“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的俗语吗？皇帝谁当不是当呀，又不是人民群众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凭啥子姓司马的当皇帝都正常，一到姓桓的当就是篡了呢？如果一定要说桓玄登基是“篡”的话，那后来刘裕取代司马家，怎么没几个人说他是“篡”呢？要知道，桓玄和刘裕使用的方式方法一样，都是由司马家主动禅让取得皇位的。

    这只是史学家们的好恶问题。

    为桓玄说了这么一大通并不代表笔者像欣赏刘裕那样地欣赏他，只是说理而已。桓玄并不具备让后人特别欣赏的品质和智慧，他除了当政期间下令废除竹简，以纸张代替竹简这项值得圈点的文化工程外，其他没啥值得说的，被刘裕追打得满世界转圈子，丢人丢大了。

    桓玄对于刘裕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典型意义。因为刘裕就是踩着桓玄的肩膀或者说踩着桓玄的尸体登上自己事业新高峰的，也可以将桓玄比作是刘裕的梯子，正是通过这个梯子，刘裕一步登天，爬上了东晋政坛的权力巅峰。所以，桓玄是必须交代的人物，在交代桓玄之前，先简单交代下东晋奇特的政局，这有助于了解当时历史。

    晋朝是个命运多舛的朝代，西晋时，先是自家八个血亲大王红着眼睛你杀我，我杀你，好不容易两败俱伤安定下来，又被各族胡人轮番欺辱蹂躏，连堂堂全国大一统的皇帝都成了匈奴人的俘虏和刀下鬼。

    东晋建立后，司马家同样摆脱不了梦魇缠身，一个世纪的寿命里，皇帝不但基本是没有实权的空架子，还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连续两次被臣下夺走政权，这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独此一家。

    这事很有新闻价值，几千年的帝王史过程中，帝王被臣子以“禅让”名义夺走天下的，很多很多，这种“劳模”随便找找就是一大把：西汉的王莽干过、魏国的曹丕干过、隋朝的杨坚干过、唐朝的李渊干过、后梁的朱全忠干过，司马家的祖宗晋武帝司马炎也干过这事。

    所以，禅让在历史上不算新闻，但一个朝代被连续禅让两次，这就是重大新闻了，因为这事在中国没出现过第二例，一定程度上符合“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新闻价值观，因此，东晋是奇特的。

    奇特的不仅是二次禅让问题，还有皇权问题。

    谁都知道，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脚踩着地，头顶着天，没人能比皇帝高。但东晋不是这样的，东晋的皇帝都没权，权力都集中在朝廷宰辅或地方军阀手里，皇帝讲过什么话，那些手握重权的地方将领高兴听就听，不高兴听就把文件甩老远，更别谈什么学习贯彻皇帝的重要讲话精神了。

    在东晋存在的一百零四年里，司马家前后十一个皇帝，没有一个皇帝具有说一不二的权威。皇帝想改革想反腐想集中力量办大事，不行，得问问那些宰辅军阀们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他们若是不高兴不答应，皇帝只能歇菜，啥事也办不成。

    东晋是皇权严重衰落的社会，世家门阀力量控制着朝政，赫赫有名的王、谢、庾、桓四大家族即是这样的样板。一切不是皇帝说了算，而是四大家族说了算。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在举行登基大典时，竟不敢一个人坐到龙椅上，而是在万人瞩目之下跑到人群中拉住宰相王导的手，请他和自己一起坐上龙椅！

    那是龙椅，不是龙舟，能两个人一块坐吗？

    皇帝对宰相竟敬畏到如此地步，可见当时流传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民谚是多么真实，可见门阀势力是多么强大！

    到桓玄的老爸桓温控制朝政时就更霸道了，皇帝看着不顺眼他就给废了，重立个新的，换个皇帝比换件衬衫还简单。

    虽然几乎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外戚或权臣当道，致使皇权旁落的现象出现，但总是有个过程的，至少在朝代建立初期，帝王的权力含金量很高，皇帝一言九鼎，说啥是啥。可东晋从建国到灭亡，一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竟无一个皇帝能做国家的主，所有皇帝均无一例外地受人操控，这就像刘裕以一敌千一样，同样是个很难见到的奇迹。

    好不容易等四大家族中最后一个主政人物谢安死后，司马家族才由会稽王司马道子掌控了朝政。不过，也仅仅只是掌控了属于朝廷直接管辖的位于都城建康附近的一小块地方而已。东晋虽是一个国家，但当时的局面其实是一盘散沙，全国各地呈军阀割据状态，那些军阀大佬只是名义上听从朝廷而已。在刘裕即将崛起的那会儿，这个江南小国四分五裂，都城建康以南由桓玄控制，西边被司马尚之拥有，京口重镇则被北府军首领刘牢之牢牢握在手中。属于朝廷控制的只有太湖和钱塘江流域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堂堂东晋帝国真正的政令畅通之地实际上还比不上今天的一个行政省大。

    在这么小的地盘上，等了好久才终于掌权的司马道子和他的儿子司马元显一起，用胡作非为、为所欲为的“二为”方针，把本来就已风雨飘摇的东晋帝国彻底送上了倾覆之路。

    司马道子，纨绔男一枚，东晋第九任皇帝孝武帝司马曜是他一奶同胞的亲哥哥。因为这层关系，司马道子被皇兄重用，朝廷内外工作一把抓，既是宰相，又是“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司令官。

    哥哥是皇帝，弟弟是宰相兼国防部长，这哥俩貌似很和谐。不过“哥俩好”的和谐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就破裂了，司马道子咄咄逼人的抢权态势让皇帝哥哥很恼火，两个人因此交恶，你提防我我提防你，经常私下里互相拆台，要不是太后妈妈从中做劝和工作，两个人早就光着膀子干上了。

    这哥俩有个共同爱好：喝酒。都是嗜酒如命的酒徒，对他们而言，酒和美女同等重要，一个都不能少。

    不过很快他们就因喝酒喝出了事，兄弟俩都出大事了。

    真是兄弟呢，爱好一样，连出事都一样，都同样是栽倒在杯中物上。因为喝酒，皇帝哥哥失去了性命，宰相弟弟丢掉了权力。

    孝武帝司马曜的死可用大家很熟悉的“红颜祸水”四个字来概括，“红颜”是指美女，“祸水”则指美酒。

    孝武帝的酒瘾很大，貌似喝酒是主业，当皇帝只是兼职副业，每天昏醉的时间比清醒的时间多，这样的情形不喝得老婆背靠背才怪！

    有一天，孝武帝又在内宫喝起了花酒，眼前有美女跳舞奏乐，左右有妃嫔簇拥服务。

    当时孝武帝最喜欢的女人是张贵人，二十五六七八九岁的年龄。按说这个年龄段的女人是风韵正盛的时候，尤其是被选进宫廷服侍皇帝的女人，漂亮自不用怀疑，孝武帝那么多嫔妃，单对张贵人情有独钟，足见其魅力不凡。

    大概是皇帝身边的青春美女太多了，时间一长，孝武帝审美疲劳，生出想移情别恋的念头，于是几两小酒下肚后，醉醺醺地对张贵人说：“汝以年亦当废矣，吾意更属少者。”

    孝武帝的话说得很直接，大意是：女人三十豆腐渣，你今年都快三十了，已经到了该废黜的年纪，我更喜欢比你年轻貌美的女孩！

    此话一出，孝武帝就等于是自己判了自己死刑。张贵人听了皇上的酒后真言，害怕将来自己被打入冷宫，当晚就叫一个宫女用被子将躺在床上醉得不省人事的孝武帝给闷死了。

    这位张贵人心理素质相当好，杀死皇帝后，她还镇定自若地向朝廷报案，解释孝武帝的死因是：因魇暴崩。

    这死因很特别，说是皇帝在睡梦中遇到鬼怪，不幸突然逝世，请节哀顺变。

    这么个比穿越情节还离奇的皇帝驾崩原因竟然被当成事实，没人去立案调查，也不知道后来这皇帝的讣告是咋写的？太荒唐了。

    看似荒唐，其实正常。因为孝武帝善后事宜是手握重权的司马道子主持的，这位和皇兄矛盾重重的皇弟见哥哥死了，惊喜都来不及，哪还可能去追查死因？指不定心里还想给张贵人颁发个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奖杯呢。哥哥不死，他哪能有机会掌控国家权力呢？

    一母所生的弟兄竟是如此绝情。在权力的诱惑面前，没有“打虎亲兄弟”这一说，兄弟们个个都想成为武松，都想把同胞弟兄当成景阳冈的老虎。

    作为皇帝，孝武帝死得很难看，也很特别。因为他是死于宫女之手的皇帝，这种情况极为特殊。中国历史上死于谋杀的皇帝很多，但被后宫宫女谋杀致死的皇帝，孝武帝是唯一一个。十一个世纪后的明朝也曾发生过一次后宫女人谋杀皇帝案，但被谋杀的皇帝并没有死亡。当时的明世宗朱厚璁，因为用性变态的方法摧残后宫妇女，差点被不堪忍受的宫女杨金英等人用布条勒死，但最终由于宫女们紧张过度而使明世宗侥幸不死。

    孝武帝司马曜死后，司马道子成功夺取了权棒，因为继任皇帝司马德宗是个傻冒，国家一切都由辅政的司马道子说了算。

    晋安帝司马德宗是司马曜的长子，这人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傻子，史料说他“幼而不惠，口不能言，至于寒暑饥饱亦不能辨，饮食寝兴皆非己出”。

    东晋总是不缺“历史之最”，这个司马德宗皇帝是中国所有皇帝中最傻的皇帝，他若说他是二傻，没人敢称是大傻。司马德宗天生白痴，且是个哑巴，连春夏秋冬、冷热饱饿都分不清，吃饭睡觉必须要人帮忙，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有人问，既然他是个傻子，为什么还让他当皇帝呢？

    这和古代皇权继承制度有关：立嫡以长、立长不立贤。皇后的长子是皇帝的天然继承人，只要他在世，其他皇子一律无条件靠边站。你智商比他高，你学历比他高，你功劳比他大，那也不行，他是老大，龙椅必须由他坐。所以，尽管司马德宗还有个聪明的同母弟司马德文，但一样没有当皇帝的份。

    司马家还有个傻皇帝，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即西晋的第二任皇帝晋惠帝司马衷。他也是傻到了一定境界，听到御花园里青蛙叫，他问左右侍从：“此鸣者为官乎，私乎？”

    这青蛙是为公家叫还是为私人叫呢？

    在天下百姓因灾荒缺粮而纷纷饿死时，他又搞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天下第一问：“何不食肉糜？”

    他们没粮食吃，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这些话的搞笑指数不亚于相声小品里抖出的语言包袱，如果不是有史料记载，真不敢相信这是出自皇帝之口。

    这一南一北、一前一后的两个皇帝是司马家众多皇帝的代表，纵观魏晋两朝，除了司马懿，司马氏几乎没有英明人物，两晋皇帝更是昏庸糊涂者相继，这个家族中普遍存在着呆傻、早夭等不良现象，很多皇族子女都活不到成年就莫名其妙地得病身亡。像孝武帝司马曜的父亲简文帝司马昱在生下司马曜、司马道子兄弟之前，先后有四个儿子夭折。所以著名学者柏杨在他的史作中认为司马家族血液不清洁。这可能是遗传基因问题，家族基因中先天存在的东西，无法改变。

    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遗传了老爸的阴险狡猾和志大才疏。

    有个傻侄子当皇帝真是一种福气，宰相兼兵马总司令的司马道子是当时的实际皇帝，东晋帝国一切事务都由他说了算，但很快他就栽倒在“祸水牌”美酒上，因为嗜酒失去了朝廷控制力。

    不过这次他的失权相当于流通股内部转让，是他的儿子对他使了个“杯酒释兵权”之计，把自己正当壮年的酒鬼爹提前弄了个退居二线，权力落到司马元显手中。

    事情一点也不复杂。无日不醉的司马道子照例在一次喝醉后沉沉睡去。

    就在他睡着的时候，他那醒着的儿子干了件大事，“乃讽朝廷解道子司徒、扬州刺史”。

    司马元显搞定了傻皇帝的身边人，下诏免除了老爸的司徒和扬州刺史职务，然后任命自己担任扬州刺史。这两大职务是司马道子最重要的权力来源，司徒相当于宰相，扬州刺史相当于司令。他就指着这两个职务专权呢，现在把这两个职务一去，等于是他的军政权力被全部没收，大老虎成了没牙的蔫老虎。

    司马道子一觉睡醒后才发现自己被拔牙了，气得差点没在地上打滚：“道子醒后而知之，大怒，无如之何。”

    但再生气也没用，最后只能接受这个“坑爹”的事实，一句“无如之何”点出了问题要害所在。以前，老子是儿子的通行证，现在，儿子成老子的墓志铭了。你手上没权力了，咆哮声音再大能顶啥用？对司马道子而言，这顿酒的成本太大，买单费用过高，宰相和司令被一喝了之。不过，想想他哥以命换酒的结局，弟弟还是赚了。

    老爸内退后，司马元显接着执掌东晋大权。别看他那么用尽心机地坑爹，其实他年龄很小，不满十八周岁，一个高中生而已。

    这种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年纪正是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思想泛滥最严重的时期，在学校当个班长都能激动两星期，何况是猛然跃升为国家首长，产生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是免不了的。

    当时东晋帝国有两大强人，一个是荆州刺史桓玄，另一个是北府军司令刘牢之。这两个人都是军方实力派人物，桓玄驻军荆州，刘牢之布防京口，两个人分居都城建康一西一东，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明显影响东晋政局，因为他们手里有兵权。当时东晋有十八个州，他们俩包揽了十五个州的军事指挥权。桓玄八州，控制的地盘超过东晋国土的三分之二。刘牢之七州，地盘虽比不上桓玄，但他靠近京都，战略地理优势突出，北府军王牌更是天下无人能及，整体军事实力强过桓玄。

    这两大军事寡头各有算盘，虽对朝廷阳奉阴违，但互相制衡，和朝廷正好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关系，以当时的形势，谁也离不开谁，因为只要缺了一方角，稳固的局势就会失去平衡，引发连锁反应。

    但看不透形势且妄自尊大的司马元显决心要打破这个铁三角，他想体会一把“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美妙感觉。

    这位司马公子心里有点不服气，天下是我们司马家的，凭嘛我这个宰相兼司令说话不响、命令不畅？所以他要改变，他要抓权，他要把地盘最大的荆州刺史桓玄拿下，树立皇家权威。

    想法很美好，但现实很骨感。那时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名言已经产生，天下确系司马家所有。如果把东晋帝国比作是一座房间众多的“司马大厦”，这座大厦的产权确实属于司马家族，房产证上的房屋所有人一栏一定写的是司马某某。

    但问题是，桓玄、刘牢之这些人都是大厦里的老住户，时间长了，他们就说自己住的房子是他们家自己的，小产权房，行不行？所有权归你，居住权给我。

    司马元显说：不行！我要开着铲车、推土机，带着城管去你桓玄的荆州搞强拆！

    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司马元显自任征讨大都督，命刘牢之为前锋，向桓玄发起进攻。

    这是一步很臭的棋，司马元显这个纨绔习气很重的官宦子弟，看不透当时扑朔迷离的政局，迎接他的只能是无丝毫回旋余地的败局。

    荆州（今湖北省荆州市）在东晋时期是最重要的军事基地，这个地方外抵强敌，内遏咽喉。在当时可以说，谁拥有荆州宝地，谁就有可能制胜东晋帝国。

    东晋属于偏安政权，国土很小，只有江浙至两广这一小块地方，今天的重庆、四川都不是它的可控国土，湖北荆州属于国境线，西防巴蜀，北堵北朝各国，所以这是一个大军区，屯有大量军队。对国内而言，荆州地处长江最上游，军事、经济地位尤其突出，这个地方若是派兵封锁长江航运，下游的都城建康立马就会发生各种物资供应荒。因此，这个地方自东晋建国后，历来都是权阀之家必占的首选之地。四大家族中，除了谢安当政时风格姿态很高，有意没占据这个要地之外，其他三大家族核心权臣王敦、庾亮、桓温都担任过荆州刺史，统治过这片风水宝地。

    所以，在东晋一朝，荆州刺史是千万招惹不得的，他在西边的长江上游掀起一个波浪，东边下游的建康城就好似遭遇了一次海啸。长江这条天然水系为东晋的立国提供了屏障，但也给这个政权带来了很多麻烦。那时候，实权派地方将领只要一不满意，就带着人马坐着战船顺水而下或逆江而上杀向建康，比在陆地上攻城越障方便千百倍，哥哥你坐船头，不用在岸上走，呼啦一下就千里江陵一日还，来到天子脚下，挥刀舞枪向皇帝要帽子、要票子、要位子。因为这个因素，东晋时期，皇城建康多次被不同的地方将领攻破，朝政被搅得一塌糊涂。

    这回司马元显招惹荆州刺史桓玄，后果比一塌糊涂还严重。

    桓玄刚开始听说朝廷派刘牢之来攻打他，吓了一小跳。虽说他这个荆州刺史惹不起，但那个手握数万精兵的北府军司令更伤不起。刘牢之的悍猛天下皆知，跟他交锋的对手，基本都逃脱不掉被打趴下再踩上几脚的命运。这位刘将军是东晋最著名的勇将，但这里他不是主角，对他不作详细介绍，唯一想告诉大家的是，此人在战场上智勇双全，但在政坛上却头脑简单，最终被桓玄算计死了。

    司马元显命令城管大队长刘牢之率军西进到荆州去执行强拆任务，但刘大队长对桓玄这个钉子户有顾虑，根本不想去执行任务，所以故意拖拖拉拉，磨蹭着不出兵。

    刘牢之有他自己的想法，一方面他不愿打破自己和桓玄、朝廷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因为他担心桓玄被灭以后，司马元显会借皇帝的名义对自己下手，自己会成为第二个桓玄；另一方面他还有坐山观虎斗的心思：“欲假玄以除执政，复伺玄之隙而自取之。”

    刘大队长大概是学财会出身的，算盘打得那是哗哗啦啦、噼噼啪啪，别人还听不见响声。他想让司马元显和桓玄两个人先玩一阵子拳击，自己坐在观众席上看他们在擂台上左勾拳右勾拳外加双截棍打得哼哼哈嘿，末了自己再趁胜方选手桓玄不备，把桓玄打趴下，取桓玄而代之，主宰天下。因为他知道，只要他不出手，兵力单薄的司马元显必败无疑。

    在这种心态下，对于司马元显进攻荆州的命令，刘牢之当然是消极怠工，他拖拖拉拉，慢慢腾腾，今天说在运子弹，明天讲在造地雷，就是不肯痛痛快快地率部西征。

    结果这事弄得倒了个儿，朝廷军队还没西行，桓玄倒带着队伍顺江东下打上门来了。

    不过这种境外决战、反客为主的高明招数不是桓玄能想出来的，是他的谋士给他出的主意，谋士说绝不能把朝廷军队引到家门口决战，而应该主动杀向建康，以士气战胜对方。

    事实证明这种战略效果明显，杀了司马元显一个措手不及，他怎么也想不到桓玄不在家里搞防守，却跑到建康来打反击。

    从正月初一下诏讨伐桓玄，一直到二月中旬，先锋官刘牢之的精锐北府军都没有向西前进一步。如果刘牢之真心要打桓玄，在诏令下发后立即起兵，慌乱的桓玄肯定不是刘牢之的对手，因为桓玄当时想不到朝廷会对他用兵，所以在听到朝廷对他宣战的消息后，第一反应是赶紧下令收缩防线，将长江兵力全部收回，集中防守自己的大本营所在地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如果不是手下参谋极力建议，他真的这么做了。

    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那历史就是另一番景象了。但是，他来了。

    残酷的古代政坛，有人来，就有人去。桓玄来了，他的对头司马元显和刘牢之都得去，可不是去喝酒吃饭K歌，而是去阴曹地府。

    桓玄最忌惮的就是刘牢之。当他从江陵顺水而下，过了寻阳（今江西省九江市），走了一千多里仍不见一支军队截击阻拦时，他就看出了刘牢之的心病。所以到了建康附近时，桓玄第一件事就是派刘牢之的堂舅何穆当说客去做刘牢之的思想政治工作，叫他认清形势，投诚起义，说你别跟着司马元显那个奸险货混了，跟我干吧，以后香的辣的你敞开肚皮吃。

    当然，吃喝玩乐对北府军总司令来说是毛毛雨的啦，人家军需物资、剧院礼堂、文工团员啥都不缺，物质享受很难打动刘司令，关键是身家性命和前程未来问题。在这个关乎他下半生幸福的问题上，何穆说到了刘牢之的心坎里了。当时刘牢之督领七州军事，战功无数，威震四方，作为人臣，他的官职待遇已经封赏到顶了。如果他西征胜利，再立新功，朝廷已无法再有更高的职位赏赐他了，除非叫司马元显让位了。而司马元显这个位置，历来都不是靠军功所能取得的，那是权阀之家的专用垄断职位。

    刘牢之这个堂舅若是生在今天，估计也能写历史，他在这个堂外甥面前把死的历史典故都讲活了，愣是当场把刘牢之那颗举棋不定的心给说得死心塌地了，表示愿意跟桓玄合作，共创美好明天。

    何舅舅侃起历史来苦口婆心：“自古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而能自全者，谁邪？”

    这第一句估计当时就把刘牢之问得面色苍白、冷汗涔涔。从古至今，一个臣下，如果手握令君主不安的重权，后来再立让君主无以封赏的不世功勋，而仍能保全性命的，有谁？你军功等身的刘牢之想打败桓玄，再做一个功高震主的古人吗？古代越国的文种、秦国的白起、汉朝的韩信，都是这样的人，当兔子被逮光之后，这些功高盖主的名将全成了帝王的狗肉火锅。

    一通举例之后，何舅舅对刘外甥道出了他此战之后可以得到的唯一结果：“君如今日战胜则倾宗，战败则覆族。”

    这一仗无论打胜还是打败，你们全家都免不了被灭族屠杀的命运。胜了，司马元显容不下你；败了，桓玄也不会给你生路。所以，你不如改变立场归降桓玄，常保富贵！

    好好考虑一下吧，舅舅我等你电话。

    何穆替桓玄立大功了，一张嘴能抵好几个整编师，连恐带吓中，强敌灰飞烟灭。刘牢之当场就做出了带着队伍加入桓玄阵营的决定，还打啥电话呀，我听舅舅的，立即成交。

    看来舅舅还是亲的好，堂里个堂的，就差多了。何堂舅回去后也不知道从桓玄那里领到了多大的红包，这纯粹是把外甥往沟里带嘛！按当时形势，他若真是为外甥着想，应该劝他站在朝廷立场上，先灭掉桓玄，然后再图其他，因为相比较而言，司马元显对于刘牢之的危险性远远小于桓玄。这事很明显：都是集团军司令，打下江山后，桓司令怎么可能允许刘司令自在逍遥地存在呢？这不等于是养了只老虎当宠物吗？说不定哪天野性发作就把主人当便当给吞了。

    也不知道刘牢之当时是咋回事，就是想不到“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不顾一切地钻进了桓玄一开始就为他准备好的铁笼子。而他的手下将领却将形势看得特别透彻，在桓玄逼近建康之时，纷纷主动请战，要求率军出击。

    刘裕第一个向主帅刘牢之提出迎击桓玄，但被禁止。

    随后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外甥何无忌又和刘裕三人一起跑到刘牢之跟前，劝他不要和桓玄往来，尽快出兵跟对方开战。他的儿子甚至拿桓玄和董卓相比，说如果你帮助桓玄击败朝廷，则“董卓之变，将在今矣”。

    刘敬宣委婉地提醒老爸，将来桓玄进入建康掌握朝政后，一定会像董卓当年残酷清洗异己一样，您老会被野心勃勃的桓玄清洗的。

    刘牢之生气地对儿子说：“吾岂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耳；但平玄之后，令我奈骠骑何！”

    “骠骑”即司马元显，他是骠骑大将军。老子气呼呼地回敬儿子说，你讲的那些道理，老子怎会不懂？现在出兵击败桓玄易如反掌，但平定桓玄之后，叫我如何去对付司马元显？

    刘牢之一门心思地认定姓两个字的比姓一个字的危险性大，自己提前把自己吊死在桓玄这棵树上了。他就是想不到，自己若是吊到司马元显那棵比桓玄细很多的小树上，不但不会死去，反而会听到两声悦耳的脆响：先是“咔嚓——”，后是“啪——”。

    声音来源：树拽断了，刘牢之摔地上了。

    三月一日，刘牢之正式向桓玄投降，派儿子刘敬宣亲自去桓营递交降书。可是人家桓玄根本不是真心要和这位北府军司令共享富贵，从一开始就是忽悠他的。在刘敬宣出使桓营时，史料上“玄欲阴诛牢之”之语就已经出现了，而刘牢之还在傻傻地等着他入股桓氏股份后，桓玄会如约给他分红呢。

    刘牢之不战而降后，建康就成了桓玄的囊中之物了，司马元显得知刘牢之倒戈后，知道自己死期已到，丢下部队，扔掉武器，跑到被他搞得提前内退的老爸府上，两个人抱头痛哭，也不知道是害怕还是后悔，眼泪流了一水桶。

    但怎么哭都免不了一个死字，桓玄抓住他后将他绑在战舰的栏杆上一顿辱骂后处斩了。

    司马元显死后，朝政控制权又击鼓传花地落到桓玄手上，他挟持晋安帝给自己封了一大串官职，跟冰糖葫芦似的：总百揆、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州刺史，假黄钺。

    这些官名就不一一详细解释了，反正长短不齐、大小不一、高低不均，大概意思就是总理兼国防部长、兼办公厅主任、兼扬州军分区司令、兼徐州市长，除了计生委主任，东晋其他重要岗位一把手官印都在他兜里。

    最后的那个“假黄钺”有必要普及一下。

    这个最厉害，含金量最高，所以在一串职务的压轴位置。黄钺，一种皇帝专用的装饰有黄金的斧子，通俗讲就是皇帝杀人专用斧，谁被这斧子砍了都算白砍，你都找不着说理的地方，这斧子跟尚方宝剑一样，你能跟皇帝起诉去？

    这里的“假黄钺”并不是假冒伪劣的黄钺，“假”相当于代理的意思。就是皇帝把自己的黄钺交给你，授权你使用黄钺。

    这个就厉害了，权力太大了。见黄钺如见皇帝，拿黄钺的人用黄钺杀了你，不是他杀了你，而是皇帝杀了你。所以在黄钺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假黄钺”是皇帝授给臣下的最高权力之一，拿着这把斧子，你可以以任何莫须有的理由诛杀太守一级的高级官员。《宋书·百官志》中记载：“假黄钺，则专戮节将，非人臣常器矣。”

    “节将”也是持有皇帝颁发的代表权力的节杖的将领，晋时节将按权限大小分为三个档次：假节、持节、使持节。

    “假节”平时不能凭节杀人，只有在作战时可行使节权斩杀抗命者。比如叫你参加敢死队，你扭捏拒绝，说敢死队太危险了，我老婆孩子还等我回家团聚呢，不去。那对不起，假节将军有权立即处决你。

    “持节”权力加重了，平时可以斩杀无官位之人，你一个平头百姓若是犯事，持节者可立即对你执行死刑。

    “使持节”最厉害，平时或战时皆可斩杀二千石以下官员，太守以下的国家干部，不管是谁，格杀勿论。

    你一定觉得“使持节”好牛吧？

    是牛，确实牛。但使持节见到假黄钺就由牛变熊了，假黄钺可以随时诛杀他们，节将们的那根“节”，在他人眼里是金箍棒，但在假黄钺眼里就是一根名副其实的竹竿，一斧子下去，连人带竹竿一并削了。

    竹竿可不是瞎说，最早的时候，“节”真的就只是竹竿，上面吊着一串动物皮草。汉朝那个被匈奴丢到贝加尔湖放羊的外交大使苏武大家都知道，他持节出访匈奴时，手里的节就是根竹竿，不过随着时代变迁，后来容易折断且不美观的竹竿逐渐被淘汰，换成了金属材质。

    “假黄钺”权力如此之大，所以自曹魏国的曹真第一个获此特权以来，极少有人再拥有此项权力，桓玄是东晋第一个得此殊权的臣下。

    对桓玄而言，权力已经在手，剩下的事就是怎样使自己权不离手了。

    这时候，桓玄果然想发扬董卓排除异己的精神，刘牢之这个掌握北府军军权的猛人，是他第一个需要排除的目标。

    桓玄入主建康后不到三天就将刘牢之调任会稽郡郡守，这是第一步，先将他调离军界，然后再收拾他。

    刘牢之这下看出桓玄要对自己动手了，他不愿交权等死，他想率军反抗，讨伐桓玄。

    于是他私下找到曾经的主战派代表刘裕商量，说我想“举兵以匡社稷，卿能从我去乎？”

    刘裕可比刘牢之精明多了，这时候别说是亲热地喊卿，就算是刘司令喊他爷，他也不愿答应去干这明显是送死的事情。刘裕对他说，当初你率数万精兵望风而降，将桓玄的声望推到高峰，现在他威震天下，人心归附，你却又要去攻打他，这不是找死吗？

    刘裕不但明确表示拒绝，还说自己将“反服还京口”，意思是自己不想待在部队了，想退伍回到老家京口。

    这是刘裕想离开是非之地，保护自己安全的一种退避之计，你刘司令跟桓宰相去较量吧，我家里还有事，先走一步，不搅这趟浑水了。

    刘裕果然是个透彻洞察局势的天才，他不但准确看出了刘牢之必败，而且很长远地看出了桓玄的篡位野心。当主战派之一的何无忌得知刘裕决定退伍时，忙跑过去问计于刘裕，说你回老家了，我该怎么办呢？

    刘裕准确地告诉何无忌两个可能发生的预测结果，说，你舅舅一定难逃桓玄毒手，你不妨和我一起去京口，静观局势变化再作打算。

    刘裕所说的观察局势之语是：“桓玄若守臣节，当与卿事之；不然，当与卿图之。”

    在那么早的时候，刘裕就用自己穿透历史迷雾的思维看到了桓玄有当皇帝的想法。可见刘裕的政治嗅觉非常敏感，这是他后来能战胜群雄，取晋而代之的一种极其重要的素质。因为在尔虞我诈的政坛上，对政治局势把握不准，随时都会遭致惨祸，身败名裂。

    政坛其实比战场更险恶。战场上的敌人是明的，你看见他就知道他是必须提防的对手，真刀明枪地亮出来，完全清楚危险来自何方；而政坛恰恰相反，你很难看见对手在哪里，每个人都看似笑脸晃眼，一团和气，其实为了权谋，很多人背地里下绊子甩刀子。当面说，哎哟，我想死你了！转过身去可能就咒诅：我想你死了！要不哪会有“笑里藏刀”“口蜜腹剑”这样的成语出现呢？

    所以，刘裕后来能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云谲波诡的政坛取得双丰收，足以说明其情商、智商都是高人一筹的。像前文提到的文种、韩信等人，情商、智商不可谓不高，然最终落得个死于非命的结局，至少说明和刘裕是有差距的。尤其是那个英勇无双的韩信，竟然被刘邦的老婆骗得丢了性命！

    刘牢之的双商就不用提了，他的很多部下都不像他那么二。在遭到刘裕拒绝后，刘牢之组织召开北府军全体军官大会，商量攻打桓玄事宜，结果他话一出，所有将领都一哄而散，扭头离开会场，连集体会餐的福利都不要了。因为大家都觉得，招待饭不必吃了，还是留着吃饭的家伙要紧。

    这下刘牢之傻眼了，一代名将最后落得个孤孤单单，凄凄惨惨。到这个份上，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活路可走了，于是找了根绳子上吊自杀了。

    当然，不会有人听见两声脆响，因为他系绳子的这棵树是桓玄，不是司马元显。

    死得真快。从何穆劝降到刘牢之死亡，中间只隔着不到十天。不知道刘牢之临死时有没有在心里咒骂：何穆，我恨你。说实在的，这何穆有点像传销组织成员，专干熟鬼害熟人的事情，害的都是亲戚朋友。他把外甥忽悠成下线，拿到提成之后就啥也不管了，任你生死，与我何干？我还要忙着发展其他下线业务呢。

    这只是说说而已，投降的主意是刘牢之自己拿的，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他怨不得谁。

    和刘牢之的一败涂地相比，桓玄是大胜特胜。当他从江陵战战兢兢起兵东下时，做梦也不会想到，不到一个月时间，自己竟一步登天，实际统治了全国。这事委实充满戏剧性，二十多天，东晋政局竟发生如此天翻地覆般的传奇变化！

    不过桓玄的得势只是偶然，这个权二代只是走了包子运，遇到了刘牢之这只大肉包而已，他并不具备制控全局的才华和能力，仅一年多时间就灰飞烟灭。他的出现只是为引导刘裕出场，是一场精彩演出的前奏，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演出前的暖场，他就是那个让气氛预热的三四线小明星。很快，真正的一线大明星刘裕就要登台亮相，桓玄只是刘裕通往权力高峰之路上的一块石头，往高了说叫垫脚石，往低了说叫铺路石。

    如果桓玄足够聪明的话，他也可以铺出一条永久通往成功的高等级公路的，但这个花花大少能力不济，鼠目寸光，上台之后干了许多蠢事。为了使北府军桓家化，他大肆屠杀迫害北府军将领，把北府军搞成了一盘散沙。所以，真正意义上鼎鼎大名的北府军，只存在了二十几年。自刘牢之死亡、桓玄接手之后，这支威名赫赫的王牌军已经是注水牌的了，加上随后和刘裕的战斗，北府军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变得七零八落。到元兴元年，这个历史上的知名ID其实已经可以看成是被注销账户了。

    桓玄不仅注销了“北府军”这个账户，还注销了更为著名的“东晋”账户。在进入建康城的第二年年底，他就逼晋安帝司马德宗将皇位禅让给他，然后登基称帝，废晋建楚，立国号楚，实实在在过了一把皇帝瘾，史称“桓楚”。

    之所以将国号定名为楚，是因为桓玄的起兵发家之地江陵是春秋时期强国楚国的都城所在地，不过当时不叫江陵，叫郢都。“楚辞教父”屈原当年在这里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桓玄觉得用这个和自己关联紧密的“楚”字做国号一定会国运昌盛的。

    类似这种以和自己联系紧密的字眼作为朝代名称的命名法在中国历史上很是普遍：如晋朝得名是因为开国皇帝司马炎的封爵是晋王；同理，被司马炎篡代的魏国是因为曹丕继承了老爸曹操的魏王爵位；唐朝之所以叫唐朝，是因为唐高宗李渊的封爵是唐国公；而隋文帝杨坚创立的隋朝也是如此，杨坚封爵随国公。本来历史上应该有个很随便的“随国”的，但咬文嚼字的杨坚认为这个“随”字长相不好，说字里的那个“走之”太不吉利了，要是叫这么个名，将来国家肯定会长腿走掉了。于是把“辶”去掉，加工出了一个“隋”朝。

    杨先生真是白费脑细胞了，他不知道自己儿子是那种“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随便起来就不是人”的主，绞尽脑汁想出了个没腿的隋字，不曾想建立起的是一个庞大的海豹国家，没有走之腿照样能快速走动，十几年工夫就被随便的隋二世杨广给弄走了。

    不过，桓楚更短命。因为桓玄确实不是当皇帝的料，他做了皇帝之后，不是励精图治，礼贤下士，领导全国人民奔小康，而是吃喝玩乐、花天酒地、胡作非为，什么好玩、什么刺激玩什么，德智体美劳五项重要考核指标，除了五大三粗的身体，其他四项全不及格，品德尤其差，这可能也是史家将他的代晋行为称为“篡”的重要原因之一。

    《晋书》说他“篡盗之后，骄奢荒侈，游猎无度，以夜继昼”，总之就是不分白天黑夜地打猎游玩，有时候一天出城好几次，早晨打鸟雀，中午射野猪，晚上逮狐狸，没个玩够的时候，搞得部下和民众叫苦不迭。

    桓玄这人还有个相当可恶的贪婪特点。当领导最忌讳的就是这个贪得无厌，你整天不想着怎样干好工作，老想着别人的好东西，不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才怪！

    桓玄是个贪财小人：“人士有法书、好画及佳园宅，必假蒱博而取之。”

    他若是发现别人有他喜欢的珍奇书画、庄园别墅，就会想方设法据为己有。

    不过他将别人书画、房屋易主的方法很独特，准确地说应该叫不是明抢的明抢：找对方赌博。

    先拉对方和自己赌博，然后对百赌百输的对方说：你差我那么多巨款我不要了，你就拿你家房子抵债吧。

    这用的是黄世仁的手段，那个杨白劳同志，你家差我那么多债款我不要了，就用你女儿抵债吧，我吃点亏没啥。

    你说这不是明抢是什么？皇帝喊你赌博，你敢赢他吗？他跟你玩石头剪刀布时，他出个“剪刀”手，你敢出“石头”吗？老老实实出块“布”让他剪才是王道，不然你早晚会被石头砸死，被剪刀捅死，被布勒死。

    跟这样的“赌神”赌博，谁都是有什么输什么，不输东西就输命。

    就这贪婪境界，也就相当于今天一个经常喊科长出来打麻将的局长的贪腐水平，哪能当皇帝呢？

    所以他被刘裕推翻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于桓玄，刘裕早就对他的粉丝何无忌说过：“桓玄若守臣节，当与卿事之；不然，当与卿图之。”

    这句话的核心意思就是六个字：观其言，察其行。

    桓玄若奉司马氏，我们哥几个就继续做他的手下；若发生自立为帝的不臣行为，我们就离开他、反对他、打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