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本书最后说到了范晔，再说一个和范晔同时代，只比范晔早出生十几年，知名度比范晔高很多的另一个大才子——谢灵运。

    谢灵运全家族都是名人，谢奕、谢安、谢玄、谢混、谢眺这些历史名人都是他的亲属。“北府军”的创建者谢玄是他亲爷爷，他爷爷可真是个有点本事的大爷，战场前线成功“卖拐”，愣是在淝水把苻坚的几十万大军忽悠得落花流水，疲软败去。

    不过谢灵运他爸太不咋地了，史书说他爸谢瑍“生而不慧”。

    “不慧”是很客气的说法，翻译成现代文差不多就是白痴、笨蛋、傻瓜的意思。谢氏家族的基因是很优良的，全族男儿个个都是潇洒聪明的精英分子，不知道谢瑍为什么天生的木讷、愚钝、智商偏低，而且还是早亡，年纪轻轻就病死了。

    谢灵运的妈妈也很有家世，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外孙女。算起来，谢灵运是王羲之的重外孙。瞧这名人，都跑一家去了，中国古代典型的门当户对的结亲模式。

    谢瑍生了四个儿子，长子谢公仁、次子谢公孝、三子谢公信、幼子谢公义。咦，奇怪呀，这里面怎么没有谢灵运的名字呢？

    其实最后一个就是谢灵运，“公义”是他的名，而“灵运”则是他的字，谢公义等于谢灵运。

    谢家哥四个是以“仁、孝、信、义”四字系统命名的，按顺序来，谁先出生谁先占字。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之前，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有很多家庭以这种方式给儿孙取名，选一溜词搁那儿摆着：赤橙黄绿青蓝紫、我爱北京天安门。出来一个领走一字，对号入座。蒋介石就曾以“松柏常青、梅兰竹菊”八个字给自己的重孙辈取名，所以才会有现在大家熟悉的蒋友松、蒋友柏、蒋友常、蒋友青、蒋友梅这些名字。

    谢灵运有三个不同的名字，因为从四岁那年爷爷死后，家人就把他送往钱塘道士杜炅的道观，让他在那里安静地成长。谢灵运在道观客居十二年，十五岁的时候才离观返家，所以，他的小名叫“客儿”，因此后人也称谢灵运为“谢客”，这名跟“刘寄奴”的来历差不多。

    不过谢灵运小时候比刘裕幸福多了，刘裕那小名正儿八经是苦歪歪的，因为他确实是差点被扔掉的弃儿。而谢灵运跟他有天壤之别，他之所以去道观寄养，不是谢家人讨厌他不重视他，把他赶得远远的眼不见为净，而是太在乎他太重视他了。按照当时的社会风俗，民众认为寺庙道观是多福吉祥之地，把他送到道观是借福的意思，祈盼神灵的力量保佑他健康成长。

    钱塘（今杭州市）最早时一直叫“钱唐”，到唐朝的时候，“唐”就成敏感词了，于是改称钱塘。谢灵运这段居住杭州的经历让他和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杭州乃至中国的茶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龙井茶都知道吧？杭州最有名的地方特产，龙井茶树就是后来谢灵运带到杭州去的，可以说，没有谢灵运，就没有龙井茶；而没有龙井茶，杭州将会比现在寡味多少倍？所以，杭州人最应该感谢谢灵运。

    也有人叫谢灵运为谢康乐，“康乐”是谢灵运的封爵。他爷爷因为战功赫赫被东晋朝廷封为康乐公，谢玄死后，这个爵位被谢灵运世袭继承，食邑三千户。三千户人家的赋税无偿供给谢灵运使用，这个待遇是很高的。不过到草根皇帝刘裕上台后，王、谢等门阀世家受到刻意打压，谢灵运的爵位由康乐公降为康乐候，食邑五百户，一家伙缩减掉六分之五。

    刘裕这一刀砍得够狠的，不过谢灵运也没什么好郁闷的，刘裕给儿子刘义真、刘义隆、刘义康的食邑才是三千户，他有两个二百五就算不错了。刘家分封的规矩是皇弟比皇子高，这样显着皇帝公平客气，不偏向自己的儿子。像刘裕、刘义隆分封诸王时，弟弟的食邑都是五千户。

    整个刘宋朝，食邑最多的是刘义宣，一万户，他是唯一的一个万户郡王。一万户是很了不得的数字了，那时候人口不多，绝大部分郡都没有一万户人家，有的州也没有一万户。像泰州下辖十四个郡，但却只有八千户，还不够赏赐刘义宣一个人的。不过当时大州的规模已经很大了，比如扬州有十四万户，人口达到一百四十六万，是同时代领先世界的繁华大都市。

    谢灵运没有遗传他老爸的“不慧”，打小就聪明过人，浑身才气到处往外冒，摁都摁不住，史书在这方面给予他高度评价：“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

    东晋全国一致公认，谢灵运文章写得最好，没一个人能跟他相比，才气第一。

    关于才气，谢灵运有句流传超广的名言：“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一石等于十斗。曹子建即曹操的儿子曹植，写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诗句的那位。谢灵运将他视为偶像，说如果天下文学之才只有十斗的话，那么曹植一个人独占八斗，剩下两斗，天下所有文人共占一斗，自己一人独占一斗。

    这就是成语“才高八斗”的由来。

    其实才高八斗明里是夸曹植，实际上是谢灵运捎带着古人搞自夸。曹植死了两百多年了，他上来替人家猛吹，其实重点在后半截：活在这世上的，没一个比得了我谢灵运，你们的才气1+1+1+1+N，勉强等于我的才气。

    这牛皮吹得忒大了点，简直自信到了自恋的程度。在六朝时期，谢灵运确实是个大家公认的才子，他开创了一个单独的诗歌流派——山水诗派，成为山水诗的鼻祖。但若论作诗的才华，他当在同时代但去世很早的陶渊明之下。

    陶渊明在后世拥有数不清的文坛泰斗级的粉丝，唐宋八大家中有三人公开称赞他的诗作古代第一。欧阳修在评价《归去来兮辞》时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在大文豪欧阳修看来，整个两晋，除了《归去来兮辞》，没一篇诗文入得了他的法眼，这一句话直接将自称一斗才的谢灵运撂倒在陶渊明脚下。王安石也曾赞陶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个而矣”。王大才子同样说陶渊明文采第一。苏轼夸得更厉害，说陶渊明的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这当中的“谢”就是指谢灵运，不但直接说陶渊明比谢灵运写得好，还说连李白、杜甫都比不上他。

    所以，谢灵运说他一个人堪敌天下才子，是把牛皮吹破了的过头话。不过这应该是他年少轻狂时所说的大话，后来他在自己那个同样才华了得的族弟谢惠连面前曾就此做过反思，说本以为天下一石之才，自己占一斗，其余人共占一斗，但见到惠连后，才发现惠连之才不亚于他。

    吹牛是男人的本性，更是男诗人的本性，请不要仅仅因为这句牛皮吹得有点大的狂语而将本应伸给谢灵运的大拇指换成小拇指。谢灵运的确是有真才实学，有着令时人羡慕的吹牛资本的。

    真实的谢灵运是个有钱、有才、有背景的“三有”精英男，这很难得，因为有钱有背景的人家多半出二流子败家子，出学富五车的才子的不多。不过谢灵运并不完美，他身上依然存在着官宦子弟所特有的铺张、挥霍和炫耀的奢豪习气，喜欢香车宝马，喜欢名牌服饰，经常领着豪华马车队在街头华丽丽地招摇而过。

    可能很多人只知道谢灵运是个大诗人，却不知道其实他不光是开创山水诗歌引领当时潮流的大诗人，而且还是个引领时尚潮流的先锋达人，史书这样评价他：“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

    这哥们儿是个喜欢颠覆传统、擅长标新立异的时尚先生，自己的服装、车马始终处在时尚前沿自不必说，他还常对当时人们所穿衣服、所用物品的样式和功能进行大胆改造，并很快使之风靡全国。当别人都还在以穿黄军裤为时尚的时候，他却把黄军裤裁剪成黄马甲套身上满大街晃悠。结果你猜怎么着？不出一礼拜，满城尽是黄马甲。大家觉得，谢灵运都穿上黄马甲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穿呢？

    东晋末年的谢灵运就是这么神奇的时尚风向标，巨星级人物，只要是他推崇的，一定会有大批追随者无条件推崇，跟现在的粉丝追星情形差不多，可惜那时候没有广告代言，不然他的出场费定是天字一号。

    谢灵运在时尚界属于备受关注的大佬级潮人，但在政界却默默无闻，影响力几近于无。刘裕登基后，给了他一个“太子左卫率”职务。这个职位挺不错的，专门负责太子的安全保卫工作，可见刘裕对谢灵运还是比较信任的，要不也不会让他去当未来国家领导人的保安队长。

    但谢灵运很不满意这个保安队长职务，他觉得自己应该到更重要的核心干部岗位上去，“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

    谢队长特别郁闷不满，经常闹情绪，他认为以自己的才能应该参与朝廷机要事务，担任个重要部门的部长乃至宰相根本没问题，但现实却是，皇帝将他打发到离朝政很远的太子东宫。丰满的理想和骨感的现实让这个“官心病”很重的诗歌界、时尚界双料达人整天觉得怀才不遇。

    见现任领导对自己不重视，谢灵运便去刻意结交庐陵王刘义真，他看好刘义真的政治前途，认为这位刘家三王爷是个潜力股，决定提前战略建仓，先和他拉好关系，等将来刘义真登基帝位时，就天天享受股票涨停板的快乐吧。

    这种思路在以人治为主的官场一直存在，下级官员无时无刻不在考虑抱上级官员大腿的问题，谁的大腿粗，谁的大腿可能会长粗就抱谁的大腿，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头上的帽子和屁股下的位子。这种政治投机行为，现在被戏称为站队、跟人。一切靠自己的厚黑功夫，站错队就会被淘汰出局，跟对人就能平步青云。

    谢灵运觉得自己是跟对人了，刘义真也觉得谢灵运跟对人了，这位很得刘裕喜欢的小三儿曾经公开放话：“得志之日，当以灵运、延之为宰相。”

    “延之”说的是颜延之，此人也是刘宋时期著名文学家，和谢灵运齐名，二人并称“颜谢”。刘义真是个喜欢舞文弄墨的资深文学爱好者，所以和谢灵运、颜延之关系非常好，说有朝一日我若得志当上皇帝，一定会任命谢灵运、颜延之为宰相。

    可以想象，如果刘义真后来成为“刘得志”，那谢灵运肯定是大红大紫的宰相。但作为皇子，把话说得如此露骨，显然是没有城府、缺乏政治头脑的草包，怎么可能会当上皇帝呢？

    不过刘义真之所以如此大言不惭，还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老爸刘裕很宠他。刘裕甚至生出过废黜太子刘义符，让刘义真取代的想法，他曾经派自己最信任的参谋长谢晦亲自到刘义真府中进行暗访考察，确定刘义真接班的可能性。可惜谢晦和自己的堂哥谢灵运不同，对刘义真不感兴趣。组织考察归来后，谢晦没有对刘裕说出诸如“该同志政治立场坚定，坚决拥护朝廷的领导，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好干部”之类的原则评语，而是以“德轻于才，非人主也”八个字评价刘义真的为人，说这小三子有点二，不是做君王的料。如此，刘裕才绝了让他接班的念头。如果谢晦当时在刘裕面前把组织考察报告稍微写几句好话，刘义真就登上太子之位了。若果真这样，那么谢灵运、谢晦这谢家两兄弟后来也不至于那样境遇凄惨地死去。但政治历来都如难以捉摸的天上云彩，让人看不清。

    谢灵运在政治敏锐性方面比谢晦差多了，谢晦好歹还掌控国家机要很多年，而谢灵运在刘宋官场上，永远都是失意者，没有一天受到过重用，这正是一斗才子最郁闷的地方。刘裕当皇帝时，他小官一个；刘义符当皇帝时，他还是小官一个；刘义隆当皇帝时，他依然是一个小官。所以他就生气，他就不服气，跟朝中大权在握，但诗书画造诣都比不上他的徐羡之、傅亮等人拧着干。凭嘛你们是辅政大臣啊？凭嘛你们就能使唤我命令我呀？你们比我有才吗？我写句“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的上联，你们能天衣无缝地对出下联吗？

    经常跟老徐老傅对着干，最后徐叔傅叔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两个人一合计，以组织名义调动了他的工作，派他去担任永嘉太守。

    永嘉是今天大名鼎鼎的浙江省温州市，这地方经济高度发达，小商品独步全球，你衣服上的纽扣、皮包上的拉链、鼻梁上的眼镜、脚上的皮鞋，很可能就是温州生产的，全世界的人都在使用他们生产的小商品。但在南朝，温州还是个冷僻的不毛之地，最著名的特产有两个：山和水。这地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依山傍水，除了风景好，啥都不大好。

    要是好的话，两位大叔能把谢灵运发配到这里？上山下乡，能没苦头吃吗？叫你瞧不起我们，叫你跟我们顶牛，你给我去大海边接受海风吹海浪打的革命锻炼吧！

    这次被逐出京城，对一心追求仕途成功的谢灵运是一次重大打击，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位前朝公子哥变得对政治一度失去了兴趣，在永嘉太守的岗位上和尚撞钟，得过且过，没有丝毫要求上进的想法和行动。

    说实在的，永嘉人民摊上这么个太守算是倒霉了，因为这位父母官完全是拿太守不当干部，对郡里的行政、党务、经济、妇联等工作一概不上心，“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

    谢太守从来不会在办公室里处理公务，而是变身为旅游局局长，每天不是在旅游就是在去旅游的路上，刚来不久，永嘉郡几个下辖县美丽的自然风光都被他看遍了，每次一出门就是十天半个月的，太守政务他从来不去过问，什么规划民生发展、处理疑难案件、维护社会治安之类的本职工作他压根没干过，尽顾着深入基层考察调研旅游工作，四处采风地陶醉在山水之间了。要是按照德能勤绩来考核官员的话，谢太守绝对不称职，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给差评。

    谢灵运在永嘉只当了一年太守就“称疾去职”，他以身体有病为由辞官回家了。

    在永嘉的一年时间里，谢灵运主要干了四件事：游山、玩水、作诗、生病。

    谢灵运的创作应该也可以归为“贬谪文化”一类，他被贬到永嘉后，一路游山玩水，一路写诗作赋，抒发自己的心情感受，创作出了大量的精美诗歌，《登池上楼》中广为传诵的经典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池上楼在谢灵运的官署附近，这首诗是他大病初愈后的作品。也不知道是水土不服还是心情郁闷，一整个冬天，谢灵运都病得卧床不起，总共就当了一年地方干部，好几个月躺床上当病号，你说这名叫灵运的怎一个背运了得。

    这次生病正好给了谢灵运一个很好的借口，他跟朝廷说，我革命的本钱太差了，不能继续在太守岗位上发光发热了，请让我回家休养去吧。

    其实这时候谢灵运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他觉得只要那两位生龙活虎的大叔在朝中掌权，自己就永无出头之日，与其当这种芝麻粒小官，不如回家种种红薯、交交朋友、写写诗赋来得痛快逍遥。

    就这样，谢灵运回到自己的祖居始宁县过起了当时很时髦的隐士生活。始宁即今天的浙江省上虞市，谢玄当年在这里兴建了一个庞大无边的谢氏庄园。谢家真的是太富了，富可敌市，根据史料估算，他家这个叫作“始宁墅”的庄园面积接近两千平方公里，比今天的上虞市面积还大。谢灵运的代表作《山居赋》主要写的就是他家庄园的迷人景致，看这篇赋文你才知道什么叫作真正的地主，“北山二园，南山三苑”“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

    瞧他们家后院，高山、河流、耕田、花园无所不有，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都是他们家的宅基地！

    因此，隐居在这里，谢灵运的惬意生活可想而知，“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

    谢灵运甚至生出了就这样一直安静恬淡地在老家终老一生，天天和一帮隐士饮宴唱和的念头，不亦乐乎。那些隐士也都乐意跟谢大款交往，因为吃喝玩乐从来不用自己埋单。谢灵运有的是钱，多得花不完，你要是不来找我玩，你要是不给我请客的机会，你就是不拿我当朋友。

    这种神仙生活比同时代的隐士陶渊明潇洒千万倍。陶先生也忒惨了点，同样是隐居乡间，同样是开创了一个诗歌流派（田园诗创始人）的掌门级人物，谢掌门花钱如流水，而陶掌门却贫困得只能喝凉水，家里穷到“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的窘境，一堆孩子却没一粒余粮，衣食无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简直能登上世界五百强穷人榜。

    两种隐居模式，两种不同人生。相比较而言，陶渊明穷且益坚，更有隐士风范；而谢灵运这个世家大公子，如果处在陶渊明那种潦倒情境，是断没有陶的那种“采菊东篱下”“带月荷锄归”的安宁恬淡的。

    但谢灵运也是高人，他在老家隐居这段时间确实静心写了不少诗赋的，《山居赋》就产生于此时，洋洋洒洒一万余字，没有中文系大学教授的语言功底，想读通那篇长赋很有难度。从史料记载来看，在始宁待的一年多时间里，谢灵运创作出了不少广为传诵的诗作，“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

    他的每一首诗传到京城后，上到达官贵人，下至贫民百姓，都竞相抄写传阅，往往一夜之间就无缝覆盖了所有民众，大家都陶醉在他的文风诗韵中，把他当大神一般地崇拜。在建康城，没人不晓得谢灵运谢大才子，谁要是说他跟谢康乐聊过天握过手通过电话，那可了不得，羡慕嫉妒恨的眼光能盯得你浑身生青春小痘痘。

    谢灵运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但可惜的是绝大部分都散佚了，现存的山水诗只有四十多首，多是描写永嘉、始宁等地的自然山水风光。

    谢灵运在中国诗歌史上属于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师级人物，他是第一个以山水风景入诗，将自然风光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先锋诗人，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诗歌流派——山水诗派。

    在这方面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没有才华实力作为支撑是无法做到的。谢灵运早年所处的时代正是魏晋超级盛行的玄言诗一统天下之时。所谓玄言诗，简单讲就是以阐释老庄哲学和佛教玄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这种诗歌产品是两晋时代的典型文化特产，当时社会动乱不堪，政治环境险恶，创作环境极为糟糕，诗歌题材多不敢触及社会现实，因为一旦越过雷池，就会遭受军阀武夫统治者的残酷迫害，所以，两晋的诗人中没几个硬骨头的，大家都顾左右而言他，写些“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的诗作。

    玄言诗就是这种大背景下的产物。我不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也不写“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我就写写“菩萨彩灵和，眇然因化生”，就写写“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写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没危险，都是老子、庄子和佛教这些逃避现实的内容。所以这种诗特别晦涩难懂，淡乎寡味，很多诗作都是掉书袋，一首诗中好多处老庄佛学典故，现在读起来老费劲了，没相当的专业功底，根本看不懂，不像后来的唐诗宋词那般朗朗上口。

    谢灵运打破了当时诗坛的沉闷之风，别具心裁地将山水自然风光引入诗歌，将自然山水之美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来歌咏，这在他之前是没有过的。之前的《诗经》《楚辞》里虽偶尔也有自然风光描写，但那些描写只是一种“比兴”手法，从来都只是一种绿叶的点缀。

    到谢灵运手上时，自然山水风光才终于在诗歌中从配角转为主角，经过谢灵运和谢朓等人的大力推广后，山水诗最终取代了玄言诗，谢灵运也由此成为中国山水诗歌第一人，后世比他名气大的王维、孟浩然等山水诗派的代表人物都可以说是他的徒子徒孙。

    自南朝以后的中国古代所有重要诗人，每一个诗人都曾经创作过大量山水诗歌。喜欢描写自然风光的李白、杜甫等诗界巨匠也都对这位山水诗歌的祖宗推崇备至，把他当作偶像人物。尤其是喜欢到处旅游的李白，每到谢灵运曾经光顾过的景点，总要心潮澎湃地感慨一番：“谢公入彭蠡，因此游松门”“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这些诗作表明，李白也喜欢追星，他是谢灵运的铁杆粉丝。因为谢灵运游览过鄱阳湖，所以他才决定一定要到鄱阳湖附近的松门山上去游览一番；在险峻的天姥山上，这位攀爬得比猴子还累的大诗人也没忘记遥想谢灵运当年登山投宿的历史画面。

    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派，在学术上各路专家都有分析著述，本人不再就这方面陈词总结。我只是另类地觉得，谢掌门的山水诗对中国的旅游业繁荣发展真是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很多诗人都是看了他的那些语言优美、意境悠远的山水诗而喜欢上了徒步旅游，并且一路旅游，一路写诗，由此造就了无数知名景点：没有张继就没有寒山寺；没有杜牧就没有杏花村；没有李白就没有桃花潭；没有范仲淹就没有岳阳楼……

    就凭这功绩，国家旅游局若授予谢掌门一个“名誉旅游大使”称号，他应受之无愧。那些无数著名诗人造就的著名景点每年都在为各地大把赚钱，为当地的GDP贡献着力量。那些诗人很幸运地生在了古代，他们想去哪里看风景，随便背个行囊出门就可以到处免费游览，好山好水一次看个够。假如生在今天，他们是没有机会写出脍炙人口的旅游诗的，因为诗人多半囊中羞涩，他们一定付不起5A景区昂贵的门票钱。特别像李白那样的旅游狂，定会在各大景区售票点前对高昂的票价望之兴叹：噫吁嚱，危乎高哉！买票之难，难于上青天！

    上青天很难。谢灵运虽醉心恬静的山水诗创作，但他的内心是希望自己青云上九天的，他想当大官，做梦都想。毛泽东曾经很看不起地评价谢灵运：“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

    这位“矛盾先生”在老家待了不久，刘宋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谢灵运的政治宿敌徐羡之和傅亮被清算，刘义隆上台执政。

    随着新天子上台，谢灵运时来运转了。元嘉三年，宋文帝刘义隆刚一主政就三顾茅庐把谢灵运召入朝廷。“三顾茅庐”是真有其事，并不是随口一说。在召谢灵运入朝为官时，刘义隆确实是派人喊了他三次：谢灵运，皇帝喊你回京城做官！

    皇帝就差没像刘备那样自己亲自带俩保镖去谢家堵门了，谢灵运不愿意出山，最后还是宋文帝叫和谢家有世交的范晔他爸范泰出面，情真真意切切地写了封劝他来京任职的信，谢灵运才接受了邀请。

    宋文帝特别欣赏谢灵运横溢的才华，谢灵运来朝后，立即被授予秘书监之职。

    秘书监是个很有文化含量的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兼档案馆馆长，你要是肚子里没点货，坐这位置上屁股不发烫吗？根据当时情形，宋文帝这个安排很正确，老谢同志专业相当对口。

    之所以对谢灵运这么看重，是因为宋文帝自己是个艺术发烧友，对诗文、书法等艺术非常感兴趣，而谢灵运当时在艺术领域已经是享有崇高声誉的艺术家了。在艺术专业领域，宋文帝和谢灵运是粉丝与巨星的关系，追星方面，皇帝也疯狂。

    谢灵运是个才艺达人，书法、绘画、诗歌门门会，门门精。尤其是诗歌和书法，造诣很深，宋文帝喜欢他的作品到了入迷的程度：“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

    谢灵运每次作诗后，都会自己用毛笔将诗作抄写在纸上。这些谢灵运再平常不过的练笔草稿，宋文帝却将其评价为“二宝”，诗一宝、字一宝，足见其在宋文帝心中的分量。

    面对这样一个才子臣属，宋文帝刘义隆可以说是没有亏待他，在其担任秘书监的时候，又加授侍中之职，还“日夕引见，赏遇甚厚”。

    不但把谢灵运由地厅级提拔为省部级，宋文帝还经常给他其他赏赐，一天都离不开他，每天都要和谢灵运见面唠嗑，谈艺术谈人生，把这个“二宝”当成了天天见的“大宝”了，那是相当地重视。

    可是，二宝并不领情，你不给他实质权力，即使喊他阿宝他也不开心。所以对于皇帝的亲近和信任，谢灵运并不欣喜。对秘书监呀，侍中呀，这些虽有地位但却没有很大实权的职位，谢灵运不感兴趣。面对屡屡封赏，谢灵运心里烦着呢：你别光给我虚职呀，来个实的。我不稀罕你给的大校军衔，你给我搞个师长干干，让我能正儿八经指挥几千条枪我才觉得爽。

    这就是谢灵运和宋文帝之间的矛盾，也是谢灵运一生的悲剧根源所在。谢灵运“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而宋文帝的态度呢，“上唯接以文义，每侍宴谈赏而已”。

    谢灵运郁郁不得志，他觉得自己是个金刚钻，可皇帝却不分派给他瓷器活干。他很痛苦，愤愤不平，我不就是想要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吗？皇帝你为啥总不给呢？为什么你总跟我谈论文章诗词呢？

    谢灵运这种思想在古代从政文人中比较典型，很多文人都是和他一般的心思，极度渴望被皇帝重用，渴望被授予宰辅实权。无奈遂心如意者极少极少，多半情形下，越是才华横溢，越是能得到皇帝亲近喜欢，但也越没机会在政治上大有作为。因为皇帝总是喜欢把有才的人留在自己身边，陪自己私聊，让才子们的艺术气息熏陶自己。你要是当了皇帝，也会如此，你会放着温文儒雅、学识渊博的教授不要，而去找那些不知秦皇汉武为何人，平时满口脏话、随地吐痰的粗人来做自己的聊友吗？

    范晔如此，谢灵运如此，后来的大诗人李白亦是如此。李白多有才呀！可唐玄宗费尽波折地把他招呼进朝廷做什么？宴饮游玩助兴而已。和杨贵妃喝酒喝到兴奋了，就对李白说，小李子，快给俺俩写首好诗；御花园玩得开心了，又说，再来一首，要押韵的哦。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的名句就是这么诞生的。唐玄宗和爱妃喝酒赏花到高潮时，便叫一旁侍宴的李白给来一首。时间一长，老这么干，李白觉得太屈才，撂挑子不干了。

    谢灵运也觉得自己屈才，不想干了，于是开始消极罢工，“灵运意甚不平，多称疾不朝直。或出郭游行且二百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

    他经常谎称自己生病，不去上朝点卯，皇帝要聊天也找不着人了，私聊好友天天在家隐身呢。有时候表现得更出格，直接关机下线。别人在上班，他却独自旅游去了，而且一去就是两百里，十几天都不回京，这期间也不向朝廷上表说明行踪，连个象征性的事假病假条都不写一个。

    谢灵运这事干得挺过分。两百里路，虽然现在开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但在那个交通基本靠脚的年代，得走上好几天。你说你一个朝廷高级干部，都从南京跑过镇江了，连报告行程的短信息也不给有关部门发一个，太不像话了。

    谢灵运故意表现得如此无组织无纪律，目的只有一个：求被炒鱿鱼。他希望宋文帝一怒之下将他革职，反正他不想在政府部门工作了。

    对谢灵运这种无视朝廷存在的行为，本应给予严肃处理的，但宋文帝对臣属还是比较优待的，并没有直接给他纪律处分，而是给了他一个体面下台阶的机会，“上不欲伤大臣意，讽令自解”。

    刘义隆算是个比较体贴大臣的皇帝，他不想因朝廷处分把大臣搞得灰溜溜的没面子，而是要求长期旷工的谢灵运同志自己对此事作出合理的解释。这些天你都跑哪去了？

    谢灵运明白这是皇帝照顾自己，给自己一个从容扯谎的机会。于是上奏说，报告政府，这些天我生病了，一直在家躺着，没法上班考勤。现在还没好透呢，浑身是病，高血压、心脏病、老年痴呆症统统都有，请您允许我辞职回家养病吧！

    哦，原来爱卿是生病了，怪不得这么些天见不着人影。既然身体不好，那就暂时别工作了，去休假式治疗吧，“上赐假，令还会稽”。

    这是名副其实的“休假式治疗”，因为宋文帝批准谢灵运去会稽养病，并没有免掉他的侍中职务，他仍然是省部级干部身份。不过他到会稽以后，因“游娱宴集，以夜续昼”，遭到御史弹劾，不久就被免去官职。因为不免职实在说不过去了，你说你一个休假疗养的病号，天天组织一大帮人旅游唱歌酗酒集会，半点没有病号的样子，影响太坏。宋文帝一想，干脆拿掉他的职务吧，你不是国家公务人员了，爱怎么混怎么混去。

    没有了官帽的羁绊，谢灵运更是玩疯了，在会稽郡简直成了齐天大圣。会稽也是他们谢家的庄园范围。在那里，谢灵运照样活得滋润无比，“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

    谢灵运有的是钱，怎么玩都行，什么时尚玩什么，手下好几百人听他使唤，在山上开凿石阶，在湖里修建景点，大造亭台楼阁，大有把自家庄园建设成为5A风景区的趋势。

    谢灵运最喜欢的一项户外运动，直到今天依然很时尚——登山。

    南朝之前，喜欢驴行的名人数不胜数，但酷爱登山运动的，没人能比得上谢灵运，他应该算是中国户外登山运动有史可查的第一人。这人喜好登山的程度完全可以用“疯狂”二字来形容。有一次因所登之山林高草密，他竟带着几百人砍伐树木开辟登山之路，弄得“百姓惊扰，以为山贼”，当地民众见山上闹出那么大动静，吓得不轻，以为是强盗来了，政府官兵操家伙跑去一看，嗨，原来是谢大人在搞休闲运动。

    这种开山辟路之事不止一次发生在谢灵运身上，位于浙东地区天姥山中，现在已成旅游景点的“谢公道”就是谢灵运当年登山开辟出来的，全长三十多公里，后来这条路成为众多诗人追寻的风景胜地，并在此留下大量诗篇，李白那首《梦游天姥吟留别》即作于此。

    对登山爱好者谢灵运而言，其实山上本没有路，砍掉的树多了，便也有了路。以现在眼光来看，谢灵运这是破坏绿化、乱砍滥伐行为，啥审批手续都没有，就拎着斧头锯子上山砍树，这种法盲行为您可千万别跟着学，看守所的干活。

    谢灵运的户外登山运动不仅造就了“谢公道”，还引出了一个专利发明：谢公屐。

    在长期的攀爬山路过程中，谢灵运根据上山下山的不同用力原理，设计制作了一款便利的登山鞋，这种鞋的底部前后都安装有能卸载的活动齿钉，“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后齿”。

    上山时，把前面的齿钉卸下，把木屐调成前低后高模式，顺应山势，利于向上攀登；下山时装上前齿，卸掉后齿，形成前高后低模式，确保安全稳当不跌跤。这种新型实用木屐一经谢灵运穿着后，立即扩散开来，世人争相模仿，将其称为“谢公屐”。

    “谢公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鞋类驰名商标，流传很广，成了此后数百年内国人登山专用旅游鞋，凡外出旅游者，打开他们的行李箱，里面必有“谢公屐”，连李白也不例外，他在天姥山旅游时还写过“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的诗句。

    这种木屐一直到宋代还相当流行，南宋诗人叶绍翁那首“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著名诗作谁人不知？当中的“屐齿”就是谢灵运拥有专利权的那个发明，叶诗人当时脚上穿的正是木屐。不过也就在宋代，这种登山木屐逐渐演变成雨靴功能，专门供人在雨天泥泞湿滑的道路中行走。

    谢灵运在会稽玩得不亦乐乎，旅游写诗、登山辟道、发明创造，逍遥得不得了。正所谓乐极生悲，他的祸事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生祸的主要原因是谢灵运和会稽太守孟顗不和，两人戗得很厉害，差一点没抱在一起打起来。

    谢灵运这人出身名门，又才气冲天，所以为人很狂傲，一般人他瞧不上眼。而会稽郡太守孟顗正是谢灵运瞧不上眼的那一种。虽然孟顗是会稽的最高地方长官，但见过大世面，又在朝廷当过省部级高官的谢灵运哪会把这种地方小官当回事，不但不巴结他，反而经常揶揄他。那时候流行信佛，孟顗也不例外，特别虔诚地事佛。谢灵运知道后，当面嘲笑贬低他说：“得道应须慧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

    这话确实太磕碜人了，完全是蓄意鄙视和挑衅，他要是敢跟性格暴烈的张飞、李逵这么说话，估计只要他们上一秒听懂话的意思，下一秒谢灵运的脑袋就会被板斧削掉，肚子就会被长矛洞穿。谢灵运不但骂孟太守没有智慧，不配修佛，还赤裸裸地诅咒他，说你再怎么苦心修炼，将来也必定死在我谢某之前，成佛在我谢某之后！

    没办法，人要是想招祸，谁都挡不住。你说但凡是个人，谁被这么侮辱不是恨得咬牙切齿呀，“顗深恨此言”。

    谢灵运和孟顗的梁子就此结下，强龙和地头蛇之间的战争由此激烈展开。

    当时会稽郡的东边有个很大的回踵湖，谢灵运看上这个湖了，“求决以为田”。他想搞填湖造田，把湖水放干，然后在里面栽种庄稼。于是他给宋文帝打了个报告，请求批准把这个回踵湖划拨给自己。

    这报告在今天听起来太荒唐了，那个自然湖泊属全民所有，怎么说给你就给你了？你要是看上长江黄河太平洋，要不要也写个请赏报告啊？

    但在南朝时，就这个风尚。达官贵人皇亲国戚可以随便圈地，看上十三陵水库了，觉得这里面洗澡裸泳没的说，便霸住说，这水库是我们家的了，任何人不准在里面打鱼游泳，有偿收费。那时候就是这样，所以谢灵运家庄园才有那么大地盘，农民没有土地，只能给有土地的权贵当奴隶。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那是上不去，不然肯定会有权贵之家说，那是我们家围墙，谁也别想在上面搞登山运动。

    宋文帝拿报告一看，哎哟，不就是一个湖吗？哪有不批准的，原则同意，请孟顗同志照办。

    可这个孟顗同志却没有照办，他拒绝将回踵湖的产权交给谢灵运，理由很正当：“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

    孟太守的坚持其实不无道理，在这件事上，谢灵运表现出的是自私贪婪的嘴脸。孟顗争取的则是百姓的集体利益，他说这个湖离城很近，湖里每年都能收获大量的鱼虾、莲藕等水产品，郡城百姓因此受益匪浅，不能白白送给你。

    孟顗作为会稽最高行政长官，他这么做表面上看其实是很在理的，他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但这事皇帝已经批准了，作为太守，孟顗可以选择立即执行命令的。这种情况下，他一定坚持拒给，可以说他是位心向民众的好官，但结合前文因果，也可以说他这是对谢灵运怀恨在心，故意和他对着干，不想让他得遂所愿。

    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孟顗坚持不给，谢灵运也没法子，于是退而求其次，转而要求将另一个面积稍小的岯崲湖送给他，但孟太守貌似是跟他干上了，又以其他理由“坚执不与”，无论好说歹说，不给，就是不给。

    谢灵运恨死这个姓孟的了，对他使用了一些小人手法，在语言上中伤他，造谣说孟顗之所以不愿意把回踵湖交给自己，并非由于他说的那些对百姓有利的原因，而是用心险恶，“正虑决湖多害生命”。

    谢灵运说孟顗打算等湖水涨满了再掘开湖堤，把百姓多多地淹死。这个谣造得相当恶毒而且没有专业水平，一个地方最高长官，他只要不是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就断不可能干这种蠢事，真要是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他也干不成这事。所以，此事纯属子虚乌有。谢灵运这个心灵污点，课本上是不可能写出来的，我们在课本上看到的他的形象都是高大全的。不过，根据这谣言的业务水平推断，估计谢灵运生平造谣仅此一次，因为只要稍微有点经验，决不至于造出如此雷人之谣，可见，该同志还没坏到哪里去。

    但他接下来干的事挺流氓的。见太守不待见自己，谢灵运便和他唱起对台戏，给他添乱子，故意破坏当地社会治安，经常叫看家护院的家丁带人骚扰百姓，搞打砸抢活动，以此报复孟顗，想通过恶化当地治安的办法，让朝廷觉得孟顗没有能力治理好一郡之地，然后将其撤职。看来在那个时候就有对官员的“维稳”考核了。

    但谢灵运这招很失策，反而被老辣的孟顗狠将了一军。孟顗逮着这个机会就题发挥，将事态无限放大，他向朝廷参了谢灵运一本，说谢灵运兴兵谋反。

    得要多恨一个人才会告其谋反呀！孟太守真是恨谢灵运恨到骨子里了，谋反是灭族之罪，相当于万伏高压线，只要碰上，就没有活着的可能。

    谢灵运平时再吊儿郎当，再天不怕地不怕的，谋反这事他也怕。当听说孟顗告自己谋反后，谢灵运感到事态严重，“诣阙自陈”，亲自赶到京城，当面向宋文帝解释此事，说自己是被冤枉的。

    宋文帝可不是昏君，孟顗告发无效，“太祖知其见诬，不罪也”。

    刘义隆知道谢灵运不可能谋反，所以并没追究这事。但谢灵运这次来京后便再也没有回到过会稽，他的人生方向就此改变。刘义隆将他留了下来，再次授予他官职，叫他去当临川内史。

    临川是现在的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这地方是名副其实的“才子之乡”，王安石、曾巩、汤显祖以及晏殊、晏几道父子都是临川人，王安石的作品集都带有临川字样：《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

    谢灵运在临川内史任上还不到一年时间，但临川却是因他而产生了巨大的名人效应，王勃《滕王阁序》中那句“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夸的就是他，“临川之笔”即指谢灵运。

    在临川，谢灵运跟在永嘉一样，“游放自若，废弃郡事，为有司所纠”。还是那个老样子，谢灵运就是个旅游控，到哪里都是以看风景为第一。作为临川郡行政长官，他对公务置之不理，从来不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整天就只在风景区里走走走走走啊走……

    如此不务正业，当然免不了被弹劾，谢灵运又被监察人员给告了。

    当时是元嘉十年，朝廷正是一切由刘义康做主的时代。刘义康很讨厌这个世家大族的公子哥，接到弹劾奏本后，立即遣使到临川捉拿谢灵运。

    但事实却是，前去捉拿谢灵运的使者反被谢灵运捉拿了。谢灵运突然发飙，来了个反捉拿，将朝廷派来的使者给囚禁了，然后愤愤然写了首反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

    这首诗的确反意毕现，借张子房和鲁仲连两个前朝历史人物表达自己对刘宋朝的不满，透露出对晋朝的怀念和向往。

    谢灵运想穿越回东晋的想法很正常，因为谢家是靠司马帝国发家的，那时候，他们谢家多显赫呀，哪像现在，被挤对得跟丧家犬似的，一会儿调这儿，一会儿调那儿，连个小小的太守都敢跟他叫板顶牛，能不失落吗？所以这首诗当是谢灵运失意愤怒之极下的即兴之作，他把对刘宋皇家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到这首诗里了。

    囚使者、作反诗，这娄子捅得太大了。军队出动，将谢灵运抓捕归案。这回是理所当然的死罪了。司法部门向朝廷建议，说谢灵运率众谋反，依法应判处死刑。

    这个谋反罪对谢灵运来说有点冤枉，其实他只不过是一时气愤，咬牙切齿地说了几句狠话牢骚话而已，真要说他谋反，完全没有根据，他一个书生而已，拿什么资本谋反？就凭家里那几百个家丁保安？这显然不符合常理。而且谢灵运当时是在人生地不熟的江西临川，不是在根底深厚的浙江老家会稽，不具备谋反基础。一个逐渐没落、无兵无权的贵族公子，老鬼跟着你谋反！哪有那么傻的人？谁真要是想死的话，大河、井口都没盖子，咕咚一下跳进去就可以了，不比跟着你谢灵运造反死得轻松？所以谢灵运谋反之事难以令人信服，后世各种史料对此说法不一，《资治通鉴》没有采信《宋书·谢灵运传》中“兴兵叛逸，遂有逆志”之说，可见司马光是不支持谢灵运谋反说的。

    别说六百年后的司马光，即便是时任皇帝刘义隆也没把这事看得很严重，他没理会司法部门对谢灵运执行死刑的要求，而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上爱其才，欲免官而已”。

    刘义隆敬佩谢灵运的才华，没想过要处死他，只打算给他撤职处分。但刘义康却“坚执谓不宜恕”。皇帝说算了算了，代理皇帝却说不能就这么算了，必须严惩。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刘义康当时是多么权势赫人。

    因为刘义康的坚持，谢灵运没能逃脱厄运，念及他祖上功劳，被判死刑的谢灵运获得优待，“降死一等，徙付广州”。

    死罪虽免，但必须流放到广州服刑。古代流放罪是按照距离分等级的，罪行越重，流放的时间越长，距离也越远。当时的广州不仅是南方之南，而且蛮荒落后，谢灵运被流放到那里，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惩罚。中原人士在那个湿热之地待上几年，很有可能感染瘴疟或者水土不服就死了。

    但谢灵运并没有感染瘴疟的机会，在流放广州不久，他还是以谋反罪被斩首，怎么着都保不住自己的脑袋。

    没办法，由于刘义康的介入，谋反罪贴上他了，咋甩都甩不掉。谢灵运的死有点不明不白。《资治通鉴》对这个问题写得很简洁，颇有点惜墨如金的意味：“或告灵运令人买兵器，结健儿，欲于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诏于广州弃市”。

    “或告”是个极模棱两可的词语，就是“有人告发”。至于这个“有人”是哪个人，属于国家机密，不能告诉你，反正你只需知道有人控告你谋反就行了。这正是谢灵运死得糊里糊涂、不明不白的地方。

    有人告发说，谢灵运出钱叫人购买武器，召集武士，命他们趁自己被押解到广西三江口这个地方时，把自己解救出来，然后发动起义。但此次行动没有成功。于是刘义康下令，将谢灵运在广州公开处斩，一代诗坛巨匠就此陨落，死时才四十九岁。

    这个斩首由头把谢灵运写得过于神通广大了。他一个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没有行动自由的囚犯，竟然能从从容容、有条不紊地提前安排好一帮鲁智深在野猪林劫走自己的计划？竟然能提前知道他自己要从哪一条路被押往广州？如果他果真能做到这些的话，那他就不是去广州服刑，而是去广州旅游的。可见，“半路劫囚车”这件事系刘义康的有意诬陷。即使有这种事，那也应当是刘义康想让谢灵运死的故意安排。

    刘义康那时候是很刚愎自用的，谁不顺着他，谁影响他的政治利益，或者他看谁不舒服，谁就得倒霉，就得被他收拾。不要说文坛书生谢灵运，即便是威震敌胆的武将檀道济，也被刘义康给算计死了。

    檀道济的死还真和谢灵运有牵连，在宣布檀道济一溜罪状时，就有一条和谢灵运紧密相连,“谢灵运志凶辞丑，不臣显著，纳受邪说，每相容隐”。

    这意思是说，檀道济早就跟有不臣之心的谢灵运有一腿，两个人是潜伏在一个战壕里的造反派，说檀道济知道谢灵运策划谋反却有意对其包庇隐瞒，不报告朝廷。

    这个事情已经不需要分析，历史早有定论，系刘义康故意诬陷造谣，枉杀忠臣良将。谢灵运死后两年多，檀道济才被逮捕处死，如果檀道济果真有谋反之心，果真和谢灵运有瓜葛，在谋反计划已经暴露的情况下，他岂能隐忍两年多而不付诸行动？难道是专门在那儿等着朝廷来收拾自己？这种行为对一个久经沙场、百战不殆的猛将来说，显然是不符合正常逻辑的。

    只要稍微梳理一下元嘉中期的历史资料，我们就可以发现，檀道济其实是死于刘义康的野心，真正想谋反的人是刘义康自己，他贼喊捉贼地干掉檀道济，是为了早日铺平自己的谋反之路，因为如果檀道济不死，他绝对没有任何机会取代病怏怏的三哥成为皇帝。他知道，一旦日后他以非正常手段登上帝位，对朝廷一贯忠心耿耿的老檀肯定会带着他无坚不摧的野战军杀进建康拿下他的。

    所以他决定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提前把这个绊脚石搬掉。

    当时是元嘉十三年，正值病猫皇帝刘义隆病情最为严重的时期，史籍上对他其时的病情描述特别严重：“上有疾，不朝会”“帝久疾不愈”。

    帝国最高首脑成了个久治不愈的老病号，病情严重到已经不能上朝。人坐都坐不起来，怎么上朝？总不能把担架抬到朝堂上和大臣商谈国事吧。

    皇帝这付样子，刘义康的心腹刘湛等人都以为他必死无疑，个个心花怒放地等着皇帝驾崩的喜讯传来。刘义康也不例外，他在悄悄盘算着如何才能顺利地接到皇帝哥哥的班。

    而檀道济就是他接班的最大障碍。

    檀道济那时是刘宋唯一一个硕果仅存的老资格勇将，当年跟随刘裕一起南征北战的猛将都已经死光了，只有檀道济还在黄河前线坐镇防御，抵挡对南方虎视眈眈的北魏大军。从当时的军事地位看，檀道济已经算得上是刘宋的镇国之宝，珍贵的大熊猫一个，绝对找不出第二个了，“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

    不但檀道济是功勋卓著的元老，他的军中亲信将领也多是身经百战的勇士，还有檀道济的几个儿子，也都丝毫没有纨绔之气，皆是文武双全的将帅之才。所以有“朝廷疑畏之”之说。但从现实情况看，这个“朝廷疑畏之”主要是指刘义康疑畏之，刘义隆当时已病得没心思疑畏这些事，他那个时期疑畏最多的是自己喝下去的那些药能不能帮自己退烧，中成药到底有没有特别疗效。至于朝政，都是刘义康在全盘主持，平时来向他早请示、晚汇报一下就行了。

    关于这事，有关史书有详细记载：“彭城王义康虑宫车晏驾，道济不可复制”。看到了没，是说王爷刘义康害怕檀道济，不是皇帝刘义隆。刘义康很忧虑，他担心颇得将士拥护的哥哥因病而死后，再没人有资格有能力控制和指挥得了檀司令，这样自己将来麻烦很大。

    可见这个时候，刘义康已经自觉把自己当成了未来的皇帝，虽然眼下是在为皇帝哥哥办事，其实都是在为自己办事，所以，为了将来顺顺利利，他必须要假皇帝哥哥之手拔掉檀道济这根潜在的肉中刺。

    “拔刺计划”进行得很隐秘。在刘义隆病情加重的时候，刘义康委婉地向躺在病床上的哥哥建议，将在外地驻防的檀道济召回朝廷。

    刘义隆接受了这个建议，命檀道济进京觐见。

    在召檀道济回京之事上，这哥俩各怀心思。

    哥哥觉得自己怕是不久于人世，把这个大将叫回来，万一自己不行了，临死前紧急托孤，让他辅佐自己的儿子继续革命事业。

    弟弟也觉得哥哥将不久于人世，把这个大将叫回来，万一哥哥不行了，在他临死前紧急行动，把他做掉，不让他影响自己未来的革命事业。

    蒙在鼓里的檀道济风尘仆仆地赶到京城，受到了皇帝的热情接待，在建康待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也不知道是不是特效药管用了，自打檀道济到来后，刘义隆病情大幅好转，头不痛了腿不酸了，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这么着，哥俩的计划都没机会实施。于是刘义隆说，那你就回到你的岗位上去吧，老跟这儿待着影响工作呀。

    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二月底，檀道济决定乘船离开建康，当时的情形是檀道济“已下渚，未发”。

    他已经到达了码头，登上了送他离京的船只，就等着起锚远航了。

    但是，结果大家都知道，他走不了。并不是船长请假了，船只漏水了，油箱里没有柴油了，都不是，是领导送来请柬了。

    叫人送请柬来的领导是刘义康。

    也该檀道济倒霉，他在京城住了个把月，皇帝身体都是好好的，他刚要回去，皇帝的病就突然加重。这让刘义康觉得情况紧急，他以前的担心又跳出来了，于是决定除掉檀道济。

    方法是诱捕。他派人火速赶到码头，假冒刘义隆诏令，说皇帝决定为檀将军举行一次盛大的饯别宴会，请他回去赴宴，吃完饭喝完酒再走。

    檀道济哪知道这是刘义康矫诏作假呀，高高兴兴地跟着来使走了。

    这一走，就直接走到了鬼门关。

    当然，檀道济不会死得不明不白，刘义康编也得给他编几条能死好多次的罪状。

    最后编出的最重头的罪行是：“道济潜散金货，招诱剽猾，因朕寝疾，规肆祸心”。

    这是宋文帝刘义隆问罪诏书上的一句话。也不知道这哥俩到底是怎么弄的，史书对刘义隆在处死檀道济这件事上的想法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只说是刘义康伪造诏书将檀道济骗回来逮捕，至于逮捕后，最高领导刘义隆对他的处置是怎么个态度，没说一字，只是在最后很突兀地冒出这么一封问罪诏书，也不知道这诏书是真的还是伪造的。

    想来这回应该是真的，但既然是真的，刘义隆为什么会同意杀死檀道济，扳倒国家的擎天柱呢？刘义康杀他有一万个理由，但对天子刘义隆而言，却找不出一条必须杀死檀道济的理由。所以这事很让人迷惑不解。也许这正是君王无情的特点之一吧，总是翻脸比翻书还快。

    诏书历数了檀道济的多项谋反行为，说他悄悄变卖家产，偷偷招聘地痞流氓，趁皇帝卧病在床，阴谋反叛朝廷。

    檀道济哪料到自己一生忠心不二，却落了个谋反不臣大罪，气得暴跳如雷。他在被逮捕的那一刻，怒不可遏。“道济见收，愤怒气盛，目光如炬，俄而间引饮一斛。乃脱帻投地，曰：‘乃坏汝万里长城’。”

    想象当时的画面，我们依稀看见一代名将在突然遭到逮捕时豹眼圆睁、厉声斥骂的愤怒表情！这不是愤怒的小鸟，而是愤怒的大雕，他用如炬的目光瞪着刘义康，抓下头巾使劲扔到地上，既是警告又是慨叹地说：你这是在摧毁你们自己的万里长城！

    檀道济的这句话名垂千古，从此以后，在汉语语境中，“万里长城”便和保家卫国的人民军队挂上了关系，现在，用长城代指军队的说法人尽皆知。成语“自毁长城”即出自这里，还有“目光如炬”也是。檀道济临终前还创造出了两个后世使用广泛的成语，这是他绝对想不到的。

    檀道济说得一点也没错，刘宋帝国这种滥杀功臣的恶行确实是自取灭亡，典型的亲者痛、仇者快的愚蠢做法。檀道济死后，南朝宋再也没有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顶尖名将，军力指挥系统受到严重影响。

    一直被檀道济压着打，特别忌惮檀道济的北魏将士听说檀道济被杀，欣喜若狂地载歌载舞欢庆胜利：“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

    北魏高兴坏了，差点没把檀道济的忌日定为国庆日，他们开心地说：檀道济死了，东吴那帮豆腐渣军队，再也没有谁让我们担心的了！

    马背上的北方人在军事上一直瞧不起舟船上的南方人，自打令他们闻风丧胆的檀道济死后，北魏军团攻击刘宋军队时毫无顾忌，打过黄河去、打过长江去成了他们的目标。十四年后，北魏铁骑越过黄河边界，毫不费力就打到江苏境内，优哉游哉地饮马长江。宋文帝刘义隆在建康城楼上隔江远眺猛如虎狼的北魏大军，仰天长叹道：“檀道济若在，岂使胡马至此！”

    刘义隆说这话相当于狠狠地掌了自己一个大嘴巴，现在念叨檀道济不在了，檀道济为什么不在了？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只是，当初，他们是不知道如此的，这是所有帝王的通病。

    因为谢灵运谋反案和檀道济谋反案有些联系，所以在本章结尾将檀道济的结局交代了一下。檀道济的事还没有说完，接下来的北伐内容还会继续讲到他，他是北伐名将，哪里精彩哪里有他。这一时期的历史，因为檀道济而出现了不少亮点，这些亮点在接下来的一章中将会陆续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