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汹涌而去，南朝历史进入到萧梁时代。

    与乏善可陈、稍纵即逝的萧齐时代不同，萧梁的政权存续超过了半个世纪，比被其取代的萧齐存在的时间多两倍还拐弯。不过萧梁朝这么久的时间，其实都是一个人在唱独角戏。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南朝梁国的创建者，史称梁武帝的萧衍。

    梁武帝萧衍是个很奇特的皇帝，虽然他的名气普通到即使叫你随口说出二十个古代皇帝，你可能也不会报到他的名字，但他却是一个非常有故事、非常有说头的皇帝。在中国出现的所有皇帝中，萧衍的寿命排名第二，他活了八十六岁，仅次于八十九岁的第一长寿皇帝清高宗乾隆。不过，萧衍不是寿终正寝，而是意外死亡，否则，按照他死前仍身体健朗的情况看，他活出个最长寿皇帝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应当是没有悬念的事情。

    除了长寿，萧衍的在位时间也值得骄傲。公元502年登基，公元549年死亡，在位四十八年。这时间跨度在中国历史上排名前十妥妥的。其实在在位时间这个问题上，萧衍的含金量是最高的。在位时间排在他前面的几个皇帝，都是皇二代，当皇帝是祖传职业。比如康熙、乾隆这对爷孙，还有汉武帝刘彻、明神宗朱翊钧等人，他们的老爸都是皇帝。

    康熙八岁登基，才有了六十一年的在位时间；乾隆也是大学刚毕业的年纪就荣登大宝的；在这对罕见的爷孙皇帝之前的朱翊钧也是童年即位，他虽然只活了五十七岁，却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名声响亮的汉武帝同样如是，寿命七十岁，比萧衍的八十六岁差了一大截，但在位时间却比萧衍的四十八年还多出六年。

    只有梁武帝萧衍是个特例，他是在位时间超长的皇帝中，唯一一个开国皇帝。

    开国皇帝要想像康熙、乾隆们那样执掌天下六十年是不可能的，因为爸爸不是皇帝，没有几岁、十几岁就君临天下的机会。开国皇帝属于自主创业，就算再牛，三十岁之前怎么着都是在戎马热血、真刀真枪打天下的，就算是三十岁那年就登上皇位，也得九十多岁才能赶上康熙、乾隆的纪录。谁能活得那么长久？中国漫长的两千多年皇帝史当中，还没有出现过九十岁以上的老寿星。西汉时期活跃于岭南地区，有一个叫赵佗的南越武王，倒是奇迹般地活到了一百零三岁，但赵佗称藩汉朝，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如果他不称藩，这位“南方第一干部”早就被汉朝发兵灭了，也不可能有机会活到那么大岁数。

    因此，在正统的皇帝序列中，萧衍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开国皇帝有他寿命长，有他在位时间长。这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在影响力指数偏低、存在时间短暂的南方小时代里，居然出现了一位二十多个世纪都无人能超越的角色，这是多么难得！

    萧衍确实是一位相当难得的皇帝，即使抛开他的皇帝身份不论，单就才华品性、素质教养、个人魅力等综合方面考量，他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高端人才。他在文化与艺术上的全能特性以及对各种爱好的娴熟精通程度，没有几个皇帝能与之比肩。

    史籍中对他的夸奖评语美到爆，说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又说他“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古代六艺指的是礼、乐、诗、书、御、数六种居家旅行混社会的必备技能，萧衍不仅六艺全部娴熟，而且还精通许多六艺之外的特长。诗词书法、音乐绘画、骑马射箭、阴阳占卜，无所不通，这简直是个全才。你要是想问他有哪些业余爱好，千万别问他会些什么，不然他能从早晨说到中午都说不完，直接问他不会什么就行了。

    萧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功不可没，他在多个领域丰富和扩大了传统文化的内涵精髓。他的书法有王羲之的神采，字里行间流溢出的王氏风格显示出萧衍对书圣王羲之作品的高度熟谙。古往今来，那么多书法大家，为什么就王羲之一个人名气最大？这跟萧衍有很直接的关系。

    萧衍是历史上最早重视并第一个大力推崇王羲之书法成就的帝王。因为王羲之在书法界的名气太大，现在很多人都不愿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王羲之在南朝齐梁时代的声望要比他的儿子王献之低。当时书法界独领风骚的书法权威不是王羲之，而是王献之，王献之后来居上，名气压过了父亲。萧衍最喜欢的书友陶弘景在他的《与梁武帝论书启》著作中，曾以“比世皆尚子敬书”一言评述其时书坛的流行风尚。子敬就是王献之。陶弘景说，全天下所有的书法爱好者都喜欢、尊崇王献之的书法，都以临习王献之的作品为荣。

    不过，由于萧衍超级欣赏王羲之的书法，认为王献之的书法比不上他老爸的成就，并长时间地极力推尊王羲之，最终使书坛风潮发生了反转。皇帝一个劲儿地说这个人的字排名第一，谁还会跟他唱反调？况且王羲之的字也的确是经得起天下推尊。久而久之，全国便兴起了学习王羲之书法的热潮，王羲之的书坛翘楚地位便固定下来。

    到唐朝的时候，另一个跟萧衍一样文武双全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更是王羲之的狂热粉丝，他继梁武帝之后再度接力，将王羲之送上古今无人比拟的“书圣”地位。直至今天，再也没有一个书法家能超越王羲之，他的代表作《兰亭序》也随之成为千古绝唱。

    可以说，是萧衍率先树起了王羲之的书法大旗，为中华书坛立起了一座供人敬仰的文化高峰，耸立千年，至今生辉。

    萧衍自己在书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诣，行书、草书大气自然、精致流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博物馆看看他的书法真迹。同时他还将自己的书法经验和体会总结起来，撰写成《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等多部书法理论著作，部部都是经典。

    诗文学术方面，萧衍同样是专家级水平。作为曾经的“竟陵八友”的主力成员，萧衍的诗歌创作水平毋庸置疑，他现在留存于世的诗歌接近一百首，其中有不少韵律对仗工整的七言诗。

    中国的诗歌创作最早都是四言诗，每句话四个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的，到后来觉得四个字表达意思不太方便，进化到每句五个字。汉魏六朝时期都是以五言诗为主的，写七言诗的不多。在萧衍时期，七言诗得到了大发展，因为皇帝本人经常写七言诗，文化风向标自然会指向七言诗，大量诗人迅速跟进，七言诗创作一片繁荣，催生了后来产生了无数经典的唐朝七言诗。

    有点让人意外的是，萧衍在史学方面也是一个集大成者，他对《汉书》那种断代史写法很是不满意，认为班固那种写法切断了完整的历史脉络，因此重起炉灶，组织当朝学者编撰了多达六百卷的《通史》，把中华全部历史一网打尽到这套书里。他曾雄心勃勃地对臣下夸口说：“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可惜的是，这套史学巨著到宋朝的时候即已失传，不知所踪。

    在萧衍主政的南朝时期，出现了一个文化发展小爆发。皇帝萧衍以及他的儿子萧统、萧纲等人，都是实打实的文化大家，在萧衍的影响和带动下，他的几个儿子多半都学识渊博。

    长子萧统主持编纂了中国第一部诗文总集《昭明文选》；三儿子萧纲是“宫体诗”流派的开山鼻祖，他整天在宫里跟美女们待在一起，海量观察各种美女的音容笑貌，把她们的艳丽容颜、娇羞神态、一颦一笑都作成了诗，由此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新诗体。之后的南陈末帝陈叔宝将这种宫体诗发挥到了极致，像后世尽人皆知的《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都属于宫体诗范畴。张若虚那首被誉为“孤篇盖全唐”的《春江花月夜》就是直接套用的宫体诗旧题目，只不过他旧瓶装新酒，重新创作了内容而已。

    萧衍、萧统、萧纲这才华横溢的萧氏父子三人特别像魏晋时期的曹操、曹植、曹丕建安三杰，都是皇家大腕，都是诗情满怀，都是尤为难得的文化世袭，都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不可磨灭的痕迹。

    梁武帝萧衍毫无疑问是个有着相当才情的皇帝，但当皇帝光有才可不行，最有才华的几个皇帝，南唐后主李煜、南陈后主陈叔宝、宋徽宗赵佶，哪一个没成阶下囚？哪一个不是把国家弄得一团糟？萧衍不是那种有才有情却没心没肺的皇帝，至少在执政前半段时期不是，他的心里装着朝廷和百姓。

    在皇位受禅仪式完成后回家的路上，刚刚成为皇帝的萧衍恍然如梦，觉得世界真是太奇妙，自己怎么就由一个微不足道的写诗文青跳变成尊贵无比的皇帝了呢？他对身边的范云感叹不已：“朕之今日，所谓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其时的萧衍，虽然已经登基，但内心仍有一点卑微，一点慌乱，那种诚惶诚恐的样子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他觉得自己仿佛是在用腐烂朽败的绳索驾驭六匹奔驰的骏马，生怕烈马挣断驭绳，弄得自己车毁人亡。在这种如履薄冰的心态下，初为人君的萧衍励精图治，奋发图强，除旧布新，全心全意为国为民，做了不少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民众休养生息的好事。

    他下令放出皇宫里齐国诸帝从各地遴选来的许多宫女歌姬，让她们自由回家和亲人团聚。这项决定非常具有人情味，这些正直妙龄的青春靓丽的女孩，长期坐牢般地被禁锢在深宫，没有爱情的滋润，没有亲情的抚慰，生活黯淡绝望，如果不是萧衍，她们中的很多人都会寂寞痛苦地老死宫阙。

    封建皇帝这种一个男人占有千万个女人的制度极其残忍自私，为满足一个男人随时随地的宣淫欲望，无数个女人无条件地为其牺牲青春乃至一生。萧衍在这方面做得挺好，特别人道，多次放宫女出宫。他在攻进建康城的当天，就“以宫女二千分赉将士”，在齐国后宫挑出两千名宫女作为奖金福利发放给立功将士。

    不要以为这种把人当作奖励实物的做法是对宫女的侮辱，虽然今天看来这种行为可笑且违法，但在当时，对宫女们反而是一种解脱，是一种幸福生活的启程，从此，她们将脱离苦海，进入实实在在的烟火凡尘，开始有家有爱有男人，比成天锁在深宫里不知要强多少倍。

    而且这些宫女出宫后带给国家的最大红利是生儿育女，人口的繁衍会给社会带来财富，给国防带来战斗力。在农耕时代，人口多寡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是否强大的重要指标。人口多，上交的税赋就多，打仗的兵员就充足。在人多力量大的作战模式时代，你国十万军队，我国一百万军队，要想打你，百万人一齐出动，坦克般地就把你碾压踏平了。所以，萧衍放还宫女的决定于国于民都有利。

    在听取民意方面，萧衍也是不避敏感话题，大胆听取百姓意见和建议。天监元年，在改元刚四个月时，萧衍就下令在皇宫大门口的“谤木”和“肺石”旁边再设立两个木函，也就是木箱子。今天很多单位门口的意见箱、举报箱就是根据这个演化来的。两个箱子各有用途规定：“若肉食莫言，欲有横议，投谤木函；若以功劳才器冤沉莫达，投肺石函。”

    谤木和肺石都是古代皇宫门口的标配物品。前者是一根竖立的木头，民众要是对朝廷有什么不满和批评，可以将批评言论写在木头上；肺石是一块颜色暗红如肺的石头，百姓若是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冤情，别投河上吊跳楼自杀，只要往肺石上这么一站，就有专门人员帮着把冤情反映到朝廷处理，绝对不必担心会被无视。现在天安门广场上耸立着的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华表，就是从谤木演变而来。肺石后来也渐渐远隐，唐宋以后就被登闻鼓所取代，所以才有大家都很熟悉的击鼓鸣冤一说。

    梁武帝萧衍广开言路，开门纳谏，两个大箱子，随便往里塞意见信和举报件。如果对朝廷有批评意见，在职官员又不肯接受批评，可以将批评稿塞进谤木箱；如果功劳被掩盖，才能被压制，或者沉冤得不到昭雪，就将申诉书投进肺石木箱。这些意见和建议，最后都能上报到皇帝那里，并得到最终的处理结果反馈。

    官员升迁提拔以及人才的选拔问题历来关乎朝政稳定。萧衍即位以后推出了一系列政治方面的改革改良措施，重新制定文武百官等级，将官员等级定为九品，后又改为十八班，增设了不少官职，用来吸纳安排士族和寒门中的各类人才，缓和了当时不同阶层之间由于通往上层的途径淤堵而引发的越来越突出尖锐的阶级矛盾。

    同时，他还加大了民间人才的选拔力度和公平公正度，抛弃了魏晋以来存在的中正制，在全国各地设置州望、郡宗、乡豪，专门负责发掘搜罗贤能人才，并及时推荐给中央。

    那个时候由于教育不普及，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不多，朝廷思贤若渴，各级官员每年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内容之一，就是为朝廷推荐各种人才。跟现在各级政府给官员规定招商引资任务一样，那时的朝廷也按照级别要求官员推荐上报人才，你一年推优三个，他一年推优五个，完不成指标就说明工作没做好。

    萧衍特别重视人才发掘，他曾专门下诏求才：“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官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他要求抛弃门第观念，不问出身，只要通晓一种儒家经典并学而不倦者，经考试合格就可录用为官。即使是牛倌羊贩、寒门贱民，也都可以根据才干大小试用为吏。这种彻底打破世俗、抛弃门第观念的做法极其勇敢大胆，比宋、齐两朝开放得更为彻底。只要你有才，不管你贵贱。

    这在九品中正制盛行的年代简直大逆不道，难以想象。那时候，即使是科长级别的官位，也是被有门第的士族垄断着。官员的后代永远当官，农民的子孙永远做农民，工匠的儿子继续世代当工匠。你再有才，顶多也就是个有才的种田能手，有才的雕刻匠人，有才的织布能手，连文艺协会、纺织协会都没资格加入。无他，只因为身份低贱。即使你苦苦奋斗了十八年，成年时也没机会跟膏腴门第的孩子坐在一起喝咖啡。

    这种变态现象在梁武帝朝代发生了急剧变化，随着皇帝萧衍重才华轻门第制度的普及推广，再加上后期侯景之乱的发生，南方士族受到了不可逆的毁灭性打击，到隋朝大一统时，寒门、高族已经没有了巨大的地位悬殊，两种势力彼消此长，逐渐融合，渐趋平等。虽然不少高门大姓直到唐初时仍然坚持自己的高傲，但此时的形势已是连强弩之末都算不上了。唐朝以后，什么士族呀，寒门呀，大姓呀，门阀呀，这些词汇统统成为烟云，归入历史的旧文档。南梁的萧衍在这方面是有贡献的，说明他的思维和眼光超越同时代的大多数人。

    萧衍的眼光和思维体现在多个方面，他明确提出，官员要有真才实学，也必须要清正廉洁，并将清廉作为干部考察考核的重要手段。

    为净化官员队伍，整肃贪贿歪风，萧衍在称帝的第一周就向全国各地派遣内侍，巡察四方，纠弹不法，打老虎，捉苍蝇。为配合反腐，稳定治安，他还下令起草《梁律》，这在南朝是一个创举。之前的宋、齐两朝都没有起草自己的法律，而是一直沿用流传下来的《晋律》，萧衍要求结合本朝实际，重修法律体系，制定了属于自己朝代的《梁律》。

    《梁律》虽然在中国法制史上算不上伟大律法，但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开创了从坐妇女免处死刑的先例。在中国重男轻女的文化环境中，妇女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倒霉的。在男权至上的社会，女人被要求完全附属于男人，她们存在的最大功能是娱乐男人，让男人获得身体和官能上的快感，为男人生育孩子，为男人劳动服务一生，到死了连个姓名都难得留下，只以某某氏替代之。

    这样还不算最倒霉，最倒霉的是犯罪连坐制度对女人的牵连。夫家出事，她们会跟着被追究，你老公犯罪了，老公公犯罪了，你也有罪；父家出事，即使女儿出嫁在外，也得连坐，你老爸犯罪了，你也有罪，该坐牢的坐牢，该斩首的斩首。这种坏事成双让很多女人比窦娥还冤地死了，罪了。

    《梁律》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人性化地取消了妇女连坐处死的制度，即使老公和老公公谋反，他们的妇女家眷也不会被杀死，去劳动改造就可以了。萧衍签发的这一司法制度后世多有继承，拯救了无数妇女的性命。

    萧衍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皇帝，历史上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像他这般集勤奋、节俭、聪明、糊涂、信仰至上于一身的皇帝。

    作为皇帝，他的勤奋和节俭，让许多普通人都望尘莫及。他每天清晨三四点钟就起床批阅公文奏章，不管酷暑严冬，都是如此。南方冬天的清晨是很冷的，长时间握笔写字，使得萧衍的手部皮肤被冻得大面积皴裂。这真是一个低碳生活的皇帝，连烧炭取暖都舍不得，手上冻得裂出一道道血口子也毫不在乎，仍秉烛早起，继续勤奋工作。

    至于他的生活节俭程度，在古代帝王中更是极为少见，“一冠三载，一被二年”，一顶帽子戴三年，一床被子盖两年。穿的衣服也是寒酸破旧。别的皇帝服装都是顶级的绫罗绸缎裁制而成，穿一次就脱下来丢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穿新衣服。萧衍的衣服不是华美的丝绸，而是老百姓才穿的普通麻布，皇宫里的一切用具全部从简，没有豪华高端的精装修宫室，嫔妃个个穿着朴素，为了节省布料，她们都不穿曳地长裙。

    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乃至难以接受的是萧衍每天只吃一顿饭，所吃的食物简单清淡，都是蔬菜，没有鱼肉。不吃荤这点倒好理解，谁都知道萧衍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一天只吃一餐，能节省多少伙食费呢？这种所谓的节俭似乎太离谱了。

    其实南朝的时候，饮食习惯跟今天不同，并不是一日三餐，而是以一天吃两餐为主，只有富贵人家才有一天吃三顿饭的实力。秦汉以来一直是这样。晁错《论贵粟疏》里那句“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便是汉朝一天两餐制的明证。吃了一餐，如果不再吃一餐就会感到饥饿。之所以不吃三餐吃两餐，原因很明了，粮食不够吃。上午九十点吃一餐，下午四五点吃一餐，保持着不饿死的程度就行。五点过后，基本就是大夜班睡觉时间了，睡着了便不知道饿了。

    你别问为什么古代人不去夜生活，吃完晚饭后为什么不出去遛遛，这倒不是他们怕把肚子逛瘪了费粮食，而是因为古代的宵禁政策，晚上是不许出门的，被巡逻警察抓住可是让人吃不消的大罪。

    整个皇帝社会时代，只有开明开放的宋朝不宵禁，所以才出现了开封、杭州这样的古代著名大都市，才会出现繁荣的消夜市场。可惜后来的明清两代又开倒车退回到宵禁时代，只有元宵、中秋等特定日子的晚上，百姓才可以出来透透气。

    南朝时期也是实行宵禁的，日食两餐是普遍主流。不过皇宫里是三餐制的。萧衍作为一个皇帝，每天省下两顿饭，有必要、有意思吗？领导有节约意识是好的，但得看在什么地方吧，这样的节俭，无论出发点如何，都不值得支持。要是饿坏了身体，浪费的医疗资源会更多。

    不过也真是奇怪，萧衍如此不注重食物的均衡营养，却奇迹般地健健康康活到了耄耋之年，让人不由感叹他的神奇。

    但不管如何，萧衍拥有挥霍铺张的条件，却选择节俭珍惜的生活的做法，博得了很多历史学家的喝彩。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曾这样赞扬萧衍：“独有一萧衍老翁，俭过汉文，勤如王莽，可谓南朝一令主。”钱穆说萧衍是一个比汉文帝刘恒还节俭，跟新朝的王莽一样孜孜勤奋的南朝贤德君王。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也夸奖萧衍：“梁氏享国五十年，天下且小康焉。”当下社会，“小康”是个很时髦的词汇，可三百多年前就有人用这个词来评价萧衍当政的时代了，尽管有溢美倾向，但也多少显示出了萧衍被人首肯的业绩。

    萧衍在位期间，稳定的社会政治给南方人民带来了平安，给了南方社会飞速发展的机遇，这点连他的北方政敌，主宰东魏的大权臣高欢也不得不佩服：“江东复有一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在高欢的潜意识里，长江以南的梁国其实比自己的国家和西魏有气质有文化，是华夏衣冠正朔所在地。

    一个连对手都由衷发出赞叹的人，他的成就，他的能力，他的本领，他的雄才大略，一定是突出而过人的。萧衍能在乱世之中抢得头彩，能在劲敌环伺的境地下，执政半个世纪而不倒，其过人之处自不待言。

    然而，这位当皇帝当到腻的老头，却并不是一个全始全终，有着圆满结局的最高统治者。在位晚年，他犯下了严重的决策错误，把一个欣欣向荣的帝国复又拖向黑暗深渊。如果客观地评价，萧衍只能算是半世英雄，一生英雄兼狗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