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进行过程中，只要有南北方政权存在，那么毫无例外，双方都始终处于敌对状态。南方对北方嗤之以鼻，北方对南方不屑一顾，互相看不起，互相拆台，连称呼上都透着股蔑视。南朝称北朝为“索虏”，北朝称呼南朝为“岛夷”，极尽贬低之能事。

    “索”指发辫，古代北方民族多有发辫，他们喜欢把头发剃一半，留一半，并将头发系成辫子。而南方人的头发都是盘起来，用簪子别住，女的在头上插花串金，男的则用冠帽把头发罩住，北方人那种辫子粗又长的小芳模样，在一贯以中华正统自居的南方人眼中，简直就是俗不可耐的原始野人，所以南人觉得“索虏”很适合形容北人。

    北方人也不甘示弱，发明了一个同样充满蔑视意味的“岛夷”词组回敬南方人。

    北魏的拓跋焘和南朝宋的刘义隆二人也是相互鄙视、相互较劲的，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中国历史上南北双方关系的一个缩影：对立、不统一，外加互相攻击。

    拓跋焘和刘义隆这两个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不同区域的皇帝，算起来其实是很有缘分的，这对冤家的人生经历有许多地方都高度相同。

    两个人的执政时间相同，拓跋焘是公元423～452年在位，刘义隆是公元424～453年在位，都当了30年皇帝；两个人还都是十来岁登基，寿命也差不多，都是在四十多岁的壮年期死亡，而且死亡原因高度相同，都属于非正常死亡——宫廷谋杀。

    历史上同时代的南北对头拥有如此多巧合的极为罕见，罕见到竟然连政绩都相同，都在自己的皇帝任期内将帝国事业带入巅峰。就工作成绩而言，拓跋焘和刘义隆都各自超越了自己的前辈，将国家治理得繁荣富裕、兵强马壮，达到了之前从未有过的高度。

    综合来说，元嘉年间，南北朝之间的主要矛盾是北魏皇帝拓跋焘日益增长的治国水平和宋国皇帝刘义隆日益增长的好大喜功心态之间的矛盾。

    毫无疑问，这两个人都算得上是有作为的皇帝，但整体考量比较，北强南弱规则依然适用，北魏的拓跋焘明显胜过南朝宋的刘义隆。刘义隆一生都在和拓跋焘角力，他一门心思地踏上了北伐这条不归路，只想着如何灭掉北魏，成为北伐强人，建立不世功勋。但无奈刘义隆力有不逮，在拓跋焘面前始终处于下风却不自知，依旧蚍蜉撼树似的穷兵黩武，最终落得鼻青脸肿的下场。

    除了文化素养，其他任何方面，刘义隆都不是拓跋焘的对手，只可惜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刘义隆没看清楚这点，他以为拓跋焘是个没心眼没脑子的大老粗，还跟他使过反间计。

    北魏大将王慧龙在刘宋第一次北伐失败后，被拓跋焘任命为四镇守将之一，担任荥阳郡太守，负责防守荥阳要地。

    王慧龙是个将帅之才，他就任郡守后，亦农亦兵，双管齐下，带领本郡军兵搞大生产、大练兵，两个文明建设大放异彩，“归附者万余家”。有一万多户人家主动跑到荥阳，自愿成为魏国人，这其中包括不少刘宋居民。在那个年代，人口是立国之本，打仗交税、生产发展、养活皇室，哪一样都不能没有人口。人都移民国外了，本国还怎么实现四化奔小康？所以邻国当家人刘义隆特恨这个王慧龙，想用离间计把他搞臭搞死，灭了这个国境边上的威胁者。

    离间的核心技术就是散布谣言，刘义隆派人到处造谣说：“慧龙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说王慧龙对自己功劳这么大，却只担任太守这么小的职务很是不满，打算叛变魏国，投靠宋国。

    在有组织有计划地一阵密集造谣后，刘义隆那个高兴啊，躲在墙拐角里捂着嘴笑，心想王慧龙这次彻底玩儿完了，拓跋焘听到这条路边社消息，一定会逮捕法办他的。

    果然，王慧龙要叛国造反的消息很快就传到拓跋焘耳中，还真不出刘义隆所料，拓跋焘马上有了反应，迅速就此事专门下诏，并派人将诏书送到荥阳。

    看来王慧龙这次真的要大祸临头了。

    但实际情形却和刘义隆期望的恰恰相反，拓跋焘听到王慧龙要造反的小道消息后，马上就判断出这是刘义隆的借刀杀人计，所以，为了安慰王慧龙，打消他的顾虑，拓跋焘特意就此事专门给他下了一道诏书：“刘义隆畏将军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风尘之言，想不足介意。”

    你说刘义隆惨不惨，绞尽脑汁想出的一条“妙计”，分分钟就被拓跋焘识破了，不但没达到除掉心头之患的目的，还让人家君臣更进一步融洽了关系。皇帝说，王爱卿你别担心，刘义隆那家伙是因为怕你所以才决定陷害你的，这种捕风捉影的言语，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工作该咋干还咋干，不要有心理负担。

    刘义隆和拓跋焘的差距就在这里，前者虽重千斤，但后者却是四两，轻轻一拨就将其全部的力量化为无形。

    拓跋家族皇室成员整体治国能力是很高的，这个家族对中国古代历史产生过方向性的重大影响。他们终结了北中国一百多年的战乱，将乱成一锅咕嘟咕嘟的热粥的北方大地全部统一，为后来的隋朝南北大一统以及唐朝的顶峰巨献奠定了早期基础。而最终一统北方大地的正是刘义隆一生火拼的对象——拓跋焘。

    拓跋焘从十二岁开始就指挥千军万马沙场鏖战，短短一生，击柔然、打西秦、吞北燕、灭胡夏、并北凉，指谁打谁，打谁赢谁，好几个国家在他手中灰飞烟灭，如果写悼词的话，完全可以这么说：他是建立了不朽功勋的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和革命家。

    拓跋焘的事迹太多太突出，本书由于侧重于南朝，所以不在此拐弯叙述他的人生经历，根据北朝拓跋家族和南朝刘姓家族的整体表现，我觉得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刘家第一代的刘裕是龙，第二代的刘义隆是蛇，第三代那些我都懒得写出名字了，个个都是变态狂虐待狂，简直连虫都算不上，就是一些个蛆，这些刘家货色后面会一个不漏地讲到。

    而拓跋家族和刘家明显不同，刘家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拓跋家则是一代胜过一代，第一代拓跋珪是龙，第二代拓跋嗣是龙，第三代拓跋焘是强龙，后面他们家虽然改姓元了，但依然以龙居多。其实他们主动将鲜卑拓跋复姓改成汉族元氏单姓，这种全盘彻底的汉化本身就是龙的行为，虫子绝对干不出这么先进又有远见的事情。

    说了这么多铺垫，其实只是想证明，北朝凶猛，不宜招惹；南朝温顺，挑衅北朝肯定会吃亏挨巴掌。

    事实胜于雄辩。我说的观点是有事实证明和支撑的，第一次北伐凄惨收场即是明证，“彦之之北伐也，甲兵资实甚盛；及败还，委弃荡尽，府藏、武库为之空虚”。

    到彦之率兵北上那会儿，刘宋的盔甲刀枪武器等军用物资十分充足，但经过北伐的残兵败将这么一糟蹋，完了，国库里的粮食、军械库里的武器损失殆尽，库房里除了老鼠屎，啥都没有。

    照理说，吃了这么大的亏，刘义隆应该吃一堑，长一智吧，不应该好了伤疤忘了痛吧。但刘义隆却吃了堑，没长智，伤疤还没好就忘了痛。第一次北伐惨败十九年后，他再一次生出北伐的心思。

    这十九年，是南朝宋的黄金时代，期间对外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国内政局稳定，民众安居乐业，人口增加，经济趋好向上，综合国力相比之前，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刘宋当时虽然国土面积比北魏小得多，但由于是中华正统，再加上软文化、硬实力俱备，在亚洲地区俨然是响当当的“亚洲一号”，当之无愧的亚洲中心。周边的师子国、扶南、高丽、倭国，乃至遥远的西域各国，都纷纷遣使来朝，给刘家王朝进贡送东西，进贡物品五花八门，美女、大象、鹦鹉、人参……今天超市买得到的、买不到的，应有尽有，这些国家的目的只有一个：大哥，您腿粗，罩着小弟点。

    此时的刘义隆觉得自己很粗壮，我牛啊，我要去北方打蒙牛！

    元嘉二十六年，刘义隆打算实施“屠牛计划”，得到了大部分佞臣的高度赞同和拥护，“帝欲经略中原，群臣争献策以迎合取宠”。

    当得知皇帝有北伐意向后，朝廷大臣都满脸谄媚之色地上书进言，提建议，说原因，从各个方面论证此时发动北伐战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借以证明皇帝威武，具有战略眼光。当然，如果此时皇帝说不宜对外用兵，那些臣下照样能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地从各个方面论证此时不宜发动战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当一个政权到了满朝大臣时刻对皇帝观颜察色，然后想方设法迎合皇帝、投其所好的时候，可以说，这个政权已经沦落，已经是日薄西山的夕阳政权了。

    元嘉末期，虽然刘宋才成立三十来年，但国运已像滑落的夕阳，龙钟老态已现。当皇帝随便说一句什么话，就有无数臣下哼哼哈嘿无观点地附和拍马时，就代表着这个国家的黑夜即将来临了。四年后，随着大蛇刘义隆的死亡，刘宋便坠入到茫茫黑夜之中。不过，这种暗无天日的黑夜前奏，其实早在刘义隆时代已经开始，具体时间就是第二次北伐失败后。

    而和刘宋倚河对峙的北魏此时却是如日中天的另一番景象，朝廷上谄媚溜须的大臣极少，反而触犯龙须逆鳞的铮臣很多。有个叫古弼的魏国大臣为了给皇帝提建议，正儿八经敢舍得一身剐。

    古弼当时认为皇家园林太大，占地太多太浪费，应该把这些只供皇家休憩游玩的园林土地分出一半，赏赐给没有土地的贫民种庄稼。

    这事大家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的确，汉初的萧何也向刘邦提过类似的议案，说皇家那个专供打猎游玩的上林苑占地面积太大，闲着太浪费，不如分点给人民群众种点粮食多好！结果正在生病的刘邦见到这份提案，气得差点把中药罐都摔了，即刻下令把这位功高盖世的大丞相给抓起来丢进监狱。

    古弼敢提这个建议，可见其胆子多大。但他胆子大却比不上皇帝的棋瘾大。当古弼进宫反映这个问题时，拓跋焘正在和大臣刘树下棋，没理睬他，把他当作棋盘上一个可有可无的兵卒一样撂那儿半天不搭理他。

    古弼在旁边坐了好一会儿，突然出离愤怒地当场发飙了，他冲到刘树跟前，拽着刘树的头发，将其拖离胡床，然后对着倒在地上的刘树练了一通跆拳道、柔道、中华武术一锅炖啥的，劈头盖脸对着他一顿猛打，边打边说：“朝廷不治，实尔之罪！”

    这其实是在指桑骂槐，说，朝廷现在之所以不上正轨，都是你刘树的罪过！

    拓跋焘看到古弼当着自己的面对刘树使用迷踪拳，第一反应是大惊失色，怎么可能会有人在我面前使用暴力？但很快他就由大惊失色转变为大声道歉：“不听奏事，朕之过也，树何罪！置之！”

    拓跋焘这时候表现真不错，他没有高喊“来人啦，有刺客”，而是高声说，不听你的奏报，是我的错，跟刘树没关系，你快放了他，别再打他了。

    事后，拓跋焘不仅没有治古弼之罪，反而痛快地答应了他的所请，准奏，提高土地利用率，划拨一些给百姓耕种。比那个乡村干部出身的刘邦觉悟高多了。末了，拓跋焘还劝慰古弼不必担心以后会因此事而被穿小鞋：“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为之，勿顾虑也。”

    这话说得有点像教科书上的名人名言，一千多年前的封建皇帝居然说出了几十年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口气。只要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利，就继续竭尽全力去做，不要有任何顾虑。

    拓跋焘这么说，这个古弼还真是这么做的。

    过了不久，拓跋焘带着人马外出打猎，“获麋鹿数千头”。麋鹿在民间俗称“四不像”，头像马、角像鹿、颈像骆驼、尾像驴。这种动物最早是中国特产，但现在野生的麋鹿早绝迹了，全世界圈养的麋鹿加起来也不过一千头，拓跋焘一次打猎就抓到几千头，足见那时候遍地是麋鹿。

    要把这么多麋鹿运回去难度很大，于是拓跋焘写了个条子，叫人送给朝廷尚书古弼，让他“发牛车五百乘以运之”。

    加急电报：速派五百辆牛车来装运麋鹿！

    可是电报送走后不久，拓跋焘就不自信了，他对左右随猎人员说：“笔公必不与我，汝辈不如自以马运之。”

    “笔公”是对古弼的尊称，也是拓跋焘给古弼取的外号，因为古弼的头形状尖削，拓跋焘便给他取了“笔头”外号，生气的时候，就骂古弼是“笔头奴”，不生气时就尊称“笔公”。

    拓跋焘对大伙讲，笔公一定不会派车来的，你们还是自己老老实实趁早用马把麋鹿驮回去吧！

    果然，在向前走了百来里之后，那个送加急电报的使者回来了，并带来了古弼的回信，信中说，现在正是庄稼成熟的季节，谷粒、大豆遍布田野，山猪野鹿、鸟雀飞雁日夜偷食，为了减少损失，大家都在抢收庄稼，牛车全在运输粮食，暂时没有多余的牛车来帮你运载麋鹿，等我把粮食运完了就派车来。

    等粮食运完了，麋鹿大概也早就死光烂光了，这其实就是拒绝派车的托词。不过拓跋焘并没有对抗命不遵的古弼动怒，反而感慨万千地夸奖他：“果如吾言，笔公可谓社稷之臣矣！”

    看看拓跋焘的容人之量，看看北魏朝臣的刚直不阿，我们就能知道南北政府之间的差距。它们之间并不只是横亘着黄河，还有君臣之间心与心的距离，而心灵之间的距离，看似很近，实则遥远。看得见的黄河，可以天涯咫尺；看不见的心灵，其实咫尺天涯。

    刘义隆和他的那些只会溜须拍马的臣下虽然面对着面，但实际上就是咫尺天涯，君臣的心根本不在一块，皇帝说什么，臣下都违心地跟着附和赞同，这次北伐计划便是明证。

    在刘义隆头脑发热的时候，如果有几个像古弼那样站在国家立场专为皇帝挑刺、泼冷水的硬脑袋大臣，那这次北伐兴许能够避免，而如果没有这次臭不可闻的直接动摇了朝廷统治基础的北伐，刘宋不会在六十年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彻底崩溃。

    当时支持刘义隆北伐的几个主要吹鼓手分别是丹杨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谟以及御史中丞袁淑言等人。这几个人投皇帝所好，整天在刘义隆面前嗡嗡嗡地说，北伐是个好主意。

    王玄谟表现得尤其积极，他给刘义隆上书，长篇大论陈述北伐的可行性，看得刘义隆血脉偾张，激动万分地说：“闻王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

    狼居胥是山名，在今天的蒙古国境内。“封狼居胥”则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典故，说的是汉武帝舅老爷卫青的外甥霍去病的赫赫战功。西汉名将霍去病孤军北进追杀匈奴，深入茫茫大漠两千余里，终于在狼居胥重创匈奴主力。大获全胜后，霍去病在狼居胥山设坛祭天，并勒石纪念，在山上立了一块战胜碑。此后，“封狼居胥”便成了军戎人士的最高追求，拥有了封狼居胥资格，就代表着达到了事业的最高成就。

    刘义隆之所以矢志不移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北伐，就是想体会一把“封狼居胥”的快感，他也想效法霍去病，把北魏打得像匈奴那样跑得脚不沾地，这样自己不就成为一代伟帝了吗！只可惜他只有雄心壮志，没有自知之明，不知道自己是关云长卖豆腐——人硬货不硬。

    打仗这事得靠实力，光空想，光嘴巴狠有什么用？刘宋那时候的军事力量比起刘裕在世时，差得不是一点两点，最重要的是缺少将帅，士兵有好几十万，但能统率士兵的良将严重稀缺，有本事的都被刘义隆给杀了。谢晦，被干掉了；檀道济这时候坟头上的草长得比坟头都高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没有指挥得力的将领，战场上不可能打得赢。对于这点，拓跋焘曾直接写信鄙夷刘义隆：“彼公时旧臣虽老，犹有智策，知今已杀尽，岂非天资助我邪！”

    刘宋的国家机密被拓跋焘泄露出来了，拓跋焘很瞧不起地揶揄刘义隆说，你老爸时代的老臣虽然不少人年事已高，但他们都是智谋出众的人才，现在都被你杀光了，真是天助我也。

    南北之间的这种悬殊的军力差距，刘宋并不是没人知道，朝廷也有洞若观火者，唯一的北伐反对者，时任太子步兵校尉的沈庆之就看得非常透彻。

    沈庆之大概算得上是当时唯一的名将了，檀道济曾对他非常欣赏，第一次北伐结束后，檀道济亲自向刘义隆推荐沈庆之，夸他“忠谨晓兵”。因为这个原因，刘义隆将他调入禁军担任贴身警卫长。这人虽是“手不知书，眼不识字”的文盲武夫，但脑子很灵活，带兵打仗很有一套，有常胜将军的风范。他强烈反对对北魏用兵，说攻打北魏不可能取胜，只会“重辱王师”，结果一定跟上次一样，全军败北，狼狈逃回。

    沈庆之反对的原因有两点：第一个原因是：“六军之盛，不过往时”。

    沈庆之说得非常在理。当时宋国军队的作战能力严重偏低，和刘裕时代的猛虎之师相去甚远，即便是与第一次北伐那时相比，军力也只有后退，没有前进。而北魏由于频频扩张，将卒个个久经战阵，无论是单兵素质还是整体战斗力都远超宋军。一个二十年没有打仗的军队跟一个一年打二百场仗的军队叫板，最好是抬着棺材板同行。

    沈庆之反对北伐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第二个：“我步彼骑，其势不敌”。

    他认为南方步兵无论如何都干不过北方骑兵，不能无视这种客观存在的天然差距而盲目以弱挑强，否则必遭惨败。

    这条提醒非常中肯，你站在地上向上仰攻的步兵怎么可能打得过骑在马上朝下俯冲的骑兵？人家骑兵借着强大的冲击力，用马刀在你脖颈上轻轻一挥，你脑袋还没掉到地上时，挥刀者就连人带马已经飞奔出好远了，落在地上的脑袋就是能当地雷使也炸不着人家。

    步兵和骑兵对阵，除非有天才统帅指挥，不然万难取胜。如果步兵在战场上相当于手枪与步枪的话，那么骑兵就是机枪和冲锋枪，你手枪步枪才打出一发子弹，别人一梭子都突突突完了，这仗还能打吗？当时的北魏军队，骑兵是绝对主力，人手一马，多少战士就多少骑兵。不像刘宋军队，由于缺少战马，勉勉强强能凑齐一两万骑兵，军队的绝对主力是步兵。

    尽管沈庆之脸红脖子粗地阻止北伐，但刘义隆不仅根本不听他的劝告，还派主战派代表徐湛之、江湛二人去给他洗脑，跟他辩论，历陈北伐的好处。沈庆之被这个糊里糊涂的皇帝搞得喟然长叹：“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

    沈庆之很会打比方，说，治理国家好比治理一个大家庭，耕田种地，应当问专司田地生产的男性农奴；而织布纺纱这类手工细活，则应该去问擅长女红的婢女。现在陛下作出要去攻击一个强大帝国这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决定，却只跟丝毫不懂谋兵布阵的白面书生商量定夺，事情怎能成功！

    这种抱怨近乎是批评刘义隆有眼无珠了，但已被假想胜利填满了头脑的刘义隆一点也没生气，对于沈庆之有条有理的责问，他一笑置之，“上大笑”。

    在刘义隆大笑的时候，拓跋焘也在大笑，甚至是狂笑，他比刘义隆笑得更厉害。

    刘义隆大笑是因为沈庆之，拓跋焘大笑则是因为刘义隆。

    拓跋焘听说刘义隆要大举进攻魏国，就哈哈哈笑了。因为他觉得太可笑了，他从来不放在眼里的岛夷南军竟敢不知天高地厚地以卵击石，想跑到他的地盘上来做他的主，这叫什么事儿呀！

    笑完了，拓跋焘还觉得不过瘾，又给刘义隆写了封亲笔信，信中对自己的这个老对手极尽嘲笑：“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与我鲜卑生长马上者果如何哉！”

    看这文风，拓跋焘还是个文笔犀利的杂文家，简短几句话就把南朝皇帝鄙视得一无是处：你一个快五十岁的老家伙，其实自理能力也就等同于一个足不出户的三岁小屁孩。我们这些在马背上长大的勇敢的鲜卑人都懒得拿正眼瞧你！

    嘲笑了刘义隆一通后，拓跋焘貌似友好地给刘义隆送了两件礼物，“今送猎马十二匹并毡、药等物。彼来道远，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药可自疗也”。

    这下杂文家变成慈善家了，拓跋焘大为慷慨地给刘义隆送去了十二匹上等猎马，外加北方的毛毡、药材等土特产。这些东西的使用说明，拓跋焘都在信上写得清楚明白：你到我们这来打仗，水迢迢路长长的，你们南方那娇滴滴的马儿脚力不行，还是我送你十几匹骏马吧，你乘我们的战马来找我；考虑到你从未出过远门，骑马跑长途肯定会水土不服晕马生病，所以特另附特效药若干，你要是胸闷胃疼脑袋抽筋啥的，赶紧服用速效救心丸。

    我想大家都看出来了，这信损得不能再损了，以关心的名义，行贬损之事。谁收到这礼物，脸上都火辣辣地难受，其行为就跟《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送女人的衣服给司马懿差不多，可以起诉对方对自己进行人格侮辱了。

    刘义隆收到这封信和礼物，心里那叫一个气呀，他前面看完信，后面就下诏向北魏宣战！

    于是，刘宋再一次全国总动员，集全民之力北上攻魏。

    为弥补军费不足，刘义隆发动全国人民大捐款，“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献金帛、杂物以助国用”。

    甭管是亲王公爵、王妃公主、京官州长还是有钱的普通百姓，每个人都必须捐献金银绸缎和其他杂物，以充实国库。其实这不叫捐款，是带有强制性质的索要，没人敢不捐的，就像学校叫学生家长“自愿”交赞助费一样，没人说强制要你交钱，但没人敢不交钱。说白了，就是：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借钱也要捧个钱场，必须的。

    不光是捐款，刘义隆还向民众借款，对扬州、江州等富裕地区的大户人家借钱，“富民家赀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并四分借一，事息即还”。

    这是名副其实的吃大户了，凡是财产达到五十万的家庭和存款超过二十万的和尚、尼姑，朝廷强行借贷四分之一，待战争结束后立即归还。

    其实呀，还个屁。事息即还？拿什么还？被北魏打得丢盔弃甲，所有军用物资都支援了北魏经济建设，两手空空地逃回来，还指望着还钱？那么一大笔现金巨款，哪弄去？

    由于兵员不足，在捐款和强借之后，朝廷又来了个大征兵，命令京城附近人口稠密的六个州的家庭必须无条件支持北伐，把适龄男青年送到部队。家里有三个男丁的，抽一个去当兵参军；五个男丁的，抽两个。这个是硬杠杠，不能讨价还价的。不过当时的兵役法不像现在对号入座，那时候只算人头，如果你很有钱，不想去战场冒险送死，可以拿钱找别人代替自己去参军。甩一张支票给贫困户家庭：你家替我去个儿子，这支票就归你了。

    从以上几个事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宋文帝刘义隆完完全全是个不懂战争的糊涂蛋！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竟然各方面都在仓促之中临时抱佛脚，临开战时才发现兵员不够、军费不够、物资不够，脑子不是相当不做主的人怕是干不出这种荒唐事。倘若在这个问题上，他是脑子做主的人，必当会提前很多年有针对性地增训军队、储备物资、筹措军费，哪里会出现今天向全国人民发出解放全中国的命令，明天后天还因打仗的钱没着落而向民众强制借钱的昏招呢？

    这样的皇帝，这样的军队，不战已败。

    但刘义隆认为他自己是个军事奇才帝王，他认为自己的军队一定会秋风扫落叶般扫荡黄河北岸，光复中原。

    元嘉二十七年，在秋风阵起的七月，刘宋军队浩浩荡荡开赴前线，一路北上，大举攻魏。

    这次北伐攻魏的战略布阵可概括为“3+X”模式。

    “3”是指兵分三路：东路军主力由萧斌指挥，王玄谟为先锋，出长江，过淮河，经泗水后，笔直北上，主攻碻磝、滑台两个目标点；中路军臧质、王方从寿阳出发，剑指许昌、洛阳；西路军刘诞重点攻击潼关，威胁北魏战略重镇长安，以迫使魏军在长安周围屯兵，牵制其主力部队东移，策应东部战场的军事进攻。

    而“X”则是江夏王刘义恭。这位刘家王爷被任命为此次北伐的总指挥，他带着刘义隆的儿子刘骏进驻彭城，呼应三路攻击纵队，节制全军。

    最后的结果表明，这次的“3+X”模式虽然遭到彻底惨败，但刘义恭这个“X”在重要关头，对后来的战局发展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南朝宋和北魏打仗特有意思，每次的战斗模式都一样，先是震动模式：宋军大部队呼啸着冲向河南魏军，那气势震天动地；紧接着是呼叫模式：魏国老大拓跋焘朝黄河南岸士兵呼叫，不要恋战，退回河北。

    跟第一次北伐一样，这次也不例外，听说宋军打过来了，拓跋焘马上进入呼叫模式：“若兵来不止，且还阴山避之。”

    看见没？你从河边来，咱往山上走。拓跋焘告诉他的部队，如果宋军连续不断地大规模进攻，不要反击，先后撤到阴山一带避其锋芒。

    以骑兵为主的北魏打仗有个特点，冬打夏不打。夏天马瘦毛长的，不适合奔驰冲锋，战斗力会大打折扣。冬天他们最喜欢，战马秋膘刚起，马力强劲，寒燥的气候也让一直在北方超冷环境中生活的魏人特别适应，再加上冬天土地被冻得结实坚硬，更适合高速运动的骑兵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北魏的大战基本都是在秋冬季进行的。在狗都热得舌头吐老长的炎夏，你就是冲上去狠狠扇北魏人的耳光，北魏人也绝不会狠狠地朝你瞪眼吐口水，而是会狠狠地吞下口水，转过屁股一溜了之。

    宋军旗开得胜，战果辉煌，三路大军全线告捷。东路宋军进占碻磝，中路军攻克洛阳，西路军夺下潼关，紧逼长安。一千多里的战线上，只有滑台还控制在魏军手上，这是拓跋焘特意在河南留下的一颗革命火种，他命令坚守滑台，以备稍后的军事反攻。

    滑台是东路军的攻击目标，王玄谟率军将滑台绕粽子似的包围了好几圈，准备通过强攻占领魏军在河南的这最后一个堡垒。

    当时宋军人数众多，兵力优势非常明显，滑台作为一座孤城，如果在占领碻磝后就一鼓作气地紧跟着攻打滑台，滑台是很难守住的。但这个王玄谟是个不懂兵法的蠢材，著名的“井”牌将军——横竖都是二，二到思维迂腐的地步。

    王玄谟把滑台围住之后，并没有马上攻城，在这个重要的据点前，他的心思并没有考虑军事工作，并没有以军事工作为中心，而是思想严重跑偏，搞起了一切以经济为中心，患得患失地考虑起了经济工作。

    王玄谟部下将领见滑台已成瓮中之鳖，纷纷建议他采用火攻。

    那会儿房子大家都知道，没有水泥钢筋混凝土，多是茅草土坯搭盖的，东路军将领建议把火种绑在箭上射入城中，来个火烧滑台，让滑台的守军在烈火中永生。

    抛开现代战争的人道主义立场，单从古代军事手法上看，这的确是个好建议。趁对方还没任何准备的时候，突然万箭齐发，滑台城内必将一片火海，然后趁他们伤亡惨重时再指挥军队发起冲锋，滑台城一定会从魏军手中滑落的。

    但王玄谟拒绝实施火攻，不过他的拒绝无关人道，而是关乎财道：“彼吾财也，何遽烧之！”这个回答太有创意了，没受过脑筋急转弯的训练，简直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王将军说，城里的一切都是我们的财产，为什么要放火烧掉？

    这位将军在军界任职太可惜了，他应该去国资委上班，管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最合适。刚到人家门口瞟了一眼，就拍着胸脯对部下说，他们家的冰箱、彩电、汽车、咸菜缸都是咱们的了。

    王玄谟觉得，这滑台城分分钟就攻下来了，现在放火烧房子不等于是烧自己家的房子吗？等咱们进城后，那些房子就是我们的财富，咱可以炒一把房地产赚钱。

    但是丰满的理想遭遇了骨感的现实。火攻计划传出后，滑台城内守军“即撤屋穴住”。魏军一听，哎哟妈呀，太危险了，咱们差点省了火化费。赶紧的，都把茅屋拆了，挖地窖，当地下工作者。

    王玄谟这下亏大了，炒房是没希望了，真要是打进去，只能炒地下室了。

    这位王将军打仗不行，但商品经济意识特别好，有成为著名企业家的潜质，他在战场上随时随地都能把经济工作融入到军事工作之中。在城内房产泡汤后，他又把经济的目光投向了城外。

    城外形势一片大好。滑台附近地区的民众对刘宋军队有着非常高的情感认同，因为二十年前，他们属于刘宋，同根同脉、回归故土的思想心理很是强烈，他们不愿意接受北魏的野蛮统治，所以这一地区的很多民众都投奔刘宋军营，“时河、洛之民竞出租谷、操兵来赴者日以千数”。

    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居住在黄河、洛水一带的居民带着粮食、拿着武器，成群结队地加入北伐军。

    这种情形，我们看到的是宋军军力大增，而王玄谟却不，他看到的是赚钱机会。他把这些投军的民众以家为单位，每家每户都发了一匹布。

    别以为王玄谟是红十字会的，他可不是慈善家，发东西是有所图的：“家付匹布，责大梨八百”。一家只给一匹布，却要求每个得布的家庭上交八百个大梨子。梨子是当地的特产，王玄谟想干一票北梨南运，利用军队的物流运输把北方的大甜梨倒腾到南方去贩卖，狠狠地赚上一笔。

    你瞧瞧这位积极主张北伐的先锋官，他没想着怎样才能打败敌人，想着的都是怎样发战争财，魏军钻地窖里，这位钻钱眼里去了。

    那些满怀希望前来投军的民众见宋军主帅如此卑鄙贪财，都失望得不得了。刚开始他们以为可算找着亲人了，不曾想这亲人只亲梨子不亲人。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在胡骑凶猛的北方，这些南国故人好不容易盼来了王师，谁知这些王师来了啥安慰话也不说，直接用数字说话——1∶800。

    干这么不厚道的事情怎么可能会得到当地民众的真心支持呢？很快，民众便用脚投票，相继逃离宋军军营，他们弄不齐梨，只有离。

    王玄谟的愚蠢让宋军士气受到了影响，也失去了本可以作为根据地性质的当地民众的强力支持，在败亡的泥潭里，他又向前滑落了一步。

    失去了最初的大好战机后，滑台攻围战陷入了僵局，宋军连续猛攻了好几个月都战而无功。

    时间不等人。随着冬季的到来，刘宋军队频频进攻的上半场结束了，由北魏军完全主宰形势的下半场开始了。

    当年闰十月，时序进入冷冬，一身皮草打扮的魏军骑兵开启了南下救援滑台的军事行动。这次南下行动由拓跋焘亲自指挥，六十万北魏大军雄赳赳气昂昂地渡过黄河。

    六十万人，真是了不得，行军起来，铺天盖地、遮天蔽日。但拓跋焘还嫌威力不够，对外号称百万大军。姓刘的，你等着，我带着一百万军队来跨国抓捕你。

    明明只有六十万，却硬说自己是百万富翁，这是纯吹牛，也可以美其名曰心理战。吹牛撒谎是古代战场的行业潜规则，曹操、苻坚这些个枭雄率军南下时也都狮子大开口地吹牛撒谎，一万人能脸不红心不跳地吹嘘成好几万，反正吹牛不上税，也没统计局来找麻烦，只管往大里吹，吹到能直接把对方军队吓得自动缴枪不杀最好。

    有时候吹牛也是一种战斗力。滑台城外的王玄谟听说拓跋焘带着百万大军御驾亲征，吓得魂都不在身上了，在拓跋焘刚渡过黄河时，他一枪一弹都没放就颠着屁股往碻磝逃跑。

    他这一跑又给北魏军送来了“马踏飞燕”的机会，你步兵跟骑兵比田径，不折不扣的找死。拓跋焘下令军队全力尾随追杀，宋军死伤惨重，“魏人追击之，死者万余人，麾下散亡略尽，委弃军资器械山积”。

    这一战就有一万多名宋军死亡。一万多条生命，在草包将军的指挥下白白牺牲。这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的最好例证，如果换成一个不贪生怕死的将军，不可能出现这么多人死亡的灾难结果。士兵在战场上打仗，很多时候性命不是取决于自己的勇敢，而是取决于部队将官的才智。你走运了，跟对人了，跟在刘裕、萧承之这样有脑子的人后面，你就命大，即使几十几百个人碰到几千几万个敌人，也能免遭惨死结局。将官大开城门，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就把敌人吓跑了。而跟在王玄谟这样的草包将军后面，只能是运气不好自认倒霉了。

    王玄谟是刘宋第二次北伐期间的最大罪人，他的不抵抗逃跑主义给宋军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这次的滑台奔逃，不但军士死亡散佚殆尽，而且丢弃了数不清的军用物资，堆积如山的粮草、战舰、武器，这些在国内千辛万苦半买半抢筹集的军资，全部成了魏军的战利品。

    可惜北魏没有水军，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所缴获战舰的价值。他们只会骑马，不会开船，不然开着这些战舰进入长江，直接杀向建康城，刘义隆可就麻烦大了。就在此战的两个月后，拓跋焘率军打到建康对面的瓜步城，扬言要横渡长江进攻刘宋都城。可是，他们没有渡江工具，只是在附近砍伐竹子芦苇扎竹筏，说大军要乘坐竹筏过江。

    这事真是太笑话了，竟然想玩小小竹筏江中游，以为自己是闪闪红星玩漂流呀，咆哮的江水淹不死你！水军是强大的北魏军团一个致命的短板，他们把缴获到的先进的东路军战舰用出了树桩的功能，将战舰一艘一艘锁在一起横在江面上，阻挡从江上撤退的宋国水军。你说这种小小障碍怎能挡得住训练有素的南方水军？结果人家以特制利斧开路，几下就砍开绞在一起的舰船铁链，把不会水的魏军在岸上看得呆掉了。魏人不知道，他们拿这么好的战舰当挡板，就相当于拿着苹果手机却只会玩短信收发，太浪费功能了，最后到了隔江而望的建康，不得不搞起了手工扎竹筏比赛，这真的不是一点点的幽默。

    不过要说幽默，宋军里比魏军更幽默的人多得很，王玄谟和宋文帝刘义隆都很幽默，幽默度冷到零下水平。

    王玄谟多幽默啊，他在北伐前两片嘴唇就没停过，整天对皇帝嘚啵嘚啵快点北伐呀，封狼居胥呀；可到了战场上，他两条腿就没停过，整天噼啪噼啪拼命逃跑，和魏军主力还没照面，就差点屁股跑到脑袋前面去了。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句话拿来形容王玄谟最为合适。

    刘义隆把王玄谟当成北伐主战派的中坚力量，所以将他放在分量最重的东路军担任先锋，三路北伐大军当中，东路军是绝对主力，“士众甚盛，器械精严”，所有的精兵、所有的利器都被编组到这一支队伍中，因为滑台和碻磝的战略位置最为重要，魏军肯定会从这一地区强渡黄河。刘义隆指望着东路军大发神威，将北魏军统统逼到黄河里淹死，然后挥师北上，直捣魏境。

    但现在，王玄谟一战就葬送了东路军的全部资本，将士死光了跑光了，物资丢光了扔光了，北伐的全盘计划随着东路军的败退被全线破坏，无法再继续推进。虽然西路军推进速度非常之快，但东线战事一停，西路军如果再向长安进发，就会变成没有策应的孤军深入，不及时撤回就是死路一条。

    万般无奈之下，刘义隆命令刘诞的西路军和臧质的中路军全线回撤，收缩战线，应对已南下攻入宋国境内的北魏军队。

    这时候，情势急转直下，王玄谟兵败之后，宋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先前咄咄逼人的进攻转变为被动应付的阻击防守。

    这是一个搞笑的戏剧性变化，本来是气势汹汹地跑人家门口叫战，结果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不算，还被人家追赶着撵到家门口接着打。真正的引火烧身，吹别人的灯，却烧掉了自己的胡子。

    魏军渡过黄河后，开始全面南向反攻，三支火把分别沿东、西、中三个方向呈扇形烧向刘宋都城建康。

    东边的拓跋那自青州南下，直扑建康右边的广陵；西边的拓跋仁打洛阳南下，血战寿阳后，直趋建康左侧的历阳；中间这路不是火把，而是更厉害的火炬，拓跋焘亲自率领魏军主力，顺彭城南下，直接剑指建康。

    出现这种冬天里的三把火局面，是刘义隆事先绝对想不到的，不然打死他他也不会去招惹这位北方的复姓大兄弟。

    在熊熊火焰照亮刘义隆心窝的时候，刘义隆急火攻心了，他派人飞马传信给东路军总司令萧斌，命令他务必死守碻磝，不得弃城而走。而此时碻磝城里的萧斌在沈庆之的强烈建议下，正欲率军退守彭城。

    沈庆之把形势跟萧斌讲得很透彻，说死守碻磝没有任何意义，魏军数十万主力部队已全面南下东进，势不可挡，碻磝之南、彭城以北这片地区必将全部被魏军占领，固守碻磝只会徒增伤亡，不如撤退到彭城一线，充实长江防线实力。

    幸亏有沈庆之“阃外之事，将军得以专之，诏从远来，不知事势”的规劝，不然萧斌肯定不敢违背皇帝要他死守城池的诏令。在魏军包围碻磝前，萧斌果断将部队撤出，避免了东路军全军覆灭的命运。

    写到这里不得不说说宋文帝刘义隆的那些零下温度的冷幽默了。

    刘义隆最大的幽默正是上文所见的荒唐事：遥控指挥战斗。

    所谓遥控指挥战斗，就是皇帝坐在距刀光剑影的战场千万里之外的莺歌燕舞、香风熏鼻的皇宫，指挥前线将士前进、后退、冲锋、包抄等。

    可皇帝对战场情况一抹黑，一个啥都不知道的人，凭啥指挥正在现场作战的元帅、将军，替他们排兵布阵呢？

    没什么玄密的解释，只能说，深好此道的刘义隆得了一种病，一种自高自大的病，这种病的患者很特殊，一般只发生在至高无上的帝王身上。

    刘义隆当属于重度患者，病得不轻。宋军的两次北伐，都是他在遥控指挥，而且指挥的范围超广，基本上除了大小便不管，其他事情全管，所有行动都必须听从他的指挥，前线将帅无权决定进攻、后退以及防守事宜。

    你说这不是有病是什么？

    将领率兵出发时，刘义隆对部队的各项事务都有具体规定，几点开饭几点睡觉，哪天和敌人开战，甚至几时几刻和敌军交战，都有严格的规定，就差没规定军士必须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模样了。

    这种荒唐的管控让军队将领在实战中变得亦步亦趋、极度保守。比如这次拓跋焘因迫于压力不得不退兵后，刘义恭就因为没有接到朝廷明确指令而不敢从后抄底追杀魏军。

    当时魏军带着虏掠来的一万多宋国民众往北急退，距离彭城只有几十里路，众多宋军将领要求趁机出击，解救被强制押往北方的宋国百姓，但刘义恭担心朝廷问罪而不准将士出城。

    第二天，刘义隆的特使急匆匆地赶到，命令刘义恭火速追杀撤退的北魏军。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人家马蹄嘚嘚，早走远了，临走之前，因探知宋军想来抢人，魏军残忍地“尽杀所驱者而去”，把一万多无辜的百姓一个不留地全部杀害。鲜卑人特别嗜杀，在战场上对敌方军民的酷烈手段和程度与后来动不动就玩屠城的蒙古军团不相上下。

    面对如此强大和暴虐的对手，作为帝国最高领导，如果足够明智的话，根本不应该过多过细干涉将帅的指挥权，而应让将帅自己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机动处置，灵活对待。你皇帝对战场两眼一抹黑，凭什么在那指手画脚地胡乱下令干这干那？

    刘义隆觉得他凭的是本领和能力。高高在上惯了，奉承马屁话听多了，产生虚幻错觉了，他总觉得自己是魅力无比的天王，以为自己上知天文地理，下知生理卫生，比牛魔王还牛三分。其实，客观地说，在军事方面，他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战绩，因为他从没有直接指挥过作战，从没有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出现过。所以说，刘义隆只是自我感觉军事才华良好而已，其实他的军事水平是属于那种四大名将，排名第五的货色。

    历史上像刘义隆这样痴迷遥控战场的皇帝一抓一大把，许多朝代都有类似的活宝皇帝，隋炀帝杨广和宋太宗赵光义等人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当年战斗力强大无比的隋朝大军北伐高丽时，隋炀帝杨广就下了一道昏笨无比的命令，说高丽军被打得自动举手投降时，隋军必须马上停止攻击，并派人向他报告，由他决定是继续攻打还是接受投降。结果，狡猾的高丽军只要城墙被攻破，就立即说自己要投降隋军。于是隋军停止攻击，快马回国请示皇帝陛下。等快马跑完来回两千里路云和月，带回皇帝陛下的最高最新指示后，高丽人早就把攻破的城墙缺口修葺筑牢了，然后接着跟隋军打。谁要投降你呀？逗你玩！来来来，咱们再大战三百回合。

    高丽人抓住了杨广在千里之外遥控战场这个隋军气门，城防一出现危险，自己抵挡不住时就高喊投降，而隋军一听他们喊投降就吓得不敢进攻，回去请示皇帝的批复，最后每次的结果都比标准答案还统一：高丽军拖延战术成功，缓过气后继续和隋军血战，最终将隋军逼得无功而返。

    赵光义是比杨广更甚的远程遥控发烧友，发烧到创意无限，每次将帅出征，赵光义都要送给他们一张图——“平戎万全阵”图。

    这图是宋太宗赵光义亲自指导绘制的一套作战阵法，赵光义要求所有将领在打仗时，都必须按照图中所示排兵布阵，左边多少人，右边多少人，侧后多少个骑兵，中间多少个弓箭手，图中都严格作了限定，战场实战应用时按照说明书操作即可，不许任何人有丝毫更改。

    这么神经病的做法简直跟刻舟求剑一样愚蠢，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怎能一成不变地靠着一张死阵图以不变应万变？为什么宋朝军队败多胜少，总是挨别人揍？跟“平戎万全阵”有脱不掉的关系。看见敌人来了，将帅们赶紧拿出皇帝的红宝书照葫芦画瓢地布阵，无论轻重缓急、春夏秋冬、晴雨雾风都是那一套，不被人打得抱头鼠窜才怪！其实将帅们也知道，按照这种狗屁图作战，士兵们必死伤无数，但他们还是不得不将错就错，因为假如他们改变了作战方法，他们就会被皇帝砍脑袋。所以，为了能保住自己吃饭的家伙，将帅们也顾不得士兵们的脑袋了，爱怎么败怎么败吧，反正看图打仗，失败有理。

    这些个遥控狂皇帝不知道是不是跟他们的老前辈刘义隆学的，反正都是战况很糟糕。发生在刘宋政权期间的南北大战，刘家王朝一败涂地，局面坏到几近无法收拾。

    宋军全线撤退后，北魏军队并没有见好就收，六十万大军全面南下，压向淮河、长江岸边。

    面对魏军的强劲攻势，宋军节节败退，望风溃逃，拓跋焘如入无人之境，短时间内深入宋境七百余里，兵锋直指宋国重镇彭城。

    北伐军总司令刘义恭和三皇子刘骏都在彭城驻守，听说拓跋焘要来打彭城，刘义恭这个“X”吓破了胆，不假思索地决定放弃彭城，逃回建康。

    看看刘裕的这些个儿子，哪有一丝老子的英雄好汉本色？敌人还隔着老远，自己就打点行装准备当鸵鸟，生前从来都是天不怕地不怕总被别人怕的刘裕要是地下有知，定会气得怒发冲“棺”的。不过儿子不行孙子还凑合，武陵王刘骏极力反对弃城逃跑。

    这个刘骏就是两年后接替宋文帝刘义隆皇帝职位的宋孝武帝，此人在位时昏暴变态，丑恶无比，但在即位前却规矩老实，表现得相当不错，是时位移人的典型人物之一。

    尽管下文中我会狠劲批判他，但此时我必须赞扬他，这位刘家第三代在大战来临时刻，临危不惧，表现抢眼。他斩钉截铁地对刘义恭说，叔叔你是全军最高统帅，你要走要留我不敢干涉，但我绝不弃城逃生，“必与此城共其存没”。刘骏的意思很明白：你走我不拦着，但我坚决不走，城在我在，城亡我没。

    刘义恭一看这形势，哪好意思再跑路？大侄子都不走，自己作为他大爷，怎能腆着脸拍屁股走人？

    由于刘骏的坚持，彭城保住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彭城处于黄河和淮河的中间位置，是一个极具地理优势的战略要冲。当时北魏军团三路大军狂飙般地从黄河扫向淮河，一个月时间，淮河以北地区几乎全被魏军占领。后来拓跋焘南下到彭城以南的长江岸边时，正是因为担心侧后方的彭城宋军阻截他的退路，才不敢放肆地长留宋境屠戮破坏、渡江攻城，最终小心翼翼地北退而去。如果没有彭城这唯一一支宋国军队的牵制和威慑，杀戮成性的北魏军队绝不可能那么急匆匆地往回跑，他们定会在黄淮之间肆无忌惮地烧杀淫掠累了才会心满意足地离去，所以，彭城不失是宋军第二次北伐期间最大的一个亮点。

    拓跋焘知道彭城的重要，他带着魏军主力很快来到彭城，稀里哗啦一阵猛攻，但被守城宋军勇猛击退。

    就在宋军加强战备，做好抵御魏军更凶猛的攻击的准备时，拓跋焘却一改常态，放下刀枪不打了。

    带着这么多人大老远地跑到南方来，不打仗那干点什么好呢？

    拓跋焘早想好了：讨吃的，当美食家。搞舌尖上的魏国。

    这地儿全是他的仇人和对手，没一个他家的哪怕是姑姨表亲戚，他找谁讨吃的？

    说出来你也许不相信：刘骏。他要向刘骏讨要好吃的南方土特产。

    拓跋焘先是派人找刘骏求酒和甘蔗，刘骏很爽快地给了。不过这刘家小三子不是吃亏的人，他寻思着，总不能让外国洋人白喝咱白酒后又拿咱甘蔗解酒，咱也朝他要点东西，“武陵王骏与之，仍就求橐驼”。

    刘骏给了拓跋焘美酒和甘蔗，却对使者说，希望能得到魏国赠送的骆驼。刘骏这嘴巴张得比骆驼嘴还大，哪有这么礼尚往来的？送人一窝蚂蚁却叫人回赠一头大象，这悬殊也太大了，严重的贸易逆差呀，比王玄谟用一匹布换八百个大梨还要狠。

    但拓跋焘很是大方，这人虽然暴虐好杀，但却是一个性情中人，第二天就派人送来了许多礼物，“饷义恭貂裘，饷骏橐驼及骡”。

    不光是给刘骏送来了骆驼，还额外加送了骡子；不光是送给刘骏一个人，还给刘骏他叔刘义恭送来了貂皮大衣，这双边贸易太划得来了。

    拓跋焘南方美食吃上瘾了，酒和甘蔗吃完后，他又叫人来了：“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

    这简直像娱乐性很强的戏说历史电视剧里的搞笑情节，剑拔弩张的战场上，敌方皇帝兼最高司令官今天找对手要这个吃，明天找对手要那个吃，硬是把打一打、骂一骂，变成了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拓跋焘这回要的东西还跨界，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两不缺，一要广柑、橘子，二要玩赌博的赌具。当然，对于赌具，拓跋焘说是借，等自己娱乐完了再还回来。

    刘骏没有拒绝，吃的玩的都给了。拓跋焘还是没有让刘骏吃亏，让人送来了毛毯以及北方特有的黑盐、赤盐、臭盐等可吃、可治病、可保健的九种功能不同的盐和胡豆豉。

    这哪像战场呀，分明是双边商贸嘛。拓跋焘太有意思了，把南下打仗搞成了美食之旅、商业之旅。其实不光如此，从拓跋焘朝刘骏借东西的行为看，他似乎还想把这趟南行搞成文艺之旅，因为他竟然又开口说要借乐器。

    可能是拓跋焘觉得业余文化生活太枯燥了，派人去找刘骏，希望刘骏能借一些吹拉拨弹的乐器给他，活跃一下自己单调的军营生活。

    敌人总是这么借呀讨呀，让刘家叔侄有点担心，怎么什么都来借呀？不能因为你家有酱油就问我借螃蟹，你家有土豆就问我家借牛肉，再这么借下去，估计下回要来借彭城、借老婆了。刘义恭这次给回绝了：“受任戎行，不赍乐具。”

    刘王爷说，我们是受命出来驻军的，没带任何乐器，拿什么借给你？没。其实彭城是有随军文工团的，只不过刘义恭不愿意借罢了，他不想让拓跋焘有舒服的丝竹绕耳，巴不得他单调得烦躁死了才好呢，省得自己被他困在这里了。

    拓跋焘一看对方不借，那就打吧，只要打下彭城，甘蔗柑橘美酒乐器，乃至那些使用乐器的文工团员们，统统都是战利品。于是拓跋焘又率军对彭城一阵噼里啪啦猛攻。

    但战果不尽如人意，宋军防守很严，魏军一时占不到什么便宜。

    拓跋焘估摸着短时间很难攻克彭城，便决定暂时绕开彭城，率领几十万大军继续南下，直接向江滨城市瓜步杀去。瓜步即以前的江苏省六合县，现在已经改成六合区了，隶属南京市，和南京隔江相望。

    魏军一路南下，一路烧杀，“所过无不残灭”，凡是北魏军经过的地方，村庄、城邑全部摧毁，比蝗虫过境还可怕。到达瓜步以后，同样干的是坏事，“坏民庐舍，及伐苇为筏，声言欲渡江”。

    魏军说他们要打过长江去，活捉刘义隆。怎么过江呢？总不能光屁股裸泳过去吧？于是他们把瓜步的民众住房全强拆了，用拆下的木料造木筏，又去砍伐竹子芦苇扎造竹筏芦苇筏，搞出一副热火朝天横渡长江的架势。

    这事儿相当可笑。在江对面有好几十万全副武装的反登陆敌手阻截的情况下，好几十万人再加上好几十万匹马再加上好几十万人的随身行李，居然想靠最原始的竹筏木筏芦苇筏运输过江，简直是天方夜谭，历史上从未有过此类奇迹的军事行动。所以北魏军的这种行为完全是虚张声势的徒劳行为，擅长马术的北方人是无法突破南方的长江天堑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南北划江分治的重要原因，一到大江边，北方大军就没辙，败多胜少。所以，长江这条母亲河在古代是一条军事河流，她的军事功能甚至超越了她的航运功能。

    不过建康城的刘宋君臣可不知道拓跋焘这种“旅游漂流”般的筏筏族根本没能力渡过波涛汹涌的长江，他们被攻势凌厉的魏军吓得魂都不在身上，建康全城戒严，长江自南京到马鞍山七百里江面完全封锁，京城内亲王、公爵以下子弟全部强制参军入伍，充实长江防线。建康居民更是对嗜杀恶名远扬的北魏人恐惧之极，他们时刻保持着奔跑的姿势，“建康震惧，民皆荷担而立”。

    老百姓都把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放在担子里，然后挑着担子保持站立的姿势，一旦魏军过江上岸，他们立刻就挑着担子狂奔逃命。他们太害怕北魏人了，被他们抓住可就惨了。北魏军队是一支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性的野蛮军队，什么都抢，女人抢回去生孩子，男人抢回去干苦力，牲畜抢回去改善伙食，只有老人小孩他们嫌累赘不抢——全部杀掉。

    就在宋国全国总动员严密防守魏军时，魏国皇帝拓跋焘又玩起了在彭城的那种花样，但这次不再是美食之旅、商贸之旅，改了，改成了求婚之旅。

    拓跋焘一边做出渡江的态势，一边派人给刘义隆送去了骆驼和名马，向刘义隆求和、请婚。

    刘义隆也派了个使者去回访拓跋焘，给他带去了很多南方特有的珍馐美味。拓跋焘这次逮了个饱，当着宋国使者的面，拿起橘子就吃，举起酒罐就喝。

    皇帝这么没心没肺地吃喝，可把在场的侍卫们吓坏了，有人马上跑到拓跋焘跟前，趴在他耳边提醒他小心食物有毒，“左右有附耳者，疑食中有毒”。

    北魏人的警觉没错，刘义隆恨不得下药毒死所有的南下魏军，他曾经叫人把野葛制作成的毒酒放置到荒村空屋中，希望魏军进屋抢掠物品时发现这些美酒，然后一饮而尽一命呜呼。但令他很失望的是，这一毒招没产生效果，北魏人不喝那些随意乱放的来路不明的液体。拓跋焘就更是毒不着了，他从来不喝南方的水，行军时都是“以橐驼负河北水自随”。弄一骆驼队驮着从黄河以北的魏国本土带来的井水，随要随取，相当于现在的特供食品。

    不过这次刘义隆没有下毒，要不然拓跋焘也不可能津津有味地吃得吧叽吧叽，喝得咕嘟咕嘟了。面对手下侍卫小心有毒的警告，拓跋焘毫不在意，一边带劲地吃喝，一边对宋国使者说他千里迢迢跑到南方，并不是为了扬名立功，而是专为魏、宋两国的和平友好大业来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和宋国结成姻亲，以后互相关照，共进共退。

    拓跋焘这话说得有点扯，把血雨腥风的战争扯成了《缘来非诚勿扰》魏国专场，估计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专程求婚那都是带着彩礼上门的，有带着刀枪剑戟上门提亲的吗？其实这时候拓跋焘之所以提出要跟宋国结亲，应该是就坡下驴的权宜之策。魏军千里跃进，水土不服、粮草不济、望江兴叹，前进之路已被长江堵死，如果就此灰溜溜退兵，显得很没面子，怎么着也得带些战利品回家方显完美荣耀，而和亲是件既捞面子又赚里子的好事，出来一趟，白得一个大国水灵灵的媳妇儿，多美！

    不过此时此刻，拓跋焘的提亲的确是有诚意的，因为他并不只是单方面向刘宋皇室提亲，而是采用换亲的形式。他指着自己身边的一个孙子，明确告诉宋国使者：“宋若能以女妻此孙，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马不复南顾。”

    拓跋焘说，如果刘义隆愿意把女儿嫁给他孙子，他也将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武陵王刘骏为妻，并当场保证和宋国结成姻亲后，魏国军队将永不南下。

    这换亲模式差辈了，如果成功，拓跋焘占了一点便宜，他的孙子娶了刘义隆的女儿，刘义隆的儿子娶了他的女儿。作为儿媳的公公，刘义隆和拓跋焘平辈，可作为孙媳妇的爸爸，刘义隆就比拓跋焘小了一辈，这关系够乱的，不知道这几个当事人要是碰到一起，互相都怎么称呼？

    不过这种“错位跃层”式的换亲法并非拓跋焘耍小心思故意为之，这个个性坦荡的北魏皇帝没有这种占小便宜的习惯，完全是出于民族习惯的不经意之举。胡人的婚姻习俗和中华汉族不同，在正统的汉人眼里，胡人的婚俗简直是禽兽不如的搞糟。因为在胡人看来，世界上的女人，除了生养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生的女儿不能娶为老婆，其他女人都可以同床共枕。胡人的婚姻观有点类似汉族政权的帝王传承制度，差不多可以用“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两个词来形容。不管是庶母，还是嫂子、弟媳啥的，只要她们的男人死了，家族的男人有权继承。爸爸在世时，爸爸的姬妾是后妈，等爸爸死了，儿子立马可以娶后妈当老婆，你要是不娶，别人会骂你浪费。

    这样的例子史籍上到处都是，大家熟知的超级大美人王昭君即是典型一例。她嫁的北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死后，按照匈奴“父死，妻其后母”的风俗，又接着嫁给了呼韩邪的长子；在王昭君之前的两位带着和亲使命远嫁乌孙王国的细君公主与解忧公主也都是按照胡俗嫁完这个嫁那个；还有隋朝去突厥和亲的义成公主，婚姻之路更是曲折无比，她一个人先后嫁给突厥可汗父子四人为妻。

    作为鲜卑胡族，拓跋焘的婚恋观也只讲究性别，不讲究辈分，他只想和亲成功，得一孙媳妇加一女婿。

    刘义隆召集太子刘劭和大臣讨论跟北魏和亲的可行性，结果高度一致，“众并谓宜许”。

    包括刘劭在内的满朝大臣几乎都赞同这门亲事，认为跟对方和亲有利于双边稳定和经济发展，是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应该答应，必须答应。

    反对者只有一个：极力鼓吹北伐的江湛。但最后的结果，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败给了少数，江湛赢了。刘义隆听从了心腹亲信江湛的建议，拒绝了拓跋焘的请婚要求。

    这次拒绝显示出当了三十年皇帝的刘义隆在执政晚期已进入发昏发蠢阶段，因为就当时严峻的军事、政治形势而言，接受魏国的通婚要求可以使战火立即消弭，彻底杜绝随后发生在江淮之间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避免经济、军事、政治一连串的急速衰败。

    江湛说动刘义隆拒绝的原因是：“戎狄无亲，许之无益”。他认为那些北方佬没有诚信、反复无常、不讲亲情，即使跟他们和亲也不起效果，他们依然会侵略不停的。

    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就当时形势看，是非常愚蠢和偏激的。的确，自汉朝以后，汉政权和胡族政权虽一直和亲不断，但大规模的战争并没有因为和亲而绝迹消失，西北胡骑并没有因为娶了南方的女人，就停止对南方的用兵，缺吃少穿或者抢瘾发作的时候，他们还是一样铁骑滚滚地南下抢掠。

    但决不能因此而彻底否定和亲政策的正面影响。事实上，和亲的阶段性成果是非常明显的，少数民族兄弟得了南方的娇嫩美女，总会感恩戴德地安静老实一阵子的，像上文提到的几个和亲事例，都是美人一到，战事即休，立即和送颜如玉的政权结成统一战线。王昭君出塞的和平作用，史籍上重墨铺陈：“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汉匈三代没有打仗，老百姓几乎都忘了还有战争这码事。还有唐代的文成公主也是，松赞干布带着凶猛的吐蕃大军几乎打到长安城，结果唐太宗李世民让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扯了结婚证后，这位统治青藏高原的实力派老大立马撤军，不再侵扰唐境。

    所以，在当时当地，刘义隆最好的策略就是答应拓跋焘提出的请婚要求，嫁一美女过去，然后自己也赚回一儿媳妇，过几年得一群混血孙子孙女，美得很。这样做的结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避免南北双方的敌视状态，但战争至少可以暂时停止一阵子，而即使是停止一阵子战争，也可以避免很多人员伤亡，促进民生发展，这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小投入大产出，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刘义隆因为自己的糊涂，错过了一次和北魏和平共处的机会，他的拒绝使得拓跋焘恼羞成怒，在随后撤军回国时，魏军用各种残酷手段把江淮一带杀得鸡犬不留，而这种屠杀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只要刘义隆答应了拓跋焘为孙子提亲的请求，无数宋国民众都可以免于这场疯狂屠杀灾难。

    元嘉二十八年正月，在长江边无奈地观赏了一番惊涛拍岸、大江东去的风景后，“魏掠居民、焚庐舍而去”。

    求婚不成的拓跋焘愤怒异常，在撤退回国时下了狠手，不但将占领区内的宋国军民全部掠走，而且放火烧毁了所有村庄房屋，后来又将这些掠走的宋民一个不留地全部杀死。

    可以说，这是爱的代价，沉重的代价。

    魏军折返的第一站是距瓜步不远的盱眙，这个地方至今依然没有改名，江苏省盱眙县。之所以把盱眙定为第一站是因为盱眙城内粮食很多，北魏军“闻盱眙有积粟，欲以为北归之资”。

    北魏人行军打仗有个特点，从来不携带粮草，没有系统的后勤保障，“唯以抄掠为资”，军队的所有物资供应只有一个字：抢。打到哪，抢到哪，抢到大米吃干饭，抢到麦子蒸面包，随抢随吃。

    这招刚刚南下时还管用，宋国老百姓不明就里，以为这些北方当兵的至少懂得个两大纪律三项注意，抢完了包子总会给自己留下点窝头。谁知道这些北魏军不但包子窝头一起抢，还到处杀人放火。这么一来，老百姓害怕了，到处逃避躲藏，魏军还没进村子，村子里就空了，找不到一个人。没人哪能抢到吃的呢？所以过了淮河以后，魏军就饱一餐饥一餐的，个个饿得吞口水翻白眼珠子。当他们得知盱眙城内有粮食时，胃部集体冒酸水，冲啊，到盱眙抢大米去！

    盱眙就这么被魏军团团包围了。

    主持盱眙军事防务的是宋将臧质，这个人特别刚硬，差点把围城的拓跋焘气得吐血而亡。

    拓跋焘还是老规矩，把盱眙里三层外三层地包了粽子后，又派人去城内讨要美食。这看上去真不像打仗，完全是舌尖上的中国风格，一路走，一路品尝南方美食。

    这次拓跋焘尝到了他一生中最独一无二的“美食”。他向臧质要酒喝，臧质答应得很干脆，马上派人送去了一大罐。拓跋焘高兴地端起酒罐就喝，突然发现味道不对，跟刘义隆上次送来的明显不同，透着股骚烘烘的气味。仔细一看，哎呀呀，原来这回宋军送来的不是美酒，而是尿液。

    臧质使了个坏，自己带头，又叫军士一二三四五六七地排队尿了一大罐子小便，封好后给拓跋焘送去了。

    这下捅了马蜂窝，拓跋焘鼻子都气歪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攻下盱眙，抓捕以尿充酒的臧质。几十万魏军连夜行动，一个晚上就围绕盱眙城筑起了一圈高高的土墙，把盱眙无缝隙地包在中间，并封锁附近的所有水陆通道，确保盱眙城内的一只老鼠都逃不出去。

    可以想象，如果盱眙被攻破，臧质将死得很惨很难看，他的制酒“作案工具”肯定会被彻底摧毁。拓跋焘早已提前想好了惩罚臧质的酷刑，他叫人专门制作了一个铁床，铁床上插满了锋刃朝上的尖刀，并咬牙切齿地发誓说：“破城得质，当坐之此上。”

    破城后抓住臧质，一定要让他光屁股坐在这个铁床上。这东西人要是一坐上去，下身立刻变成筛子眼，绝对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为解心头之恨，拓跋焘不顾一切地死磕盱眙城，魏军使用了钩车、冲车等当时最有威力的大型攻城器具。众多巨大的铁钩牢牢钩住盱眙城楼，几百名魏军在城下猛力拉拽，多结实的城楼都会被拉得轰然倒塌。但臧质采取了同样的反制措施，先是用巨大的铁链拴住城楼，然后数百名宋军喊着口号拉住铁链，使得魏军无可奈何。冲车也是同样的人海战术，一大帮魏军推着沉重的冲车使劲撞击盱眙城墙，希望能将城墙撞塌或撞开一个可供攻击冲锋的洞口，但无论魏军怎样使出吃奶的力气，都得不到他们想要的效果，“城土坚密，每至，颓落不过数升”。

    盱眙城墙并不是豆腐渣工程，建造得非常密实，尽管冲车的撞击力排山倒海，但每次撞击却好似蚍蜉撼树，除了震落下城墙表面几公斤浮土，啥作用都不起。

    拓跋焘见机械模式不行，就改用人工模式，命令士兵强行登城，死多少人都要拿下盱眙。

    拓跋焘强烈的复仇心理使得这次盱眙攻防战成为了本次南北大战期间最惨烈的一次战斗，“魏人乃肉搏登城，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杀伤万计，尸与城平”。

    魏军视城内宋军的密集矢石如无物，军队分成不同梯次轮番攀登城墙，前面一队死光了，后面一队继续顶上，没有人因畏惧死亡而停止攻击或向后退却。这样的敢死队打法，阵亡士兵数量自是惊人，短短三十天时间就死伤一万多人，魏军士兵的尸体堆在城下跟盱眙城墙一样高低。古代城墙至少都有好几丈的高度，尸体堆到三四层楼房那么高，该是多么惊悚恐怖的画面！

    你也许在惊叹北魏士兵的勇敢和大无畏精神了，但是，且慢惊叹。魏军士兵在战场上如此不要命地一往无前，并非是他们不恐惧死亡，而是迫不得已。

    他们是被逼的。

    北魏军队打仗的一个最显著特点是，在最危险的前线冲锋陷阵的永远不会是创建北魏的主体民族鲜卑族将士。鲜卑族将士虽然也很勇猛，但他们绝不会在前面冲锋，那样伤亡会很大，他们躲在队伍的最后面，等战场被前锋部队解决得差不多的时候，他们才会以神勇的姿态出击，去打扫战场，去摘胜利的桃子。

    那些永远在战场最危险的地方接受敌人刀枪问候的冲锋者都是些什么人呢？

    是在北魏境内被鲜卑贵族驱使统治的其他北方少数民族。北魏在战场上对这些少数民族采取两种方法：一是“后出者灭族”，二是“以骑蹙步”。

    谁要是故意拖拖拉拉躲在后面开小差，不光是自己小命不保，还会累及亲人，家里无论大小，全族斩首。同时，鲜卑骑兵督战队紧跟在冲锋的步兵后面，逼迫他们向前向前再向前，稍微跑慢一点就被骑兵的马刀给就地砍死了。而对这些外族士兵的死活，拓跋焘一点也不在意。在盱眙之战过程中，拓跋焘曾写信给臧质，明确告诉他说：“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设使丁零死，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减关中贼。卿若杀之，无所不利。”

    常山、赵郡、并州、关中都是拓跋焘所说的这些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地，拓跋焘满不在乎地对自己的死敌臧质说，攻打盱眙的都不是我国军士，都是为我们服务的氐族、羌族、丁零的雇佣军，你们尽管可劲地杀，杀死的越多，对我鲜卑大魏越有利，省得我以后再提防他们在魏国地盘上捣乱。你把他们杀光了，我的后顾之忧也就没了，到时候我拎着烟酒去你们家感谢你。

    在如此残酷的催压下，那些攻城士兵为了家人不被斩杀，为了自己不丧命当场，只好硬着头皮，冒着枪林弹雨往城楼上攀登。既然横竖是个死，被动死不如一条死狗，主动死还能得个烈士身份，那就只能选择主动了。

    但即便魏军攻势如此凌厉，也无法攻破经过长时间布防的盱眙城。宋军一来粮草充足，二来知道破城后必被血腥屠杀，所以众志成城，拼死抵抗，生生将如狼似虎的魏军挡在城外。

    魏军在盱眙城下孜孜不倦地攻打了一个月，从正月初二打到二月初二。在这个龙抬头的日子里，拓跋焘无奈地低下了作为皇帝的那颗高贵的龙头，他终于承受不住这种徒劳无功，不得不选择退兵。

    由于连日在死尸堆中征战，魏军中瘟疫开始流行，疾病传染非常厉害，再加上和盱眙近在咫尺的彭城的威慑，拓跋焘害怕了，他担心暴发大规模瘟疫，更担心彭城的刘义恭和刘骏出兵切断他的退路，所以，权衡之后，拓跋焘决定回国，他命军士烧掉了所有的攻城工具，然后经彭城向北撤向黄河。

    回国途中，北魏军干尽了坏事，拓跋焘把求婚不成的愤怒、攻城不下的失意，全部发泄到宋国民众身上。他们在经过的地区疯狂屠戮，犯下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杀掠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

    这场大屠杀到底死伤多少人无法统计，且屠杀的手段超级残忍，对青壮年不是砍头就是拦腰砍断躯体，让人痛苦死亡；遇到婴儿，他们则用长矛将孩子的身体洞穿而过，然后高高举起并不停舞动长矛，听着孩子在矛尖上惨叫不止，他们开心地大笑。这种惨无人道的兽行居然是北魏军游戏娱乐的保留项目，只要发现婴儿，他们的长矛扑哧一家伙就戳过去了。这种走一路杀一路的暴行，给宋国人民带来了灭顶之灾，“所过郡县，赤地无余，春燕归，巢于林木”。

    魏军所经过的郡县全部变成无人区，烧杀一光，赤地千里，寸草不留。当春暖花开、燕子回归之时，它们再也见不到房屋，找不到它们搭建在屋檐下的栖巢，只好在树林中重新筑巢。

    随着魏军渡河回国，刘宋第二次北伐行动宣告完结。这场南来北往的大战是继淝水之战以来，南北双方发生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全面战争，双方出动了百万大军在上下两千里的广阔空间里大兵团对决作战，最后以北胜南败而结束。这场战争双方都损失惨重，北魏士卒、战马的伤亡都超过一半，刘宋损失更是无法估量，“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

    北伐战争使刘宋坠入深渊，此战过后，宋国境内城市、乡村一片萧条破败景象，朝政逐渐没落，三十年的元嘉之治所带来的繁荣富足顷刻间灰飞烟灭。

    后来，同样身处北伐而总是不断败北，同样生在一个国号为“宋”的王朝的南宋词人辛弃疾，有感于刘义隆的这次臭不可闻的北伐，写了首《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著名词作，其中那句“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之句，说的就是这段惨痛历史。这首词作虽然是贬责刘义隆皇帝的，但很多人都是因为这首词，才知道并熟记了刘义隆和他的“元嘉之治”的。如果不是“元嘉宣传大使”辛弃疾的推广，生僻的南朝刘义隆不会被那么多中国人熟知。

    成功为辛弃疾提供了创作素材，这大概能算作是刘宋北伐战争唯一的成果吧——如果这能算成果的话。

    对于刘义隆来说，他一直期望自己发动的北伐战争能有一个重大成果，所以对于北伐，一而再，再而三，就是不死心，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施瓦辛格在《终结者》系列电影中扮演的机器人有句经典台词：“我会回来的！”现在，怎么着也吃不到羊肉的灰太狼也天天在电视剧集的结尾阴阳怪调地说，我会回来的！

    极度渴望北伐出成果的刘义隆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对北魏人说：我会回来的。

    的确，每次北伐之后，刘义隆都会命士兵再次披挂上阵，向北进军。第二次北伐惨败后仅仅一年，伤疤未好的刘义隆又组织三路大军北上攻魏。当时拓跋焘已被宦官谋杀至死，刘义隆觉得这次怎么着也能趁魏主新丧而捞上一笔，逮回来几只北方的喜羊羊。

    谁知道，北方是他心头永远的痛。这次的三路大军在他的遥控指挥下，又在短时间内被魏军杀得丢盔弃甲，连黄河都没机会渡过就捂着屁股跑回来了。面对这种一地鸡毛的战败局面，刘义隆把所有的责任都归结为前线将领的无能,他一派痛心疾首的样子对刘义恭说：“早知诸将辈如此，恨不以白刃驱之，今者悔何所及！”

    这是一个无能且没有自知之明的帝王，他不首先检讨自己的胡乱开战、胡乱指挥的荒唐和僵化，却大骂军中将领没用，说早知道他们这样稻草人一般脆弱，自己应该手持刀剑在他们的身后督战才对。

    其实，这个书生皇帝从未有过实战经历，即使是御驾亲征也没有过，真要是给他一把刀让他上战场督战，那惊天动地的喊杀声估计会吓瘫他。这一点上，他和马上皇帝拓跋焘无法相提并论，人家都是提着刀直接在战场上咔嚓咔嚓砍人头的。这方面，拓跋焘和刘义隆之间是苹果四代和四袋苹果的关系，没有可比性，差得太远。

    刘义隆当政后期，严重脱离实际，对自己与对手的实力分辨不清，简直是患上了“北伐狂躁症”，成天琢磨着北伐北伐。当他决定第三次北伐时，又是满朝反对之声，太子中庶子何偃直接反对说：“淮、泗数州疮痍未复，不宜轻动。”面对臣下异口同声的反对，刘义隆置若罔闻，仍然颁发了宣战诏书。而且还将“固谏北伐”的沈庆之冷藏起来，不让他参与北伐事务，“上以其异议，不使行”。

    你反对北伐是吧，反对无效，我不派你去北伐战场，你在家待着休假吧，奖金工资都不少你的，别到处嚷嚷着反对就成。

    在北伐的沼泽里，宋文帝刘义隆一错再错，越陷越深，给他的国家带来了灭顶之灾。其实宋文帝整体上算是个不错的皇帝，唯独在北伐这件事情上，表现得相当弱智，赵括式的纸上谈兵害了他，也害了一个本来欣欣向荣的国家。一直把拓跋焘当成蒙牛的刘义隆吃了大亏，他以为拓跋焘是温顺的奶牛，不曾想那却是一头蒙牛牌的狂暴犀牛，最终，他被这头来自北方的牛近距离地踢撞成严重的内伤。

    经过那场危害匪浅的南北大战后，“元嘉之治”名存实亡，刘宋朝远看是灯笼，近看是窟窿，这只布满窟窿眼的灯笼再也禁不起大风的侵袭，而偏偏此时，飓风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