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长征》 正文 版权信息 书名：读懂长征 作者：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0月 ISBN：9787214196606 本书由 江苏人民出版社V 授权 番茄免费 进行数字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正文 一、解读长征 “长征”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专有名词。它是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第25军，于1934年秋至1936年10月间先后进行的大规模战略转移。红一方面军长征历时1年，长驱25000余里，纵横11个省，平均每天行军70里；红二方面军长征历时1年，行程2万余里，转战8个省；红四方面军长征历时19个月，曲折转战4个省，转战万余里；红25军长征历时10个月，途经4个省，转战近万里。 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四路红军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物资供给极度贫乏的情况下，就凭两只脚，抢险飞渡、斩关夺隘，打破了国民党上百万军队和大量飞机进行的围追堵截，战胜了自然界数不清的困苦艰险，历经14个省，行程共达65000余里，与强敌进行重要战役战斗600余次，其中师以上规模战斗120余次，终于会师陕甘，挺进抗日前线，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红军用自己钢铁般的行动，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中国革命史上的永恒丰碑。 《万水千山只等闲》雕塑 以战略退却为目的、脱离后方基地、没有后勤供给的长征，或叫远征，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有过几次。 公元前401年，一支古希腊的军队在亚洲波斯的巴比伦以北地区被击败，主将战死。余部1万人，在一个叫色诺芬（Xenophone）的将军的指挥下，面对强敌的追堵，经过约6400里的艰苦行军，安全回到希腊本土。这件事当时被誉为“万人平安大撤退”，震动了希腊的每一个城市，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典型战例。但色诺芬与其军队从此几乎没有什么战绩了。 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将领汉尼拔（Hannibal）从西班牙率军远征，连续行军5个月，用15天的时间翻越了阿尔卑斯山，突然出现在意大利北部，重创了罗马军队。即使如此，汉尼拔最终并没有取得这次战争的胜利。 1812年，拿破仑率60万大军远征俄罗斯，一度占领莫斯科。是年冬天发生溃败，逃回法国的尚有战斗力的部队，只剩约3万人，成为拿破仑帝国失败的开端。 然而，这些远征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远远不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相比。美国著名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说：“长征是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与长征比起来，汉尼拔跨越阿尔卑斯山在‘历史小剧院’中失去了光彩，拿破仑在莫斯科的撤退也是灾难性的失败，而长征则是最后胜利的前奏曲。”今天看来，长征只是拉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剧目中的精彩序幕而已。 汉尼拔远征图 拿破仑远征图 正文 2.光辉历程 红军于1934年秋开始进行战略转移，起初只被称作“长途行军与战斗”，以后称之为“西征”或“远征”等，并没有计划走上万里。所以，早期也不会出现“长征”这个词。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进入大凉山冕宁地区，行程统计超过1万多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名义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文中指出，“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这是“长征”一词首次在正式文字中出现，并逐渐在各种正式场合与文件中被广泛引用。 1935年10月，毛泽东创作了诗歌《七律·长征》。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17次使用了“长征”这个词，对长征胜利的意义与原因进行了系统的科学总结与概括。随着毛泽东这篇文章的正式发表，“长征”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象征”。 以朱德名义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首次提出“红军万里长征”。 最先提出“二万五千里”长征概念的是毛泽东，这是针对红一方面军而言的。据杨成武回忆：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后，在一次中央召开的全军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从瑞金算起，十二个月零二天，共三百六十七天，战斗不超过三十五天，休息不超过六十五天，行军二百六十七天，如果夜行军在内，就不只二百六十七天。”然后，他扳着手指说，“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一军团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这是有记载的第一次正式使用“二万五千里”一词。 毛泽东说“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是什么意思？根据当时的行军日志等相关记载：中共中央与军委纵队行程共计为16030里；红1军团军团部与其直属队为18095里，但是一线部队由于执行侦察、作战、迂回、穿插等任务，最多的行程为25000里。这在当时就是明确的。同时，无论说红一方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还是讲各路红军长征总行程共达六万五千里，不论从我们今天所能进行和所看到的考证中，还是亲自接触到的老红军回忆中，都是保守的计算。 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图 红一方面军长征行程统计表 小档案 红一方面军全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1930年8月在湖南成立。期间，由于红一方面军所在的赣南闽西根据地与中共中央同在一个区域，被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总部也数次被中革军委撤销，受中央直接指挥，所以又称中央红军。1934年10月开始长征。1935年8月，红一方面军总部恢复。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11月，又恢复红一方面军称号。1937年8月，与其他红军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115师。 为什么现在的一般史学著作中谈到长征时，都说三大主力会师，不说五支红军会师。因为第一支长征到达陕北的部队红25军与陕甘边的红26、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而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后，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所以，后来的历史著作中，一般称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但是，四支红军进行了长征与三大主力会师，都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会师后的红军队伍实际上由五支红军队伍组成，陕北红军也是其中的重要力量。 中国工农红军战略转移的完成，将全国红军由分散集中为一个拳头，无论从军事指挥上还是战略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红25军长征路线图 红25军长征行程统计表 小档案 红25军全称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原属红四方面军建制，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留守的部队重建红25军。1934年11月开始长征，1935年9月与陕北红26、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同年11月，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长征路线图 红四方面军长征行程统计表 小档案 红四方面军全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931年11月于湖北黄安成立，以鄂豫皖苏区部队为主力组成。1932年10月向陕西和四川边界转移，12月创建川陕苏区。1935年5月开始长征。1937年8月，与其他红军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129师。 红二方面军长征路线图 红二方面军长征行程统计表 小档案 红二方面军全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1936年7月于西康甘孜地区成立。它的前身为1930年7月在湘鄂西根据地成立的红2军团，1933年6月在湘赣地区成立的红6军团，1933年于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的红9军团（后改为红32军）。1935年11月开始长征。1937年8月，与其他红军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120师。 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共计368天。战斗380次，其中有15天用于打大的决战。有235天用于白天行军，18天用于夜行军。整个长征途中，休息了44天，平均走182公里休息一天，日平均行军37公里。共翻越了18座山脉，其中5座山脉终年积雪；渡过24条河流。穿越11个省，占领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的封锁包围，经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从瑞金出发时共有8.6万人，如果按25000里计算，平均每行进1公里，就牺牲人员3.18名。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在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后，来到四川省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不久，中央红军再次改称红一方面军。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松潘县毛尔盖以南的沙窝（也叫血洛）召开政治局会议，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博古等11人。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其中提到：“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为蒋介石以及七八省国民党军队所包围追击截击与堵击，完全没有休息的长途行军，历尽艰难困苦与饥饿寒冷，然而一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在党中央与军委领导之下始终以惊人的英勇与坚决同敌人作无数次的血战，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击败了敌人的追击截击与堵击，消灭了蒋介石等军阀的许多部队，渡过了天险的湘江、乌江、金沙江与大渡河，最后达到了与四方面军会合的预定目的，使蒋介石等进攻我们的计划完全失败。”这是中共中央首次对长征作出评价。 该决议还针对“个别的同志”对党中央、红一方面军在反“围剿”和长征中“极大的减员”和“相当的损失”提出的质疑，强调指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纠正了党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以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 正文 二、反“围剿”失败红军战略转移 你知道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时间，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时间几乎是一致的。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也就在这时候，共产党员田汉应上海电通影片公司的约请，为反映东北抗日义勇军题材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填写歌词。1935年4月共产党员聂耳完成了为其谱曲的任务。随着电影的热映，《义勇军进行曲》就以其鲜明时代特色和号召性音调，斩钉截铁般果敢的节奏和无可阻挡气势唱遍了中国。同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1949年9月27日，《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聂耳（1912-1935） 日本曾经是中国最谦卑的学生，可是从19世纪后半期始，却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1868年，日本天皇颁布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诏令，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的道路，开始对邻国虎视眈眈，不断挑衅……1894年，日本不宣而战，挑起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日本迫使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1927年，日本政府在其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提出了其侵略中国的战略方针，“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洲；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2年，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蓄意侵占上海。同年3月，铤而走险却尝到了甜头的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东北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1933年初，日本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先后攻占山海关、赤峰、承德、唐山、多伦等地，毗邻北平的遵化、玉田、蓟县、三河等县城也相继失守。华北危急，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街头的反日标语。 九一八事变中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军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1931年10月起，为数众多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揭竿而起，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1933年1月，日军侵略矛头直指华北，驻守山海关等长城一线的中国守军奋起反抗。3月至5月，驻守长城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中国守军，再次展开抗击侵华日军的作战，重创日军，史称“长城抗战”。它是七七事变前中国军队最大规模的抗日战役。与此同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社会各界召开抗日救国大会，举行罢工并抵制日货，募集抗日钱款，游行请愿，敦促政府出兵抗日。 一·二八事变中，淞沪战场的中国守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 流亡关内的东北人民组织抗日救国游行 活跃在东北大地的抗日义勇军 小档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策源地的形成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遭受世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矛盾激化。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利用人们的不满情绪，通过蛊惑宣传和周密的组织工作，迅速崛起。1933年1月30日在国会选举中，纳粹党一跃成为第一大党，希特勒出任总理。从此德国进入法西斯专政时期，对内实行恐怖统治，对外积极扩张。以纳粹党掌握国家政权为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策源地形成了。 蒋介石“攘外必须安内”手迹 集结待命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 面对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危急形势，蒋介石的看法则是：“剿匪不成亡于俄，抗日不成亡于倭；亡于倭可尚图恢复，亡于俄永世不得翻身！”因此，在抗日与“剿共”两条路上，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不顾国土的一步步沦陷，不顾广大民众的抗日呼声，下令“奢谈抗日者杀无赦”。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受其影响下令东北军放弃抵抗；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又下令调奋勇抗日的19路军赴闽“剿共”。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自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之后最严重的一次卖国条约《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使华北的门户洞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立即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2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中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基本口号。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对日战争”。之后，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与重申：红军愿与一切真正抗日的军队订立停战协定，要求以全国军队开赴华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派出许多党员到东北，组织抗日游击队。到193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斗争中不断壮大，逐渐成为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骑兵 《中国苏维埃临时政府及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 小档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毛泽东为主席，定都于瑞京（中央苏区瑞金县）。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转移至陕北，首都迁至陕西延安。12月瓦窑堡会议后改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37年9月宣布取消，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个政府机关“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也变更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对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起到了中枢指挥作用。 正文 2.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自1927年8月1日起，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11月，共产党人彭湃在广东海陆丰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苏维埃原文为俄语“工农兵代表会议”，是当时苏联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采取的形式。随后，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民主政权都称为苏维埃。因根据地的政权形式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故称为苏区。由毛泽东、朱德等开辟的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当时最大的苏区。至193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与工农红军有了很大发展。十几块苏区的总面积达10余万平方公里，红军总人数发展至近30万人。 从1931年开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占据了中央的统治地位。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指手划脚，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横加指责，并先后撤掉了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1932年10月以后，毛泽东在军事问题上不但失去了指挥权、决策权，甚至连发言权也被剥夺了。从此，红军的作战逐渐陷入被动。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此后，各地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风起云涌并建立根据地，多次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图为郑洪流、崔开西、张文源、艾轩创作的《反“围剿”的胜利》。 1931年11月，在赣南举行的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关于红军作战、中央苏区建设的正确方针和政策，错误地批评为“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等，开始排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图为赣南会议会场。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被迫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图为宁都会议会址。 1933年9月，蒋介石按照其“攘外必须安内”的既定方略，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开始向各红军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其中直接用于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兵力达50万。蒋介石采纳其德国军事顾问冯·赛克特提出的方针，采取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在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周围构筑大量堡垒，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将包围圈平均每天向内推进一二千米，或者几百米，逐步向中央苏区蚕食。冯·赛克特曾指着江西地图当众夸下海口：“共产党统治区不过五万平方公里，只要保持每天前进一千米的速度，不出一年，就可以全部吃掉。”蒋介石称此举为“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 这时，指挥中央红军作战的也是一个德国人，中文名字叫李德。 1933年春，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此时，中国工农红军展开的土地革命战争如火如荼，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极大关注。10月，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当即被临时中央授予中央红军的总指挥权。李德执掌红军指挥大权后，完全拒绝接受红军行之有效的作战经验，只是一个人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作战，盲目地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积累的实战经验和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到的条条框框，机械地搬到了中国。他拟定的作战指挥要图，通常连哨兵站在什么地方，一门迫击炮或一座碉堡配置在什么位置也要硬性规定。当时红军所用的作战地图误差较大，李德也不管不问。所以，图上标的是100里，可能实际是130里，看似平路，实际是山路。按照这个图下达的作战任务，通常很难完成。 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博古、李德等不顾敌强我弱、部队连续作战减员很大的实际情况，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决战”。经过18天的血战，尽管予敌以重创，但红军遭到更大伤亡，广昌失守。 战后，彭德怀被博古、李德叫去谈话。彭德怀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李德等人的作战方针，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与李德见面后，便发生激烈争论。他怒斥道：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快8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6年了，可见创造根据地之不易。就这样被你们白白送掉，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对于这样激烈的言辞，翻译伍修权没敢直接译出来告诉李德，最终在彭德怀的坚持下由懂俄语的杨尚昆翻译成了俄文。李德听后咆哮起来，大喊：封建！封建！彭德怀回骂李德：下流无耻。 7月，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博古、李德等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10月初，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 第五次反“围剿”时，《红色中华》关于广昌失守的报道。 博古（秦邦宪），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主要执行者。 李德（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被中共临时中央授予中央红军的总指挥权。 第一，以堡垒对堡垒，失去了运动战的机会，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第二，搞分兵把口、全线防御、短促突击的一套，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丧失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机会。例如李德直接指挥的广昌保卫战，战斗持续18天，红军毙伤俘敌2626人，自身却损失5093人，换来的仍然是广昌失守。第三，不知在军事上利用19路军的事变，粉碎“围剿”。第四，在战略转变与突围行动上，表现迟疑不决。在敌人逼近苏区中心之时，没有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部队转移后，又一路采取消极避战的方针。 1927至193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工农武装起义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形势图。 由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战略，红军遭受重大损失，根据地日益缩小。图为红军长征前苏区变化情况。 1934年9月26日，“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开始向苏区中心区发起总攻，并拟于10月14日进攻瑞金、宁都。从日后的国民党将领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毛泽东的指挥权已经易手。在前四次“围剿”作战中，被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怕了的国民党军始终不敢长驱直入，这给红军进行必要的休整动员、从容地进行战略转移提供了良机。毛泽东曾建议，以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敌军至湖南，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战机，争取粉碎敌人的“围剿”，恢复中央苏区。但是，执行“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已经从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变成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提前一个月向湘西北实行战略转移。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遂告失败。 毛泽东在后来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时说：“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歼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小档案 第19路军“福建事变”1933年11月，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联合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蒋决裂。蒋介石从“围剿”中央苏区的部队中抽调11个师前去剿讨，苏区的东、北方向压力骤减。当时毛泽东向中央建议，及时抓住这个机会，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威胁国民党政府的根本重地，迫使其撤兵回援。一方面能够帮助“福建人民政府”，另一方面又可能迅速创造出一个新的局面，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 长征前，率先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两支部队，一支为北上的红7军团，一支为西征的红6军团。 1934年7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派遣红7军团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广大的游击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以图吸引敌人兵力向北调动。 寻淮洲，红7军团军团长。 乐少华，红7军团政治委员。 7月6日，红7军团约计6000余人，携长短枪1300余支、轻重机枪几十挺、迫击炮6门、宣传品300余担，在中央代表曾洪易、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率领下，从瑞金出发，于29日到达闽江南岸，并在红9军团的掩护下抢渡闽江。随即公开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11月，红7军团进入闽浙赣根据地，与红10军会合，合编为红10军团，然后在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等率领下，继续转战于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地区。至12月，红10军团主力在江西怀玉山地区被国民党优势兵力包围，大部壮烈牺牲。余部在粟裕、刘英等领导下转到闽浙边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就在红7军团出发18天之后的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又决定派红6军团北渡湘江，到达湘中的新化、溆浦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以策应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同时，要求红6军团确立与红2军团的联系，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连接的局面。8月7日，红6军团9000余人，由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领，从江西碧溪、新江地区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9月8日，中革军委对红6军团发出补充训令，改变了原规定红6军团“在新化、溆浦间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命令其向城步、绥宁、武冈地区挺进，在该地区开展斗争。并强调，“至少要于9月20日前保持在这一地区内行动”，“以后则转移到湘西北地域”。至此，中共中央正式赋予红6军团为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而探路的任务。红军长征的序幕被正式拉开。随后，红6军团袭占通道，西入贵州，突破敌军18个团的包围。至10月24日，抵达贵州印江木黄与贺龙领导的红2军团会师。 红7军团北上途中发表宣言，公开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旗号。 反映红7军团北上抗日的宣传画 任弼时，领导红6军团西征的湘赣军政委员会主席。 小档案 红6、红7军团西征历经的省份与里程 红6军团1934年8月7日从江西出发，经湖南、广西、贵州等省，至10月26日与红2军团会师。行程达5000余里。 红7军团1934年7月6日从江西瑞金出发，于11月到达闽浙赣苏区与红10军合编为红10军团，继续向皖南地区挺进。先后转战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省，行程达5600余里。 红6军团西征拉开长征序幕，他们在连续通过国民党军数道封锁线后，抵达湖南省桂东县以南的寨前圩。图为寨前圩。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红6军团西征的命令电 1934年10月，红6军团与红2军团在贵州印江木黄会师时写的标语。 小档案 为什么红7军团北上与红6军团西征不属于长征首先，红7军团北上与红6军团西征，都是外线的局部的战役性出击，不属于战略转移；其次，长征作为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必须从影响中国革命全局的行动来考虑，应以中国革命大本营与主力红军的移动时间为准。 正文 3.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在中央苏区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1934年6月左右，中共中央曾将主力红军撤离苏区的设想报告共产国际。6月25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为了保存活的力量”，同意适时退出苏区。 这也是共产国际给在江西的中共中央的最后一封指示电。随后不久，中共上海中央局被蒋介石政府破获。自1934年8月起，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与中国的联系断绝。李德、博古只好自行其是，不能援引共产国际的权威，也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自主地按照中国国情处理实际问题。 小档案 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全名为“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联合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凡参加这个组织的共产党均为其一个支部成员。1922年，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并派有常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共产国际对每个下属成员负有指导和领导责任，凡属每个支部的重大事项，均须得到其批准。1943年5月解散。 在共产国际表示同意进行战略转移之后，中央红军就进行了一些准备。主要体现在：选定突围的目标和方向；组织留守的中央分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组建了新的兵力，征集3万新战士并编成红8军团；筹集了一批粮食、草鞋、食盐、棉被与军用器材等。每个干部战士都发了一件崭新的灰色棉上衣；除了枪支弹药外，还有2至4个手榴弹，2至3双草鞋，几斤粮食；为了防空袭，每个背包上还插了一束树枝当伪装。 1934年10月，中革军委发布的进行战略转移的命令。 然而，准备是不充分的。首先，对这一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行动计划，只传达到师一级干部，广大官兵没有思想准备。其次，军事上准备极端不够，没有进行必要的休养兵力和整顿训练。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主要打的是阵地战。长征前，没有对部队进行运动、进攻、遭遇、抢隘口、渡江河、突破等必要的运动战和遭遇战训练。临时组建又没有经过训练的红8军团，不要说打仗，就是走路、吃饭都成了问题。 小档案 中革军委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12月25日，正式宣布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负责“统一全国红军指挥”。中革军委隶属于政权系统，但它在政治上仍受中共中央及其中央局的领导。1937年8月，改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 战略转移的出发时间，定为10月底或11月初。目标是，到达湘西北与红2、红6军团会合，先放下行李，尔后实行战略反攻，恢复中央苏区。 谁也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几万里。毛泽东曾经风趣地说，不是我们愿意走两万五千里，是蒋委员长强迫我们走的，结果一路扭秧歌，就扭到了陕北。董必武回忆：“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时就知道要走两万五千里的程途，要经过十三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会作何感想，是不是会同样的坚决想随军出发呢？这都不能悬揣，但在长征中遇到一切天然的人为的困难，不曾令我丝毫沮丧过，同大家一齐克服了。” 中央红军长征走过的第一桥——瑞金武阳桥 《我们会回来的》（油画），孙立新作。 1934年10月6日，国民党军占领石城，并准备于10月14日总攻瑞金。从10月7日起，红军各野战部队先后将防御阵地移交给地方独立团。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红军总部率主力8.6万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同时，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决定将军委、红军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亦称中央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的野战军共同行动。在行动中，红1、9军团为左翼，红3、8军团为右翼，红5军团殿后，掩护着中间庞大的中央纵队；雇用的挑夫携带着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的大型设备。由于道路崎岖，每个军团各有1000副或800副挑子，什么东西都挑上。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附近苏区打仗，所以连屎盆、尿盆都带上了。毛泽东后来形象地说“就像大搬家一样”。 由于采取了“大搬家”的转移方式，结果所有部队都成了掩护部队。一碰到敌人，也不想办法积极进攻，只是打掩护，只是跑。敌人来了就打一下，赶快转移，天天在“避战”。毛泽东后来形容这种方式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 小档案 三人团1934年5月广昌保卫战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博古（中共中央负总责者）、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周恩来（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组成“三人团”，处理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一切党政军事宜。遵义会议后，“三人团”取消。不久中共中央又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小组”，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新成立的中央分局书记项英、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带领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1.6万余人，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这一坚持，就是整整三年。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序列 （1934年10月——12月） 正文 4.其他三路红军开始长征 1934年，面对兵力占优的国民党军“围剿”，再加上“左”倾错误的危害，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十分严峻。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由省委率领红25军实施战略转移，到桐柏山或伏牛山一带创建根据地。11月16日，红25军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全军2980余人于当日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进行长征。 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图为出发地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 红25军长征初期序列 （1934年11月） 1933年至1935年间，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打破了敌人多次“围剿”，取得了很好的战绩，苏区面积达20余县、4万平方公里，近500万人口。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发起了强渡嘉陵江战役，控制了嘉陵江、涪江之间的广大新区，部队连同地方武装发展到约10万人，为在川陕边扩大根据地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4月下旬，蒋介石令刘湘、胡宗南等部集重兵进行南北夹攻，企图围歼红四方面军主力于江油、中坝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错误判断形势，在未同前线指挥作战的其他领导人商量，也未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的情况下，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实行战略转移。5月初，红四方面军撤出彰明、中坝等地，分路向岷江地区西进。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为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转入川西，指示红四方面军配合行动的命令电。 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初期序列 （1935年4月——6月） 1934年10月，红2军团、红6军团在贵州印江木黄地区会师后，为在战略上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主动与敌展开英勇作战，牵制了大量追击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企图把长江以南唯一的一支主力红军消灭掉。红2、6军团在国民党军的围困下，一直坚持着战斗，但是由于活动的区域基础薄弱，资源匮乏，无法提供对红军的给养。于是，决定实施战略转移，跳出国民党军的封锁圈。1935年11月19日，红2、6军团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和水獭铺（今瑞塔铺）地区出发，开始了长征。 1935年11月19日，红2、6军团由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和水獭铺地区出发，开始了长征。图为刘家坪。 红2、6军团总指挥部旧址 红军第2、第6军团长征时序列 （1935年11月——1936年6月） 项英，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主席。 陈毅，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小档案 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为中央红军长征后统一领导中央苏区范围内红军开展革命斗争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项英，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主要区域为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5个军区（含闽北军分区），统属部队为红24师、红10军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 红军主力长征后，一部分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共约5万人留在南方8省15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在国民党军的连续攻击下，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图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形势图。 小档案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34年8月起，红6军团、中央红军、红25军主力相继北上长征后，留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广东8省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独立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共开创了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和琼崖等15个地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8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正文 三、生死关头的转折 1934年10月中旬，蒋介石得知红军主力有突围的迹象，急忙赶赴南昌，在红军西征路上部署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设在赣西南的安远和信丰之间，由碉堡群构成，修筑在公路两旁、山坡岭头等要害位置上，号称牢不可破的“钢铁封锁线”。防守第一道封锁线的是被称为“南天王”的陈济棠的粤军。 古陂，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旧址。 城口，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旧址。 让蒋介石料想不到的是，早在1934年4月，陈济棠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就已经开始寻求同红军的联系。9月，周恩来派何长工、潘汉年为专使，与陈济棠达成了五条秘密协议：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因此，在红军大部队到来之前，粤军大都预先撤出了正面防线，红军除了与粤军个别部队有零星交火之外，几乎兵不血刃地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 11月初，当蒋介石判断出中央红军将去湘西北与红2、6军团会合，立即命令薛岳带中央军追击，同时命湘军何健部入湘南布防，陈济棠率粤军进至乐昌、任化、汝城间截击。但何健的湘军还没来得及部署，红军已经扑向第二道封锁线。此时，第二道封锁线的主角仍是陈济棠的粤军。在粤军一个团意外地与红军打了一仗后，11月8日，红军部队在粤军重兵的注视下，被检阅般地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通过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后，红军迅速扑向湘南。前进的路上是蒋介石的第三道封锁线。这道封锁线设在郴州、宜章之间，守军为湘军悍将何健的部队。但何健太了解红军的战斗力了，所以，当他接到蒋介石要他阻止红军西进的命令时，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他希望侥幸成功，另一方面也深怕与红军拼掉了老本，回头再被老蒋收拾掉。这种“想吃怕烫”的心理最终还是让何健效仿陈济棠，以保境安民为主，追堵红军为次，盼着红军早些离开湘境。于是他把重兵集结于湘西北，而在湘南与广东结合部的兵力配置则较弱，指望陈济棠能帮上一把。可陈济棠又怎么会帮他呢！至11月15日，红军从湖南良田至宜章间突破第三道封锁线。 宜章，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旧址。 红军虽然通过三道封锁线，但也暴露出自身的弱点：一是行动迟缓，部队难以采取机动灵活的方式作战。由于中共中央机关把大量笨重的营具和工厂机器等“坛坛罐罐”都带上了，部队行军长径达160里，一天只能走20至30里。并且总是两个军团在左翼，两个军团在右翼，一个军团殿后，中央机关居中，被称为“抬轿子”式转移、“甬道式”行军。二是暴露了转移的战略意图，让蒋介石判断出中央红军是要去湘西北与红2、6军团会合。三是优柔寡断，不善于根据敌情变化，及时转变作战方向。当红军进入湘南地区时，毛泽东曾建议组织力量反击，趁国民党军各路立足未稳之际，寻歼其一路或一部，改变被动局面。彭德怀亦提议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避免陷入绝境。但是，只顾消极避战、一味西进的博古、李德等，拒不采纳毛、彭的正确建议。 时任红5军团宣传科长的黄镇所作的漫画《红军过湘江》 进入湘南，前面横亘着潇水和湘江两条大河，继续向前就等于往敌人已经布好的口袋里钻。蒋介石认为围歼红军的机会到了，于是令湘、粤、桂、中央军共约40万人对红军形成追堵合围之势，企图把中央红军扼杀在湘江以东地区。 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后最大的一场恶仗开始了。11月27日，红1军团先头部队已经顺利突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28日，红3军团也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以南的新圩部分地区。侧翼的红8、红9军团业已占据有利地区，殿后的红5军团则扼守要地，阻击追击的国民党军。 红军主力军团，已经搭好了掩护中央纵队通过的安全通道。此时的中央纵队距渡江点仅有80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即可迅速过江。然而，博古、李德等仍不肯抛弃从苏区带出的笨重家当，在路上足足耗去了四天的宝贵时间。这时，朝湘江急进的国民党各路大军已迫近江边。为了保证中央纵队的安全，各路红军都陷入了以少打多、以弱对强的被动境地，与优势之敌展开了五昼夜的浴血奋战，惨烈程度难以言表。敌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发动了一次又一次进攻。在敌我反复争夺的阵地上，只见敌人和红军战士尸体滚抱在一起，鲜血把一个个山坡都染红了。在扼守光华铺的战斗中，红3军团第4师第10团第一天之内，两任团长阵亡。战至12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大部渡过了湘江。但是，因担负掩护任务而被阻于湘江以东的红5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大部壮烈牺牲。 至此，英勇的中央红军以血的代价，突破了蒋介石精心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 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以来打得最艰苦、损失最惨重的一仗。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造成的严重后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此后，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叶剑英任副司令员。红8军团建制撤销，部队编入红5军团。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之战的惨重损失，使红军各级指战员逐渐觉悟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是正确的。部队中对现行路线的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在湘江战役后达到了顶点，党和军队的许多领导人与李德、博古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小档案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的挑子有多大每个军团各有1000副或800副挑子。中央纵队所有物资完全是雇挑夫来搬运，共达5000人之多，所以当时就有人开玩笑说：“中央纵队是坐着5000人抬的轿子在行军。” 小档案 面对危局，博古把自己的手枪指向自己的脑袋湘江战役像一场恶梦。面对静静流逝的江水，博古感到责任重大又一筹莫展。他无可奈何地掏出了手枪，缓缓地指向自己的脑袋。这一幕，恰被聂荣臻发现，急忙赶去拦阻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 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示意图 正文 2.战略方向的争论 中央红军在渡过湘江之后，其战略意图已经完全暴露。蒋介石改5路追剿军为2个兵团，并令黔军王家烈部配合截堵，数十万国民党军在红军北出湘西北的道路上，布下了口袋阵。在这危急时刻，博古、李德等人仍然盲目地按照原计划，坚持去湘西北与红2、6军团会合。 1934年12月12日，野战军司令部和军委纵队到达广西省通道县城。中共中央在此临时召集紧急会议，决定红军的去向问题。这次会议没有明确的规格和议程，既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不是中革军委会议，参加者是当时在通道县的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毛泽东应邀参加了会议。这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第一次参加中央核心会议。会上，李德主张继续北上，与红2军团建立联系，这代表了博古他们两人的意见。面对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他们的瞎指挥，力主放弃原定计划，转向敌人防守兵力较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个主张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的支持。但博古、李德等人仍然坚持原定计划。 这次会议，对中央红军战略方向的争论已经摆到桌面上。会议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在行军路线上作了一些调整，决定放弃从通道北上的计划，改由贵州黎平、锦屏北上。 《通道会议》（木刻画），沈尧伊作。 12月15日，红1军团攻占黎平。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黎平会议），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朱德等出席。在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李德等人的错误军事路线，力主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毛泽东说：蒋介石做好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等北上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的《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西渡乌江，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 这次会议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次以政治局决定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错误军事路线，解决了中央红军今后的进军方向，以及到什么地方建立新根据地这一战略问题；第一次结束了三年来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绝大多数人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局面。但会议没有来得及清算王明“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因此决定，到遵义后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国民党军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设置的封锁线 “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飞机 黎平会议旧址 12月20日，红军分两路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连克剑河、台拱（台江）、镇远、施秉等城，进至乌江南岸的黄平、余庆、瓮安地区。 黎平会议作出的《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为了执行黎平会议制定的作战计划，中央红军发起了强渡乌江的战斗。12月31日，红1军团第2师第4团到达江界河渡口。1月1日，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决定在上游500米处，由第3连连长毛振华等8人进行试渡，准备架桥。由于对岸国民党守军的炮火干扰，架桥计划失败。晚上，毛振华带18人偷渡乌江，只有毛振华等5人到达江对岸。1月2日上午9时，第4团开始强渡乌江，在毛振华等5人的配合下，渡江一举成功，并顺利架起渡桥，军委纵队和红5军团在江界河渡口相继渡过乌江。随后，红1军团第4团杨得志部攻克回龙场，红3军团第10团攻克茶山关渡口，国民党守军3个旅的部队全部溃退。 乌江渡口 小档案 乌江为什么称“千年天堑”一是因为乌江江水很深，江面只有200-300米宽，流速则达每秒1.8米。二是两岸群峰连绵起伏，落差很大，与水平面相差达100-200米，著名的江界渡口高达500米。所以，千年来都被称为易守难攻的天堑。 《强渡乌江》（油画），魏传义作。 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渡过乌江后，立即扑向遵义城。离遵义城20公里的桑木垭是遵义的外围据点。这里驻扎着黔军王牌“九响团”的一个营。在黎平会议上刚刚恢复总参谋长职务的刘伯承亲自指示：“要坚决斩断这个触角，要秘密、要全歼，不准漏网一个！“1月6日，红1军团第2师第6团1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乘雨夜奇袭该据点，正在打麻将的守军稍作抵抗即全部投降。随后，刘伯承根据6团政委王集成的建议，命令1营营长曾宝堂带侦察排化装成“九响团”的士兵，诈开遵义城门。城门洞开后，担任前哨的红军一拥而入，二三十个号兵一起吹响冲锋号。黔军3个团猝不及防，蜂拥般逃出北门。智取遵义取得胜利。9日，军委纵队和野战军司令部全部进入遵义城。 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国民党追兵也被红军拖得疲惫不堪。红军还在一路上张贴标语，如“有劳远送”、“活捉王家烈，拖死中央军”等。 《红星报》关于红军强渡乌江的报道 小档案 九响团因装备德国“九连珠”步枪而得名的黔军王牌团。“九连珠”即毛瑟1874步枪，发射11毫米平头步枪弹。下置8发管状弹仓，加上膛内的1发，共装9发子弹。又名“九子连环”。 正文 3.遵义会议毛泽东回到领导核心 毛泽东，长征出发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的三年里，他的许多正确主张都得不到采纳，但他坚持原则，同时又顾全大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自己的贡献。 1934年9月长征前，博古等人利用确定中央高级干部走留名单的机会，尽量将他们认为有“右”倾错误、不执行他们路线的人，如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都留在苏区打游击。最初，也不打算让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红军主力一起转移，并在9月中旬把他派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忆：因为中央纵队的名单上没有毛主席的名字，所以长征出发前连物品都领不到。 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但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他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的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和战略战术，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直到1934年10月，中革军委下达“准备出击”的命令后，周恩来与博古、李德据理力争，并说服了博古，才使毛泽东最终踏上了长征路。 《康克清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叙述：朱德在屋子里踱步，走到我身边低声说，“这一次，他们总算让毛泽东一起走啦。只要有毛泽东，我们总会有希望的。” 早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毛泽东、王稼祥由于有病、有伤在身，一直躺在担架上被人抬着走。他们朝夕相处，有机会就中央苏区和长征中的一些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王稼祥开始倒向与支持毛泽东，并提出“到时候开会，把他们‘轰’下去！”同时，毛泽东还与张闻天进行了多次同行同住的长谈，使张闻天逐渐了解并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中央红军过湘江后，毛泽东提出讨论失败的问题，从老三界一直争论到黎平。在黎平会议上，由于毛泽东的坚持，他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多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支持，从根本上实行了战略转兵。但由于博古特别是李德继续作梗，一再坚持回头东进与红2、6军团会合，毛泽东不得不继续与他们进行斗争。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瓮安县猴场（今草塘镇）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黎平会议提出的创建川黔边根据地的主张。同时，规定了“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从而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限制了李德的决策权和指挥权。这次会议，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主导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扫清了障碍。 遵义会议会址，原为黔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 小档案 1934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组成 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王明、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朱德、顾作霖 候补委员：刘少奇、王稼祥、关向应、邓发、凯丰、方志敏 总负责人：博古 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陈云、周恩来、项英 《1935年遵义会议》（国画），刘向平作。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洛甫）、朱德、陈云、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邓小平、李德、伍修权等20人。 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对这次反“围剿”的失败作了辩护。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然后，张闻天按照同毛泽东、王稼祥事先商定好的提纲，作了与博古相对立的反报告。紧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原则，指出“左”倾军事指挥错误的症结所在，分析了致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 继而王稼祥发言，支持张、毛的观点，并建议更换军事领导、由毛泽东指挥红军。 陈云在当年的《传达提纲》手稿中记录：“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时任红3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回忆：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具有革命胆略和卓越军事才能的毛泽东同志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这对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遵义会议1月17日结束。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小档案 遵义会议的参加人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洛甫）、朱德、陈云、周恩来、秦邦宪（博古）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林彪（红1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1军团政委）、彭德怀（红3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3军团政委）、李卓然（红5军团政委） 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 周恩来 朱德 张闻天（洛甫） 陈云 秦邦宪（博古） 王稼祥 刘少奇 邓发 何克全（凯丰） 一、军事上：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至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二、组织上：（一）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洛甫）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其后的2月5日，在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这个号称“鸡鸣三省”的地方，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共中央负总责，“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此后，以中革军委或朱德名义发出的行军作战命令，均经毛泽东看过后，由周恩来签发。 陈云向中央纵队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部分） 1935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为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发布的《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 3月4日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3月12日，中共中央又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小组”，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但恩来同志……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充分信赖，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同志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 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表现在：一是转变了红军的战略方向，从而为摆脱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创造了前提；二是取消了博古、李德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对红军的指挥权，使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危险；三是对党在白区的斗争策略作了重要改变，不再采取阵地战、消耗战的形式，代之以游击战。这些军事与组织上的问题，是当时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最重大问题。 遵义会议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第一，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解决自己的问题的开始。第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三，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开始。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核心地位，也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全党全军通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所作出的历史选择。 《红星报》登载的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关于拥护遵义会议决议的决议案 油画《走向胜利》，彭彬作。 小档案 伍修权评价遵义会议 李德等人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迫使人们苦苦思索面临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能够以三四万的兵力，粉碎敌人的一、二、三次“围剿”，还扩大了根据地，发展了红军……事实教育了人们，王明自称“百分之百”的正确，却打了败仗，被他们批判排斥了的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却越来越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在失败中又进一步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 正文 四、中央红军打破围追堵截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于1935年1月19日兵分三路，从遵义等地向北挺进，拟由土城、赤水北上，直插泸州至宜宾间渡过长江，以尽快摆脱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当时，红军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蒋介石调集了150个团约40万兵力，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堵”和“追剿”。红军只有3.5万人左右，双方兵力对比为10:1.27日，毛泽东获悉有川军2个旅4个团正直奔土城而来，便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商议，拟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进犯之敌，为红军北渡长江创造有利条件。 28日晨5时，土城战斗打响。激战持续数小时后，川军不但没有丝毫退却的迹象，反而后续兵力像潮水般地不断涌来，战场形势十分危险。这时才查明，原来情报有误，敌军不是2个旅4个团，而是4个旅6个团。 战斗持续到28日黄昏，红军虽然击溃敌军一部，但敌主力仍在顽抗，两军形成对峙局面。 土城战斗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仗，可谓出师不利。毛泽东在总结原因时说了三条教训：“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 土城，红军一渡赤水河渡口之一。 毛泽东意识到土城之战难以为继，为化被动为主动，立即与张闻天、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指出：土城所以不能再打，一是地形不利，河流多；二是敌人援军快要赶到，敌人的兵力都集中到这里来了；三是这一仗再打下去，就是一个消耗战，会使我军损失很大。所以根据敌情，红军原定由土城、赤水北上，在泸州与宜宾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难以实施，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沿叙永等地北上，寻机从宜宾以西地区渡江。这一果断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 1月29日拂晓，中央红军3万余人按照毛泽东的决定，把大炮等笨重物资全部沉入赤水河中，部队进行轻装，分三路纵队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前进。 红军一渡赤水河要图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在川南的古蔺、叙永等县先后遭到敌人的截击，而且敌军不断增加。军委和毛泽东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令部队西进至扎西（今云南威信）地区集结，以休整部队。蒋介石发现红军集结扎西，判断红军仍将北渡长江。于是，除继续部署长江防守外，急调重兵向扎西推进。这时，毛泽东见黔北兵力相对薄弱，决定“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2月10日，军委对各部队进行了缩编。除红1军团外，各军团一律取消师一级编制。干部层层下放，充实基层战斗单位。把辎重坚决甩掉，部队再次轻装。2月11日，红军出敌不意地由扎西东进，于18日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东渡赤水河，回师黔北，连打四个漂亮仗。 太平渡，红军二渡赤水河渡口之一。 第一仗是攻克桐梓。蒋介石发现红军回师黔北，急忙命令川军3个旅从扎西掉头向东追击。军委遂命令红5军团第37团携电台一部，以运动防御吸引敌人向东跟进，红军主力则直取东南方的桐梓县城。2月24日，红1、3军团会攻桐梓，不到两个小时，敌人弃城逃窜。这时红37团已将敌3个旅9个团牵制了6天之久。 红军二渡赤水河要图 1935年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二渡赤水河途中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战士书》。 第二仗是攻克娄山关。娄山关是桐梓通往遵义的必经之路，地势险要，素有黔北门户、遵义屏障之称。黔军1个旅又1个团驻守于此。红军经一天激战，占领娄山关。守敌大部被歼，残敌逃往遵义。 第三仗是重占遵义城。打下娄山关后，毛泽东判断遵义城较空虚，决定乘敌喘息未定，再占遵义。2月28日，红军不顾疲劳，奋力攻城。敌军抵挡不住红军的猛烈打击，弃城溃逃。 第四仗是伏歼援敌。红军重占遵义城时，国民党军第93师、第59师也正在向遵义城急进。毛泽东立即决定，在遵义城西南的老鸦山、红花岗一带设伏。敌军进入伏击圈后，在红军阵地阻击和迂回包抄打击下，兵败如山倒，2个师大部被歼。 从2月11日起的18天中，中央红军横扫1100余里，击溃和歼敌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活捉敌团长1人，击伤敌旅长、团长3人，同时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红军自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 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词手迹 忆秦娥·娄山关 毛泽东 一九三五年二月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娄山关，二渡赤水后战斗最激烈的地点之一。 红军二渡赤水后毅然回师遵义，5日内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共歼敌5000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图为油画《而今迈步从头越》，沈尧伊作。 重占遵义后，毛泽东本想继续寻机歼敌，再打一个胜仗。但是，各部敌人均不敢冒进，使红军始终未能达成目的。这样，红军就在遵义附近地区活动了，这给蒋介石造成了错觉：一方面认为红军仍想东去，与红2、6军团会合；一方面认为“红军徘徊此地”，是战略方针未定的表现。于是，下令各路“追剿”大军齐向遵义方向推进，寻找红军决战。毛泽东见敌军已麇集一起，失去了再次歼敌的机会，遂率兵西进。于3月15日向驻守鲁班场的3个师8个团之敌展开进攻。激战持续到当晚20时，还没有解决战斗，毛泽东果断决定撤出战斗。此战，红军毙伤敌1000余人，自己也牺牲480人、伤1000余人。但这一仗，主动权始终掌握在红军手中，想打就打，不想打就撤，行动自如。撤退的路线和时间也预先有筹划。 茅台镇，红军三渡赤水河渡口之一。 3月16日，红军进占赤水河东岸的茅台镇。17日，在茅台及附近地区大摇大摆地再次西渡赤水河，进入川南。渡河成功后，毛泽东即命红1军团派出一个团，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川南的古蔺前进，造出北渡长江的架势。蒋介石遂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便令其所有部队立即向西向北，以川南为目标进行追堵。 红军三渡赤水河要图 小档案 打鼓新场风波与“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吸取博古、李德独断专行的教训，遇事都开会集体讨论。3月10日红1军团来电，建议进攻打鼓新场之敌。于是，张闻天召开了20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进行讨论，会上多数人同意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反对。张闻天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通过了攻打的决议。会后毛泽东做周恩来等人工作，第二天再次开会讨论，终于说服了大家。由于毛泽东的坚持，避免了红军陷入敌军的合围。根据这次事件的教训，中共中央于3月12日批准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 1935年3月5日，朱德、毛泽东在鸭溪地区下达的三渡赤水河作战命令。 二郎滩，红军四渡赤水河渡口之一。图中为红军渡河时拴过缆绳的石头。 正当各路“追剿”大军奔向川南时，红军主力以隐蔽、神速的动作，就在三渡赤水后第四天的3月21日晚，分别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回师黔北。三渡赤水是公开的，生怕敌人不知道；四渡赤水是极其保密的，军委要求各军团首长迅速组织渡河时，“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3月24日，蒋介石飞抵贵阳，亲临前线指挥与红军的决战。为了再给蒋介石一个错觉，毛泽东又派红9军团伪装主力向西南前进，一路上大摆标语，多打旗帜，广放炊烟。红9军团的举动，吸引了敌人6个师的兵力尾随。蒋介石则一直被蒙在鼓里，至3月28、29日，仍在电令有关部队往黔西一带堵截。 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并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则直逼贵阳。这时国民党各路“追剿”大军已被甩在了乌江以北地区，贵阳城防兵力不足2个团。蒋介石大为惶恐，急令滇军主力星夜兼程，驰援贵阳。红军兵逼贵阳，目的就是可以借蒋介石之手，调出滇军，为红军西进云南、强渡金沙江扫除障碍。毛泽东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当滇军毫不含糊地按令到达贵阳时，毛泽东已率领红军从贵阳、龙里间的空隙带越过湘黔公路，以一天120里的速度，飞速抵达云南边界，跳出了40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圈子。 红军四渡赤水河与南渡乌江要图 小档案 四渡赤水之战，中央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精彩、最惊心动魄的军事行动，是中央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四渡赤水之战，红军进行了大小40余次战斗，共歼敌18000余人，击落敌机1架，缴枪数千支。最为重要的是，从此一反红军长征以来的被动挨打局面，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 1935年3月4日，《红星报》刊登的遵义战役胜利报道和国民党军王家烈部军官的伤亡统计。 小档案 毛泽东：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1960年5月27日，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时对毛泽东说：“您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回答说：“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红军渡赤水河时使用的马灯 《四渡赤水》（油画），吴厚信作。 正文 2.巧渡金沙江 中央红军主力自贵州转兵云南后，即兵分两路，锋芒直指昆明，前锋距昆明城仅60里。为了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实现红军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毛泽东等指挥部队把进攻昆明的声势造得淋漓尽致，使本已坐守空城的“云南王”龙云急得如坐针毡。由于身边无兵可用，只好紧急调集昆明周边的民团武装进城拱卫，并向蒋介石发急电求援。未曾想，龙云此举正中蒋介石下怀，同时也上了毛泽东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于是，蒋介石立即下令薛岳率各路“追剿”大军，不分昼夜地向昆明兼程急进。毛泽东立即抓住滇北敌兵力极度空虚之机，挥师北向，彻底甩开国民党“追剿”军，直趋金沙江。 红军渡金沙江时使用的三方亮行军灯 皎平渡，红军渡金沙江的渡口。 毛泽东用“调虎离山”骗走国民党追军，然后在这个穿洞中，日夜指挥部队渡金沙江。3万红军用7条小船，花了9天9夜，全部渡了过去。 位于云南北部边陲的武定、禄劝、元谋三县，是红军北渡金沙江的必经之地。因此，如何迅速夺取这三县就成为了红军顺利渡江的关键。 当时，滇军仅有的6个旅已奉令调入贵州，但该地区还有不少反动民团和地主武装。4月下旬，红1军团第2师第4团率先出发。为了争取时间，避免同这些反动武装纠缠，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决定，从两个步兵营中各抽调一个连，再加上团侦察连，组成先遣分队，换上在遵义战役中缴获的国民党中央军的军服，再配上缴获的武器，大模大样地向前开进。 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关于红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 部队行进至禄劝县城城门时，被民团团丁挡住。正当他们上下反复打量时，侦察连长王友才一个箭步冲了过来，声色俱厉地训斥道：“放肆！胆大包天，竟敢阻拦我们中央军！”其实，这些家伙哪见过什么“中央军”，于是赶紧放下吊桥，打开城门。随后，禄劝县长、警察局长、民团团长、商会会长，以及县城里大大小小的绅士，又摆开了丰盛的午宴，招待远道而来的“中央军”。酒过三巡，禄劝县长奉杨成武之命用电话通知武定县长，说：“‘中央军’马上就去武定，请开门迎接！” 像武定一样，由于事先打了招呼，当杨成武率部到达元谋县时，元谋县同样是城门大开。这时，杨成武高声宣布：“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列队迎接的大小官绅犹如遭到晴天霹雳，一个个瞠目结舌，有的当场就吓瘫在地。在场的民团团丁尚未回过神来，就被身手迅捷的红军侦察员缴了械。 蒋介石发给滇军的电报，命令其务必收缴、烧毁一切船只及可以载渡之门板、竹木等。 红一方面军途经云南时，用废铁皮自制的双口水壶。 红军经过云南时写的标语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来，在国民党军中最辛苦的要数“追剿”军前敌总指挥薛岳了。他率国民党中央军9个师，也从江西兴国开始，经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一路尾随红军。在“追剿”中无不倾心用命，处处彰显其能，只可惜事与愿违。他哪里是毛泽东的对手，尤其是遵义一战，几乎损失2个主力师，简直把中央军的颜面丢尽了，还差点被革了职。自此以后，狂妄自大的薛岳收敛了许多，他畏忌毛泽东的用兵，畏忌飘忽不定的红军说不定什么时候又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杀他的回马枪。更令薛岳心烦意乱的是，这种“追剿”无休无止，劳而无功，有时甚至连红军的踪影也摸不着，不仅蒋介石不满意，手下人更是牢骚满腹，怨气冲天。 即便如此，当中央红军由黔转兵云南、剑指昆明时，薛岳又不得不率部跟追入滇，但也不敢沾尾穷追，而是按蒋介石的叮嘱行事，“每到一地，务求稳打稳扎，不要急躁冒进，朱毛匪军惯用声东击西战术，当认真防范之”。这样一来，就给了红军更多的转旋余地，以至于中央红军3万余人，在金沙江上仅用7条船，划了9天9夜，全部渡了过去。 当薛岳拖着疲惫的身躯率部赶到金沙江边时，早已不见了红军的踪影。望着波涛汹涌的江水，薛岳叹息不已：“数十万大军日夜兼程，沿途疲于奔命，总算赶到了金沙江，谁知却是来与共军送行的。” 《渡过金沙江》（油画），金浪作。 红军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要图 小档案 龙云“献”地图 薛岳率部沿着红军去路进入云南境内。由于没有云南地形图，行动受到限制，便请龙云提供。因军情紧急，龙云的飞机又出了问题，只好改用卡车送。车里还装满了龙云送薛岳的礼物，有云南宣威火腿、普洱茶、白药等。卡车沿着滇黔公路飞驰，当行至离曲靖约20里处，突然被一队如从天而降的红军挡住了去路。车上的地图以及龙云送给薛岳的礼物，也都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地图是套色的，非常漂亮。毛泽东见了哈哈大笑，戏称：“当年刘备入川是张松献的地图，如今我们过云南要入川，是龙云‘献’的地图，好兆头，好兆头啊！” 正文 3.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22日晨，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在先遣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翻越峨瓦山，进入果基（又称沽鸡、古鸡）彝族区。当先遣队主力进入该族辖地后，突然枪声骤起，稍后跟进的红军的1个工兵连因坚决执行不准向彝民开枪的命令，被彝民缴去了枪械，甚至连战士身上穿的衣裤也被扒了个精光。刘伯承得知情况后，命令部队停止前进，立即返回冕宁，向毛泽东等请示汇报。毛泽东说：“党的民族政策早就规定了，还是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歧视彝民。”为此，红军布置向导向彝民喊话，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还送给彝民不少银元、衣物和食品。 沽鸡族首领小叶丹听了红军的宣传，特别是看到红军纪律严明，与欺压他们的反动军队有天壤之别，便带人下山，在海子边与刘伯承相见。由于红军热情友好，赤诚相待，谈判非常顺利。刘伯承还按照彝族习俗，同小叶丹在海子边上歃血盟誓，结拜为兄弟。这就是至今仍传为佳话的“彝海结盟”。随后，小叶丹派人帮助红军与彝民武装沿途设置的关卡交涉，还赠送了一头黑骡子给刘伯承，送了一批彝胞参加红军。5月23日，小叶丹又亲自引路，使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 《彝区结盟》（油画），方振、何哲生作。 这为红军摆脱追兵、向大渡河安顺场方向挺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与此同时，红军协助彝民组成了“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刘伯承代表红军授予小叶丹队旗一面，并赠送了部分枪支。 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北上先遣队司令员。 红军帮助彝族群众建立了红军地方武装。图为小叶丹的妻子手执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 中央红军通过彝民区，经会理、德昌、泸沽，准备过大渡河北上时，走的是一条几乎完全和当年石达开一样的行军路线，甚至连时间、兵力也相差无几。因此，蒋介石兴奋难抑，立刻由贵阳飞抵昆明，调集10余万兵力，企图一举围歼中央红军。蒋介石亲电各军军长：“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亡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要、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然而，毛泽东不是石达开。在距安顺场约3公里的一个山脚下，耸立着一个石碑，上面记载着石达开在安顺场全军覆灭的经过。毛泽东仔细看完碑上的全文，沉思片刻，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 中央红军先遣队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在通过彝族区后，冒雨急行军140里，于5月24日赶到了大渡河畔的安顺场。不到半个小时，红军就全歼了2个连守敌，控制了渡口，并缴获了一条极其珍贵的渡船。第二天清早，红1团组织了17名勇士，在连长熊尚林率领下，开始强渡大渡河。他们每人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一把大刀，几颗手榴弹，登上渡船，冲破急流，向对岸驶去。快要接近岸边时，对岸的敌人突然乌压压地从山上冲了下来，形势十分危急。这时，南岸的机枪排长李得才急忙率领几挺机枪向敌人扫射。早已瞄准对岸三个碉堡的炮兵连长赵章成，用仅有的四发炮弹进行轰击。第一发炮弹就击中了目标，第二发、第三发又击中了目标。敌人不知道红军有多少炮弹，此刻慌乱起来。17勇士随即飞身下船，迅速占领了渡口。 安顺场，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渡口。 孤舟强渡大渡河的17名勇士是：连长熊尚林，排长罗会明，三班班长刘长发、郭世苍，副班长张表克、张成球，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他们中没有一人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 红军强渡大渡河时使用的启拉利轻机枪 红军强渡大渡河时使用的大刀 红军强渡大渡河时使用的马尾手榴弹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等在宁夏与强渡大渡河的17勇士合影。这17位勇士都没有活到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 红军突破大渡河封锁线要图 小档案 17勇士中有一个是哭出来的 在组织渡河奋勇队时，本来只选了16名。大家刚站好队，刚参军不久的二连通信员陈万清哭着冲出来说：“我也去，我一定去！”他的举动感动了先遣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团长杨得志、营长孙继先。于是决定在渡河奋勇队中增加陈万清的名字。 红1团虽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但是，由于正值汛期，大渡河水流湍急，河面太宽，不能架桥，而且红军费尽周折也只找到4只小木船。此时国民党追兵正向大渡河昼夜猛进，红军几万人马就凭这几只小船来渡河，时间根本不容许。 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新的部署：中央红军主力分左、右两路，齐向西北夹大渡河而进。左纵队红1军团第2师第4团接受了夺取泸定桥的任务，并限3日内到达。安顺场距泸定桥约320里。 27日拂晓，红4团比预定计划提前了一个小时出发。途中，又接到军团首长紧急命令，限红4团务必于29日拿下泸定桥。此时，他们距泸定桥还有约240里，而时间只有一天。任务已紧急到不容有丝毫的迟疑。红4团的领导一边行军，一边开会，研究战斗方案，同时给部队进行动员。 傍晚下起了倾盆大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道路泥泞不堪。加上部队连续强行军整整一天，没有吃上一口热饭，只好嚼生米、喝凉水充饥。正当红4团备感困难时，忽然，河对岸亮起了一串长长的火龙。原来，这是敌人的增援部队为赶路打起火把行军。“事到万难须放胆”。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立即决定利用这两天被打垮的敌军番号伪装自己，也命令部队打火把赶路。一时间，本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出现了敌我两条火龙隔河竞相赛跑的奇特场面。 经过一天一夜240里的疾行，红4团于29日晨赶到了泸定桥，立即以迅猛动作袭占了西桥头。泸定桥是悬在江上的铁索桥，上铺木板，供人、畜通行。此时，敌人已经拆去部分木板。下午4时，红4团组织了以第2连连长廖大珠为突击队长的22名勇士，发起了夺桥战斗。勇士们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边铺门板边匍匐前进，向桥东发起猛攻。敌人眼看守不住铁桥，就在桥头纵火，妄图阻止红军前进。这时东岸的红军也赶到了泸定桥，向敌发起进攻，并将火扑灭，守桥敌人仓皇逃跑。两岸红军胜利会师，夺占了泸定桥，占领了泸定城。 蒋介石妄图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迷梦被击得粉碎。后人评价说，红军在此夺取的不仅仅是光溜溜的13根铁索，而是夺取了整整一个时代！ 小档案 林彪、聂荣臻下达给红4团的急电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五军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此一任务，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林、聂（五月二十八日） 泸定桥铁索 《飞夺泸定桥》（油画），刘国枢作。 泸定桥，红军22位勇士创造奇迹的地方。 小档案 泸定桥历史泸定桥始建于康熙四十五年四月初四（1706年5月15日）。桥为东西向，长约100米，宽3米，有9根铁链为底栏，上铺木板，两边各有2根铁链为扶栏，共13根，全桥共有铁环12164颗。13根铁链象征当时中国的13个省。 红军某部侦察员在抢占泸定桥前的侦察报告 小档案 残缺的英雄榜飞夺泸定桥的22名英雄的姓名，除了已知的廖大珠（二连连长、突击队队长）、王海云（二连指导员）、李友林（二连支部书记）、刘梓华（二连副班长）、刘金山（三连支部书记）等5人外，其余的17名英雄的姓名由于当时没有详细的报道，当事人也未能全部记起，成为憾事。但他们的丰功伟绩将在历史长河中永恒。 朱德关于强渡大渡河给各军团下达的命令 正文 4.突破腊子口 腊子口位于今甘肃省迭部县境内，是红军过草地后从川北通往甘南的重要隘口。如果红军打不下腊子口，就无法继续北上，只有返回草地。 腊子口素有天险之称。隘口两边绝壁峭立，仿佛是被一把刀劈开了似的。山口处只有30米宽，像一条石壁构成的长廊；中间是一条水流湍急的腊子河，河上架有一座东西走向的木桥，将两边绝壁连接起来，成了进入腊子口的惟一通道。桥东头悬崖上筑有碉堡。红军要想进攻，必须经过三四十米宽、百十米长的一小片开阔地。敌人在腊子口部署了2个营的兵力，从山口往里直到岷县，纵深配置了3个团的兵力，严密封锁着红军北上的去路。 1935年9月16日，刚刚由红一方面军改编的陕甘支队连续几次向腊子口发起攻击，均因地形不利未能奏效。于是，担任主攻的红4团不得不停下来，重新研究战斗方案。研究的重点是能否组织一支迂回部队，爬上腊子沟口侧面的悬崖峭壁，实施包抄夹击。讨论来讨论去，大家认为要爬上看着都叫人眼晕的峭壁，把握不大。可时间不等人。关键时刻，红4团有个外号叫“云贵川”的小战士献计说：“在家采药、打柴，经常爬大山，攀陡壁。眼下这悬崖绝壁，只要用一根长竿子，竿头绑上结实的钩子，用它钩住悬崖上的树根、崖缝、石嘴，一段一段地往上爬，就能爬到山顶。”顿时，大家用惊奇的眼神望着他。因为大家都知道，只要有一个人能上去，就可以上去一个连、一个营。由于事关重大，红4团领导在征得军首长的批准后，决心做一次大胆试验。 腊子口，红军从川北通往甘南的重要隘口，素有天险之称。 黄昏前，团长王开湘率领迂回部队将“云贵川”护送过腊子河，悄悄地向腊子口侧面的绝壁处移动。“云贵川”赤着双脚，手握长竿，迅速到达绝壁下。只见他把长竿向上一伸，铁钩便紧紧地钩住了一根歪脖子树根，然后一把一把交替着往上爬。越往上，瘦小的身影就越小了。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每个指战员的心。揪心的等待终于过去了。不一会儿，只见一条用战士们绑腿接成的长绳从天而降。“云贵川”终于成功了！铆足了劲的红军战士们一个一个迅速地爬了上去。敌人在绝壁处根本没有设防，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红军会从似刀劈的悬崖爬上来。 然而，那个为夺取腊子口立下特殊功勋的红军小战士，连个完整的姓名也未能留下。只知道“云贵川”是一个贵州籍苗族红军战士。 红军北上甘南突破腊子口要图 清晨，一红一绿两颗信号弹如约升起，迂回部队按时到位。总攻开始了。位于右面悬崖高处的迂回部队，看准下面敌人没有顶盖的炮楼和阵地，扔下一个接一个的手榴弹。所有轻机枪和冲锋枪一齐开火，直打得敌人鬼哭狼嚎。与此同时，正面部队自下往上，轻重机枪一起开火。担任强攻的突击队员们，一个个身背马枪，抡起雪亮的大刀，冲向木桥，向敌人左砍右杀。没用一会儿功夫，红军就攻占了隘口的两座炮楼。指挥员见状，立即命令分兵两路，向峡谷纵深扩大战果。经过近三个小时的冲杀，两道防御阵地均被攻破，敌人全部溃散。天险腊子口被红军占领。 小档案 军委二局，为红军长征照明的“灯笼”在中央红军长征中，中革军委二局把监听、破译国民党军的无线电联系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来完成，多次为中央及时报告了敌人行动部署的准确情报，为帮助红军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特别是红军三渡赤水后，二局曾冒充蒋介石给“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军主力发电，调动了其行动，保证了红军南渡乌江。为此，毛泽东评价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腊子口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腊子口小桥 《刀山火海挡不住勇猛砸开腊子口》（木刻画） 腊子口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少见的硬仗之一，也是红军出奇制胜的一仗。夺取腊子口的意义非常重大，当年指挥腊子口战斗的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现在好了，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都走活了。” 1935年9月20日，《战士报》刊登的红军夺取腊子口的消息。 小档案 华北事变与日本侵华危机的加重1935年7月，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签订《何梅协定》，日本攫取了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大部分主权。11月，日本策动汉奸进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将侵略矛头直指华北地区。 正文 五、红25军突破重重“围杀”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2980余名指战员，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11月26日这一天，寒流突袭，气温骤降，衣履单薄的红25军指战员们顶风冒雪，向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方向前进。下午1时左右，部队到达独树镇附近，准备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山区。当红军先头部队快要接近公路时，霎那间枪声大作，埋伏在公路边的敌军突然向红军开火。由于天寒地冻，战士们一时连枪栓也拉不开，因而来不及反击，被迫后撤。敌骑兵则乘机向红军发起了冲击，并从两翼对红军实施包围。红25军奋力还击，且战且退，情况十分险恶。在这紧要关头，军政委吴焕先及时赶到，他迅速从警卫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大声吼道：“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说完，立即转身迎着弹雨冲了上去。战士们也纷纷冲上前去，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经过一番恶战，红军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随后，副军长徐海东率领后续部队赶了上来，迫使敌人转入防守。待天黑后，红25军果断地撤离战场，连夜穿过许南公路，于27日拂晓快速进入伏牛山东麓。 红25军部分领导人合影。前排左一为政委吴焕先，前排左三为副军长徐海东。 1934年11月，红25军在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遭遇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合击，经激战终于冲出重围，转危为安。图为独树镇城门旧址。 红25军独树镇地区战斗要图 红25军又经过近半个月行军，于12月10日到达陕西省雒南县庾家河镇。部队决定休息一天，开个会。会议正开着，突遭敌人3个团袭击。当时哨兵因过于疲劳，睡着了，没有及时发现敌人。形势非常紧张。敌人凭借有利地形，发起猛攻。红25军全体指战员立即进行反击，以刺刀、手榴弹与敌展开殊死拼搏，军长程子华和副军长徐海东都身负重伤。经过20余次的反复冲杀，终于将敌打垮，毙敌800余名，至此，红25军粉碎了20余倍于自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战略转移。 庾家河战斗旧址 1935年6月，红25军北上商县、洛南，转到外线捕捉战机。6月29日，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法，将1个旅的敌人吸引到袁家沟口地区，在一条长约10里的深沟设伏。7月2日拂晓，当敌进入包围圈后，军首长当机立断，适时发出总攻击命令。红军向敌密集队形突然开火，猛烈攻击。群山号响，满谷杀声，红军像尖刀一样刺向敌群，同敌展开白刃格斗。此战毙伤俘敌17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余挺、长短枪1600余支。战后乘胜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国民党军企图3个月内歼灭红25军的计划宣告破产。 陕北商南袁家沟口镇旧址 红25军袁家沟口战斗要图 1935年7月16日，红25军得知主力红军北上的消息，遂退出鄂豫陕，西征北上，主动配合红一、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8月初，红25军从陕西进入陇东，在西兰公路附近与敌周旋近20天，没有打听到主力红军的消息，便决定向陕北方向进军，与陕北红军会师。 21日拂晓，冒雨沿泾河南岸公路东进，急行军40余里后，到达泾川县城以西的四坡村一带。这时，敌第35师骑兵团和第104旅第208团已到达泾川县城，企图迎面堵击红军。同时，敌第35师第105旅也尾追而来。红25军面临前有堵敌、后有追兵的危险境地，再加上连日暴雨，河水猛涨，北渡泾河已非常困难。军政委吴焕先果断决定部队离开公路，南渡泾河的支流汭河。就在渡河时，突然响起了枪声。敌1000余人，在1个骑兵连的配合下，向红25军突然袭来。时红25军先头部队已渡过汭河，又遇山洪暴发，难以回援，担任后卫掩护任务的第223团完全是背水作战，情况危急。副军长徐海东立即赶到该团部，命令全团投入战斗，阻击敌人的进攻。小小的四坡村顿时淹没在一片喊杀声和激烈的枪弹声之中。激战尤酣之时，突然，一阵密集的枪声从敌人的侧后响起，顷刻间，原本拼命进攻的敌军阵脚大乱。原来，战斗打响后，吴焕先亲自率领军部交通队和学兵连的100余人，抄着一条隐蔽的小路插向敌人的尾部，切断了敌人的后路。趁敌慌乱之际，红223团也向敌人发起反击。在红军的前后夹击下，敌人纷纷溃退，夺路而逃。 1935年5月17日，吴焕先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中记述了红25军的战斗情况。 红25军四坡村战斗要图 战斗中，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的军政委吴焕先身负重伤，不幸牺牲。 红25军在长征中缴获的敌人的黄色挎包 红25军长征中使用的部分武器 红25军长征途中编写的宣传单《什么是红军》 红25军在四坡村设立的指挥所旧址，被当地群众称为“红军楼”。 正文 六、红四方面军浴血征战 嘉陵江战役是红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进行的战役。遵义会议召开后不久，中共中央建议红四方面军向西嘉陵江地区发动进攻，接应中央红军北上川西。红四方面军接到中央指示后，于1935年1月22日发动了广（广元）昭（昭远）战役，占领了嘉陵江东岸的广大地区，准备发动嘉陵江战役。 嘉陵江如放任不羁的野马，奔腾不息，宽阔的江面上，漩涡一个套着一个。正确选择登陆点，是渡江成功的关键。总指挥徐向前亲自勘测，最后选择在苍溪县石家坝地段敌守军的薄弱点。因为这里敌岸突向我方，水流较缓，岸前沿有一块平滩，纵深丘陵起伏，登陆后利于抢滩和向两翼迂回。 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使用的军号和望远镜 张国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由于所有船只均被敌军扣留在对岸，红四方面军决定在登陆点30余里外的大山里秘密造船。没有木料，跋山涉水从数百里外运来；没有铁钉，四处收集了大量破铜烂铁自己熔化制作；没有桐油，动员老乡把自己点灯与油漆嫁妆的油都献了出来。这样，70余艘船和3座竹扎便桥如期完成。 船只造好后，立即转入紧张的夜间乘船航渡训练。每只船头立轻机枪1挺，配正副射手，后面是6名步枪手和2名划手，背上背着大刀、步枪，各带4颗手榴弹。航渡时编成战斗队形，每船航距前后保持10-15米，左右间隔4-5米。按规定时间、预定方向驶到对岸后，立即发起冲锋。 1935年3月29日凌晨3点，渡江开始了。红四方面军数十门迫击炮和几十挺机枪一齐向敌前沿阵地猛烈开火，密集的火力构成了道道火网，映红了嘉陵江上空。由3个营组成的突击队，以神速乘船飞驰至对岸。紧接着，方面军分三路开始渡江，如数把钢刀直插对岸。在红军多路强攻之下，敌守军陷于顾此失彼、防不胜防的境地，江岸防线迅速被突破。 红四方面军嘉陵江战役要图 渡江成功后，红四方面军迅速扩张战果，向敌纵深和两翼发展，连克南部、剑阁等县城，并将攻击目标集中指向敌守备重点剑门关。剑门关是横跨剑阁、昭化之间的隘口，两旁均为数十丈的悬崖绝壁，山间只有一条小路相通，是连接川陕的交通要道。自古称“天下第一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战斗打响后，冲击部队扣人心弦的号声、冲杀声，震荡山谷，压倒了枪炮声。冲锋部队像潮水般涌向山头，手榴弹的白烟，立刻汇集成一片白云，在敌阵地上升起。剑门关在红军的强大攻势下，很快被攻克了。 嘉陵江战役历时24天，共歼灭国民党军12个团1万余人，攻克了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青川、平武、彰明、北川等9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至梓潼、北抵川甘边的广大地区，使红军有了随时可以北出甘南、南下成都之利，配合了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机动作战，为红四方面军继续巩固川陕苏区，向甘南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四方面军印发的嘉陵江战役捷报 这时的红四方面军，可谓是兵强马壮。主力集中起来，就地修整，发动群众，筹粮扩红。人员、武器、弹药、粮食、被服、经费等，都有了较大补充。全军共8万多人，加上随队的党政机关人员和职工，总计10万之众。 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写的宣传标语 小档案 国民党在宣传中对红军的“描绘”红军到达川西地区前，国民党在宣传中对其大肆污蔑，说红军是“普杀普烧”、“共产共妻”、“青面獠牙”、“红眼睛、绿眉毛”、“头长八只角”、“专吃人脑花和小娃娃”。红军到来后，不仅和常人长得一样，而且帮助群众背水、劈柴、治病，提倡宗教自由，宣布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国民党的宣传也就不攻自破了。 正文 2.土门战役 发起土门战役的原因就是继续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嘉陵江战役后，蒋介石为防止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和涪江之间建立根据地，立即抽调20多个旅的兵力从南北两面进行封堵夹击，并利用张国焘擅自撤离川陕根据地之机，在嘉陵江东岸集中力量进行阻击，防止红军东返。是时，中央红军已甩掉了几十万尾追之敌，渡过金沙江向川西进军，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红四方面军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合围计划，改变不利处境，同时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决定西出土门，进军岷江流域的松潘、茂县、理番、汶川等地。 嘉陵江战役后，红四方面军为摆脱不利处境，并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于1935年5月分路向岷江地区西进。图为红四方面军西进岷江地区要图。 土门地处四川茂县东部，是红四方面军西进岷江的惟一通道。这里高山耸立，绵亘蜿蜒约百里，只有土门、干沟、土地岭才有一条隘路走廊通向茂县。国民党军察觉了红军的西进意图，立即派约1.2万重兵布防，封锁隘口。 5月1日，红四方面军发起了土门战役。经过反复激烈的战斗，红军逐一攻克了位于隘路上的东、西大垭口，佛字顶、观音梁子等敌军重兵防守的险峻隘口，控制了大部分要点。5月14日拂晓，总指挥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部队分三路向土门发起总攻。经激战，敌土门防线土崩瓦解，红军先后占领了土门、干沟等地，全歼敌7个团1万多人。接着，乘胜追击，攻占了茂县、理番等地，控制了岷江以西、卧龙河以北地带，占领了天马山、马鞍山等制高点。土门大捷，使红军占据西进、北上要道，在战略上处于有利地位。 土门战役激战地点之一，四川省茂县土门区三元桥。 红四方面军土门战役示意图 土门战役激战地点之一，四川省安县观音梁子。 土门失利，蒋介石十分恼火，严词电令刘湘及川军邓锡侯、孙震、王瓒绪等重整旗鼓，趁红军立足未稳进行全线反攻，限期夺回土门。红四方面军也令王树声率红4、红31军各一部连同红33军，在千佛山一线展开阻击。在坚守阵地的50多天里，红军依据险山峭崖构筑多道防线，每道防线又构筑了坚固的工事作为支撑。在恶劣的气候环境中，指战员披着蓑衣、穿着草鞋、住着竹棚，忍饥挨饿，靠吃灰灰菜、乐尔韭等野菜野果充饥，硬是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此战，活捉敌团长1名，毙敌团长4名、营连长40多名，歼敌5000余人，击溃敌人23个团，牵制吸引了国民党军28个旅58个团共14万余人，为中央红军的北上赢得了时间。 土门战役后，红四方面军立即派出李先念率红30军、红9军各一部，西进懋功，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沿途作战20多次，扫清了摆在红军前进路上的障碍。6月8日，红9军第25师攻克四川懋功县城后，又昼夜兼程，乘胜占领了懋功以南的达维镇。9日拂晓，红25师第74团团长杨树华奉命率第3营向夹金山出发，一方面警戒灌县之敌，另一方面寻找中央红军。当部队行进至巴朗地区时，与敌遭遇。战斗中，全营指战员奋勇争先，向敌人冲杀，大家只有一个念头，用胜利迎接中央红军。战斗胜利了，但是，营长陈玉清和60余名指战员英勇牺牲，他们没有见到两军的胜利会师。 《红军到川北》（油画），刘国枢作。 小档案 廖承志缠索戴枷行万里廖承志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儿子，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受党派遣到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工作。由于张国焘“左”倾路线的迫害，他是被押解着踏上长征路的，每天不仅要随部队翻山涉水，还及时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刻字、刻画、绘像等任务。但是，这并没有动摇他的共产主义信念。直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直接关怀下，他才被解除了看押。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等职。 正文 3.巧打包座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第1和第3军团、红四方面军第4和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通过草地。在草地的尽头，有个敌人坚兵据守的据点，成为红军走出草地的“拦路虎”，这就是包座。包座位于四川省松潘县境内，分上、下包座，两地相距数十里。上包座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敌1个团驻守其间，并以1个营驻守上包座以南的大戒寺，2个营驻守上包座以北的求吉寺，利用险山隘路，修筑了集群式碉堡，备有大批粮食，构成了可以长期坚守的防御阵地。同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又派其主力第49师，星夜驰援上包座地区。 包座战斗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一仗。因此，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的徐向前主动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请缨，将攻打包座的战斗任务交给红四方面军第30、第4军承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意了徐向前的这一请求。战斗开始前，毛泽东还亲自向担任主攻的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交代了任务。 8月29日下午，红军抵达包座后，立即对守敌发起进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红军因为地形不利，从下午3点多一直打到晚上9点钟，才攻占了敌山脚外围的几个碉堡。这时，从掌握的敌情和俘虏的口供中知道，敌人增援部队的1个师将于第二天到达包座。 包座战斗旧址：包座河 包座战斗要图 根据敌情，红军决定留一部分兵力继续围攻包座，另以红30军1个师2个团的兵力，调往包座西南地区的有利地形处，进行伏击打援。31日中午12点，战斗打响。敌人十分狡猾，不肯轻易冒进。红军遂派出小分队诱敌进入包围圈。同时，指挥部命令围攻部队加强对包座的进攻。果然，包座之敌很快用电台向增援的部队发出求救呼号，敌增援部队遂加快了跟进步伐。 下午3点多钟，援敌全部进入红军的预定包围圈，指挥部立即发出总攻命令。隐蔽的红军一齐向敌出击，一下子就把敌人斩为三截。十几里地的战场成了一片火海，硝烟弥漫、黄土蔽日、看不见人。每个山包、每片树林、每道河坎，都成了双方反复争夺的目标。红军的所有预备队都投入了战斗，甚至机关的干部、宣传员、炊事员、饲养员都拿起枪，冲上了战场。经过七八个小时的战斗，敌人被全歼，师长被俘虏。入夜后，红军又乘胜对守备大戒寺、求吉寺的敌人发动进攻，一举消灭了全部守敌。 包座之战，全歼国民党军守敌1个团和援敌1个师，共5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支、轻机枪50余挺。此役，不仅打开了红军北上甘南的门户，同时还缴获了大批粮食、马匹、七八百只牦牛、1000只以上的羊和其他军用物资，使过草地后靠野菜充饥、军需奇缺的红军缓解了燃眉之急。 小档案 包座战斗后红军战士救火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下，敌人看到继续守下去是死路一条，就纷纷逃走。撤退前，还放火焚烧寺内的粮库。红军攻入寺内后，马上投入了灭火行动。只见许多战士纷纷跳上冒着烟火的粮垛，一面扑火，一面抓出烧焦的粮食，大口地吞嚼。他们是忍着饥饿同敌人进行厮拼并取得胜利的。 正文 七、红2、6军团突破重围陇南打出新局面 为什么叫回旋战？就是说红2、6军团在乌蒙山区几乎是转了一个360度的圈，声东击西、似北实南，千里回旋，最终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堵。 1936年2月27日，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2、6军团进入乌蒙山。乌蒙山位于云南东北和贵州西部，海拔2300多米，层峦叠嶂，逶迤千里。红2、6军团本打算先向西南行军一段时间后，摆脱敌人，折向东南，去黔南的安顺地区建立根据地。可是到达野马川地区后，发现敌人在东南进行了封堵，并向前推进过来。总指挥贺龙立即决定部队转向西行，到妈姑地区再转兵南下。可是当部队到了妈姑，敌人又在南面作了封堵，西面也出现了大股敌人。红军南进、西向已经不可能，于是转向西北前进。国民党军3个纵队以为红军要从北面渡过金沙江，就全力向西北追击、封堵。红2、6军团即转兵向东，敌军见状也向东追击，没想到此时红2、6军团突然回兵西向，杀了一个回马枪，伏击歼敌2个连后，又继续向东行进。国民党军又部署兵力从东面进行截击，北面进行封堵，并派1个纵队由西向东跟进。此时，红2、6军团突然折向东南，袭击得章坝。守敌1个师猝不及防，四处溃散，损失300余人；红军缴获轻重机枪7挺、长短枪数百支、弹药300余担。但此时敌军已经缩小了包围圈，从东南西北四面包围过来。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红2、6军团采取敌进我进的战略，转兵向西面敌军相对薄弱处的2个纵队间穿过。在部队跳出敌人包围后，立即兼程南进，在昭通、威宁间突破滇军防线，直趋滇东。 长征中，红2、6军团部分干部在贵州省大定县城合影。 红2、6军团部分领导人合影。后排左起：贺龙、李达、关向应、任弼时及王震（前排坐者）。 红2、6军团历时近1个月，辗转千余里的大回旋战，是红军长征中的典范战例之一。战士们风趣地说：“什么叫乌蒙山回旋战？就是连打带走地消灭敌人。不管他是什么黔军川军中央军，统统把它们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毛泽东在接见贺龙时高度赞扬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是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关向应日记中关于乌蒙山回旋战之得章坝战斗的记载 乌蒙山回旋战期间，红2、6军团领导人在贵州省赫章县野马川召开会议，研究击破国民党军追堵的计划。图为野马川会议旧址。 乌蒙山回旋战要图 红2、6军团入云南后，准备经普渡河，在元谋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但红军的意图被国民党军察觉，在黔的3个纵队急入滇进行“追剿”。1936年4月8日，红2军团先头部队第4师抢占了普渡河铁索桥，红6军团也正向普渡河疾进。滇军主力孙渡纵队奉命急驰普渡河铁索桥两岸进行夹堵，企图待各路追兵集中后，围而歼之。就在红4师到达普渡河铁索桥的同时，滇军孙渡部第2旅也赶到了河对岸，封锁了渡口，红军前进受阻。与此同时，红6军团在经过普渡河边的小松园、款庄等地时也遭孙渡部第1、3两个旅的拦阻。敌先我占领有利阵地后，在优势火力和飞机的轮番轰炸下，向红军发起攻击。红6军团处境极为不利，战斗从上午10时一直打到下午4时，才阻止了敌人的进攻。 红军抢渡普渡河时经过的渡口 《抢渡普渡河》（油画），邵亚川作。 普渡河与六甲战斗示意图 小档案 贺龙智摆灯笼阵1936年2月，红2、6军团进入黔西，国民党军急忙调整了“追剿”部署，企图将红军围歼于该地区。18日，红军与敌先头部队1个团激战至天黑。这时，贺龙在林间树枝上挂满灯笼和手电筒，吸引敌人集中火力，向树林中猛烈射击。贺龙则乘机率领大队人马悄然撤离战场，兵分两路绕至敌后，突然杀向敌阵，取得了六甲阻击战的胜利。 红2、6军团领导人贺龙、任弼时等果断命令部队停止渡河。命令红6师返回六甲，坚决阻敌，掩护全军的行动。4月9日上午10时，红6师先头部队第18团刚到六甲的石腊它丫口，就与敌第7旅的前锋接火，很快歼敌一部，余敌后撤。这时红6师第16、17团也赶到了六甲，立即占领有利地形，构筑工事。敌遭到打击后，开始组织兵力，在炮火支援下进行反扑，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关键时刻，贺龙派红5师第14团，突然从背后一直杀到敌人的指挥所跟前。顿时，敌军阵脚全无，纷纷溃退。坚守在六甲阵地的红6师乘势跃出工事，向敌军发起猛追。 红2、6军团在长征途中的宣传画。 六甲一战，红军歼敌700余名，给滇军重重一击，使其不敢再对红军沾尾逼追。红2、6军团遂一路南下，并派小部队至昆明近郊30里处，对昆明展开佯攻。滇军又急忙回防。红2、6军团趁机再次西进，于4月12日，分别在富安、赤鹫等地，毫无阻拦地渡过了普渡河，向金沙江挺进。此时，前面已经没有敌正规部队堵截，后面的追兵也被甩得很远。 小档案 贺炳炎截臂不用麻药在向贵州转移的过程中，红2军团第5师师长贺炳炎在一次战斗中右臂负伤，必须做截肢手术。当时没有手术锯和麻醉药，医生就将一把木工锯消消毒进行手术。他让贺炳炎死死咬住一条毛巾，找来几个战士按住他。伤臂锯下来后，用普通的钢锉将截面锉平。贺炳炎说：“关云长能刮骨疗毒，我就不信共产党员还怕痛！” 正文 2.取道丽江北渡金沙 红2、6军团越过普渡河后，兵分两路向滇西挺进，连克牟定、姚安、楚雄、镇南等地。1936年4月20日，两个军团在宾川会师。蒋介石判断红2、6军团一定是想沿鹤庆北上，从梓里铁索桥过江。于是，亲自乘机视察，并在前方永胜、华坪地区，修了100多个碉堡，部署下口袋阵，准备逼红军决战。 红2、6军团识破敌人的诡计后，将计就计，作出准备在鹤庆停留、北上梓里的态势，吸引国民党空军进行侦察。大部队则悄悄取道丽江，来到金沙江边石鼓渡口。 石鼓镇在丽江玉龙雪山脚下，江水因被雪山阻挡，来了个120度的大转弯，由西向东咆哮而去，形成了30多里长的虎跳峡，是有名的长江第一弯。蒋介石认为：此处有巍峨的雪山、陡峭的峡谷、奔腾的激流，又地处高原，历来为兵家禁地，红军绝不可能从此渡江。 红2、6军团到达石鼓后，立即找渡船、雇船工、扎木排、捆竹筏，先后开设了木瓜寨、木取独、余化达、格子、士可等5个渡口，主要利用夜间全力抢渡。当敌情威胁不大时，就命令部队点松明火把，在两岸登陆点堆起篝火照明。经过3天4夜的努力，全军1.7万余人于4月28日全部渡过金沙江，无一伤亡。蒋介石企图围歼红2、6军团于金沙江边的计划彻底破产。 1936年4月，红2、6军团分别在云南丽江的石鼓、巨甸等地渡过金沙江。图为当年位于“长江第一湾”的石鼓渡口。 今日“长江第一湾”——丽江石鼓 红2、6军团北渡金沙江要图 当国民党追兵得知红2、6军团从石鼓渡江的消息，很出乎意外。当他们风风火火地赶到江边时，只拣到红军丢下的几只草鞋，还看见红军留下的一幅长联：“来时接到宣威城，费心，费心！走时送到石鼓镇，请回，请回！”敌军无可奈何，只好对着江水胡乱放了几枪，算是向蒋介石交差。 长联送客，表现了红军的睿智与幽默。 长征中，红6军团部分干部合影。前排左三为王震，左四为夏曦，左五为萧克。 正文 3.红二方面军编成陇南打出新局面 1936年7月2日，在翻越哈巴雪山后，红2、6军团到达西康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指示，红军第2、第6军团与第32军（原第一方面军之第9军团改称），合编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总指挥萧克，副政治委员关向应。第2、第6军团及第32军的番号和领导人不变。 1936年8月下旬，新组编不久的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等率领下，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走出荒无人烟的水草地，进入甘肃南部。1936年9月初，中央军委制定了一个三个方面军会师前的联合作战计划，要求红二方面军东出甘南和陕西西南部，占领成县、徽县、康县、两当、凤县和宝鸡，建立临时苏区。 1936年7月5日，红2、6军团升编为红二方面军。图为总指挥贺龙（左）、政委任弼时（右）、副政委关向应（中）。 根据中央指示，红二方面军发动了成徽两康战役，意在东与陕南苏区、西与甘南苏区相联系，实现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巩固和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成徽两康是指位于陇南的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地区，它们都是陇南比较富庶的地域，国民党部队经常在此招兵筹粮。红二方面军以红6军团为左纵队，向徽县、两当进军；以红2军团第4师、红32军为中路纵队，奔袭成县；以红2军团第6师为右纵队，进击康县。 小档案 贺龙说：最可靠的根据地在我们脚板上1934年10月26日，红2、6军团召开庆祝会师大会，贺龙在大会上对红6军团说：“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你们到这里后，想休息一下。按说这是应该的。可是蒋介石这个卖国贼不让我们休息，这里的根据地是新近才开辟的，不很巩固。”“同志们，最可靠的根据地在我们的脚板上！今天休息，明天就出发。” 9月12日，红4师很快突破了成县城防工事，占领了主要街道。但少数敌人躲在城东街道两侧房墙背后的死角里，负隅顽抗，给进攻部队造成很大威胁，而红军的步枪和机枪都无法杀伤隐蔽在房墙后的敌人。这时，有的战士提出：“要是能让机枪拐弯就好了。”紧急时刻，担任主攻的红12团政委杨秀山想起，当年在湘鄂西的一次战斗中，脚下的石片被敌人机枪击中后，崩起的石片令其小腿负伤七处。而眼下的街道恰好是石板路，于是命令机枪手集中火力逐段向街道上的石板路射击。顿时，暴风雨般的子弹打向石板路，无数小石片飞溅起来。那些隐蔽在墙后死角的敌人，被这些小石片崩得头破血流，狼狈逃窜。成县城就这样被攻下来了。数天后，国民党军第3军又来偷袭，企图夺回成县城。红4师与红32军相配合，在城外西北设伏，再次痛歼敌人。 从9月11日至20日，红二方面军以10天时间，进行了成徽两康战役，胜利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地区。此役歼灭了大量敌人，使红军获得了大量补给，吸收新战士2000余名。同时，在四县成立了苏维埃政权，使成徽两康地区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新战略区，形成了与陕甘宁根据地相呼应的有利局面。 小档案 红军不吃树上的一颗果子成县伏击战胜利后，部队回撤。红12团的指战员们又饿又渴又累，正好通过一个果树园。中秋季节，成熟的果子挂满枝丫，举手可摘；地上也掉满了熟透的果子，低头可拣。可是战士们谁也没有摘一个树上的果子，也没有踩坏一个地上的果子，只看见果园地上留下了许多深深的草鞋脚印。 红二方面军带到陕北的山炮。这是红军长征留下的唯一山炮。 正文 八、爬雪山过草地 《过雪山》（木刻画），黄丕星作。 红军为什么要爬雪山？以红一方面军过的夹金山为例。当时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一条在雪山以西，须通过藏民居住密集区，当时民族关系比较紧张，容易引起磨擦；一条在雪山以东，容易受到川军的袭扰与围堵；最后是走雪山中间的路，虽然偏僻崎岖，却可以免除上述的麻烦。红军过其他雪山的原因也大致相同。 红军爬雪山时防滑用的脚马子 夹金山，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长板山，红军翻越的大雪山之一。 梦笔山，红军翻越的大雪山之一。 打鼓山，红军翻越的大雪山之一。 油画《红军过雪山》，艾中信作。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集中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向北进攻，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会议强调，夺取松潘，打击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是实现此战略方针的关键。为此，中革军委于6月29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松潘，是川西北的重镇，控制着由四川北出甘南的交通要道。红军攻占此地，可以不经川西北的茫茫草地，直出陕甘。但是，由于张国焘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计划，致使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先于红军在松潘地区完成了集结。同时，国民党军薛岳部也由雅安进抵平武地区，向胡宗南部靠拢；川军已先后进占了懋功、绥靖、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逐步紧缩了对红军的包围。因此，红军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决定改向西北方向行动，穿越条件更为艰苦的草地。但是，红军穿越草地，实施北上战略计划，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也完全打乱了敌人的“追剿”部署。 松潘草地——吃人的魔毯 过雪山草地，是红军经历的最艰苦、最危险的历程。红军三个方面军先后翻越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仓德山、打鼓山、虹桥山、鹧鸪山、巴朗山等大雪山，走过了茫茫松潘草地。 为什么说过雪山草地最艰苦、最危险？ 雪山是指在雪线以上积雪终年不化的山脉。川西的雪山，夏季雪线在3700米左右。雪线以上寸草不生，空气稀薄，风暴雪崩不断。红军长征路上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是夹金山。当地民谣说：“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男人不敢攀。要想翻越夹金山，除非神仙下了凡。”张震回忆说：翻越雪山途中，“我们看到掉队的同志围着火堆取暖，但喊他们时不答应，上去一碰就倒下了。由于缺氧，体力消耗太大，成批成批的同志牺牲在这里，沿途到处是战友的遗体……就是千万不能停下来休息，因为一休息，呼吸减少，身体缺氧，人就难活。” 红军过的松潘草地，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在0℃以下，气候恶劣，变幻莫测。每年5月至9月是雨季，草地更成为漫漫泽国。杨成武在《忆长征》中这样记述：“草地的情景真使人怵目惊心！前面的草原茫茫无边，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脚下是一片草茎和长年累月腐草结成的‘泥潭’，踩到上面，软绵绵的，若是用力过猛，就会越陷越深，甚至把整个身子都埋进去，再也休想从里面爬出来。”“草地上的水淤黑的，都是陈年腐草泡出来的，有毒，喝了就会使肚子发胀，甚至中毒而死。别说喝，就是脚划破了，被这毒水一泡，也会红肿溃烂。” 《草地情》（油画），张文源作。 《过草地》（油画），张文源作。 《草地露营》（油画），董希文作。 当时在红3军团担任收容任务的王平回忆说：过班佑时，他看到对岸有数百人背对背坐着，一动也不动。过河后才发现，他们都牺牲了。只有一个小战士还有点气，但没等背出草地，也牺牲了。 红军三个方面军先后三次走进草地，约1万人从此再也没有走出来。 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是在6月至7月上旬，翻过夹金山、梦笔山、亚克夏山、仓德山、打鼓山5座雪山。8月中下旬，走过松潘草地。 红四方面军则是两越雪山，三过草地。翻越的雪山超过10座，其中虹桥雪山是长征中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党岭雪山是长征中遇到的海拔最高、翻越条件最困难的雪山。由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干扰与战略错误，红四方面军不仅重复过雪山草地，有的雪山还是在10月下旬和2月上中旬翻越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 红二方面军是在5月份越过雪山的，也是最后通过草地的部队。它有着一、四方面军所不及的有利条件，就是行军路线明确，可以借鉴兄弟部队的经验；也有着比一、四方面军更大、更难以想象的困难，就是几乎没有可吃的东西了……有些部队曾经用枪托砸开干牛粪，取出牛没有消化的玉米粒作为粮食补给。 小档案 朱德回忆过雪山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我们就对准峰顶附近那个缺口，笔直地向上爬。浓雾环绕，大风凛冽，刚到半山，就下起雨来了。我们越爬越高，又撞上了让人担惊害怕的冰雹。空气越来越稀薄，呼吸越发困难。讲话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冷的连呼气都冻了冰，手和嘴冻得发紫。有些人和牲口一步没走稳，就掉在冰河中，从此诀别。那些坐下来休息喘喘气的，就在原地冻僵。筋疲力尽的政治工作人员用手势和拍打鼓动大家继续前进，表示山口就在眼前了。 小档案 关向应草地行军日记从7月12日到7月18日，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时全靠野菜、草根充饥，后来又遇到了暴风雨、雪和冰雹的袭击，寒冷恰如湖南的三九天，部队饿死、冻死多人。 正文 九、胜利会师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位于陕西北部和陕西、甘肃边界地区，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个地区。早在1927年，中共陕西省委委派谢子长、唐澍等，先后组织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1931年10月，以晋西游击队为基础组成的陕北游击支队，转战至甘肃合水县南梁地区，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不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陕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至1933年冬，由陕甘游击队扩编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相继开辟了以照金为中心和以南梁为中心的两块根据地。1934年1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组成。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为主席。1934年底，红27军在陕北成立。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谢子长任主席，刘志丹、高岗任副主席，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根据地的斗争，并于1935年7月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大规模“围剿”，解放了6座县城，使两根据地连成一片，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 1934年11月，红25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到鄂豫陕边界寻求发展，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战斗，鄂豫陕根据地人口达到50万，红25军发展到3700人。红25军战略转移后，即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失去了联系。 1935年7月，红25军北出终南山，在威逼西安时，从国民党的报纸和省委交通员带来的消息中，得知中央红军已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有继续北上动向。由此，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丰裕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25军西征北上与陕甘苏区的红军会合。7月16日，红25军从丰裕口出发，踏上了继续北上的征程。一路上，遭遇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围追堵截。8月3日进入甘肃，攻占两当，包围天水。尔后北上，北渡渭河，占领秦安，切断西（安）兰（州）公路，翻越六盘山，在陇东高原纵横驰骋。8月21日，在泾川县的四坡村和追击的国民党军一个团激战，将其全部歼灭。9月上旬，红25军到达陕西保安县。9月15日抵达延川县永坪，受到镇里的红军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陕甘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谢子长（左）、刘志丹（中）、习仲勋（右） 红25军与红26、27军会师时的情景 红25军与红26、27军会师地——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 至此，红25军历时10个月的长征胜利结束，全军由出发时的2900余人发展到3400余人。9月16日，刘志丹率领西北红军主力部队到达永坪，红25军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 小档案 毛泽东说：红25军是“中央红军的向导”红25军的西征北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在与中共中央长期脱离联系的情况下，积极主动配合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北上的行动，具有可贵的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毛泽东对红25军先期达到陕北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曾对范长江说：“徐海东部由陕南经陇东到陕北，乃偶然做成中央红军之向导。” 1935年9月18日，红25军与陕甘边的红26军和陕北的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全军共7000余人。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 红军第15军团组成时的组织序列 （1935年9月） 郑位三（前左一）、徐海东（前左二）、程子华（后中）于陕西省商城县合影 红15军团成立后，立即投入反“围剿”的战斗。在被称为陕北“活地图”的刘志丹策划下，9月28日于甘泉去延安路上的劳山地区伏击国民党东北军110师，全歼其2个整团，俘虏2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是红15军团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陕北根据地首次在一次战斗中消灭这么多敌人。 10月20日，东北军第67军第619团附1个营进驻榆林桥。红15军团乘敌立足未稳，发动攻击。在进攻受阻的情况下，红81师师长贺晋年率一部绕道突袭敌人后方的山顶，用机枪对着山下敌人猛烈开火。红81师主力乘机从北、红75师从南攻入了寨子。东北军伤亡300多人，1500多人投降，团长高福源受伤被俘。 劳山、榆林桥战斗的胜利，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正文 2.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北上与南下之争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自宝兴县硗碛村出发，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先头部队到达四川懋功达维地区的木城沟，与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第30军胜利会师。两军指战员紧紧握手，久久地拥抱，热泪盈眶，欢呼雀跃，激动不已。 6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到达懋功地区。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举行了联欢会，庆祝两军会师的胜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等出席了大会。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总兵力达10多万人。 李先念，红四方面军第30军政治委员。 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图为会师地点——四川懋功县会师桥。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具体商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少奇、邓发、凯丰等，以及各主要军事领导人。讨论的焦点，是“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会议最后决定，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北上，进军甘南，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中革军委于6月29日颁布了《松潘战役计划》，要求一、四方面军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以便红军向甘南前进。 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即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分路北上，连翻数座雪山，先头部队于7月10日进至松潘以西的毛尔盖。而张国焘却借口“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尚未解决，行动迟缓，基本按兵不动。因后续部队不能迅速北调，松潘战役难以按计划进行。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7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上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着手解决困扰红军战略行动的“组织问题”。为照顾党和红军的团结，争取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会议对工农红军总部进行了调整。决定张国焘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朱德仍任红军总司令员、陈昌浩任中革军委常务委员，原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调中央常委会工作。 四川懋功县两河口。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北上。 两河口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 由于《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施，红军失去了攻占松潘的机会，只能绕道从草地进入甘南。8月3日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8月5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召开沙窝会议和毛尔盖会议，重申北上的战略方针，调整了战略计划，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 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1、3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4、30军组成，共12个团，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徐向前任前敌总指挥。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9、31、33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5、32军组成，共20个团，由朱德、张国焘率领。8月21日，右路军经腊子塘、色既坝等地进入草地纵深向班佑开进，于8月底走出了茫茫大草地，胜利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小档案 沙窝换帅，毛泽东成为军事一把手1935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在沙窝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在党内矛盾趋于尖锐的情况下，统一领导的权力应集中于常委会；中央领导的分工为：张闻天负责组织部，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秦邦宪负责宣传部，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周恩来因患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暂不负责具体工作。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沙窝换帅”。以此为标志，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中央负责军事工作的一把手，拥有最高决策权和指挥权。 小档案 长征中的中央会议从宏观上，可以将长征途中中央的主要会议大致分为三个系列。第一个系列，从通道会议开始，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直至会理会议，近10次。这一系列会议的重要历史作用，就是最终确立并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实际领导地位。第二个系列，是从两河口会议开始，直到俄界会议，约有7次。这一系列会议，是为统一红军会师后的战略行动方针，而且不断地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斗争。第三个系列，是从哈达铺会议开始，直至到达陕北所召开的6次会议。这些会议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并对中国革命的总方针进行了调整。 《夏（河）洮（河）战役计划》 在中共中央的督促下，张国焘和朱德于8月15日率领左路军先头部队从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前进。8月29日，右路军一部对包座国民党守军发动进攻，取得胜利，为红军北上开辟了道路。包座战斗后，右路军一面休整，一面等待左路军向班佑地区集中，共同北上。但张国焘在率领左路军先头部队到达阿坝后，就按兵不动了，并命令左路军主力仍在卓克基地区待命。在中共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张国焘率左路军先头部队从阿坝东进草地，同时命令位于卓克基、马尔康等地的左路军主力北进向右路军靠拢。但刚进草地没两天，张国焘就驻足不前，命令已东进到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返回阿坝，准备南下。又命令左路军主力部队停止前进，就地“筹粮待命”。接着，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的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并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南下。9月9日，他又密电陈昌浩，要以武力要挟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南下，彻底展开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 张国焘为坚持南下致中共中央的电文 朱德（二排左九）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合影 张国焘的密电碰巧被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立即报告了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9日深夜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定于9月10日凌晨，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主力第1、3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重申北上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方针，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9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的俄界（今高吉村）。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了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会议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第1、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红军时期的叶剑英 中共中央为贯彻北上战略方针令张国焘即行北上的电文 中共中央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小档案 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1935年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单独率红1、3军北上，担任右路军政委的陈昌浩闻讯非常恼火，不明真相的同志中更是一片哗然。前沿部队有人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徐向前当即指示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无论如何不能打！” 正文 3.奠基陕北开创新局面 俄界会议后，中央红军迅速北上，夺取腊子口，翻越岷山，来到甘肃岷县哈达铺（今属宕昌县）宿营。红军在这里缴获了大批粮食和公盐，还找到一批国统区的报纸如《大公报》、《山西日报》等。彭德怀在回忆录中说：“在哈达铺休息了四天，在报纸上看到陕北有个刘志丹苏区根据地。”聂荣臻在回忆中说：一天，警卫员上街去为他买了几个锅盔给做早餐，还顺手从烧饼摊上抓了一张《山西日报》一包。聂荣臻接过纸包，一边吃着，一边翻看那张旧报纸。忽然，聂荣臻的嘴巴不动了，双眼紧紧盯住一条消息：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率领国军进攻刘志丹。从消息中可以看出这支部队人还不少，根据地也不小，有一定群众基础。这真是太令人兴奋了，聂荣臻立即派通讯员骑马将这张报纸送给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陕北有块根据地，这是天大的喜讯！后来有人戏说：买烧饼买出一块根据地。 与此同时，中央有关领导也从收集的1935年7、8月的《大公报》等旧报纸中，看到了有关的消息。9月22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军委和纵队团以上领导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准备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块根据地的方针，落脚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甘肃岷县哈达铺（今属宕昌县）红军司令部旧址 193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落脚陕北。图为榜罗镇会议和毛泽东住宿地旧址。 按照榜罗镇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于9月29日继续北进。当日，攻占了通渭县城。10月7日，胜利翻越位于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区的六盘山。接着，经陇东向陕北挺进。19日，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完成了长驱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陕甘支队在吴起镇进行了短期休整，于10月底离开吴起，前往甘泉县下寺湾与红15军团会合。11月3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原红1、红3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之后，红一方面军总部和红1军团从下寺湾向甘泉以南的道左铺（今道镇）红15军团驻地开进，11月5日两军团胜利会师。 吴起镇旧影 至此，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中央红军与红15军团会师后，部分领导干部合影。左起：王首道、罗瑞卿、杨尚昆、程子华、聂荣臻、陈光、徐海东、邓小平。 《陕北会师》（油画），黄乃源、谌北新作。 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词手迹 清平乐·六盘山 毛泽东 一九三五年十月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毛泽东在陕北》（油画），魏楚予作。 陕甘支队与红15军团会合后，国民党军重新调整部署，加强了“围剿”力量。国民党军进攻总兵力达3万多人，而红军只有1万余人。 直罗镇，是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形如口袋，地形对红军十分有利。红一方面军决定在此设伏，消灭进犯的国民党军。由此，命令红15军团的1个连将国民党军第109师引诱进直罗镇，尔后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直罗镇战役从11月20日早晨一直打到26日，整整一个星期，歼敌1个师又1个团，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为此，毛泽东评价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奠基礼——欢庆直罗镇大捷》（油画），刘文西作。 新局面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政治上。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有效地进行了对国民党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二是在军事上。1936年2月至5月，红一方面军主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进行了东征战役，巩固和发展了陕北苏区，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1936年5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又发起西征战役，重创了国民党军。三大主力会师前，陕北红军数量达到3万余人。三是根据地建设。至1936年10月，陕甘宁根据地已达10余个县、纵横200公里的区域，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为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小档案 习仲勋说，是党中央救了陕北在陕北根据地，曾有少数人议论：“是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不这么认为，他说：“这句话应该倒过来：是中央救了陕北。”习仲勋还说：毛主席和党中央未到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 瓦窑堡会议旧址 小档案 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1935年8月1日，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公开发表。该宣言初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明确表示愿意与各党派各军队共同抗日救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真诚愿望。 东渡黄河的红一方面军骑兵一部 参加西征战役的红一方面军一部 小档案 毛泽东向徐海东借钱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一天，军委总后勤部长杨至诚拿着毛泽东批的条子找红15军团长徐海东，向其借2500元钱。徐海东立即把供给部长叫来，问他15军团还有多少钱。供给部长说，共有7000元。徐海东当即指示说，留下2000，其余5000元全部送交中央。还决定，集中一批武器、物资和新入伍的战士，调配红1军团。此举受到中央领导的称赞，称红15军团“真是雪中送炭啊！” 正文 4.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1935年9月，张国焘命红四方面军部队再过草地南下。10月，张国焘在四川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乡）公然非法另立“中央”。自封主席，宣称“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和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 接着，张国焘发出《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将部队分成左右2个纵队，沿大小金川两岸向南进攻。经10余日的奋战，部队连克绥靖、崇化、丹巴、懋功等地，击溃敌人6个旅，毙俘3000余人。12月，张国焘又发布了《天（全）芦（山）雅（安）邛（崃）战役计划》，将部队分为3个纵队，越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全力南下发起进攻。战役发起后，四川军阀刘湘调集80余个团20余万兵力与红军展开决战。双方在名山县百丈地区激战7昼夜，红军歼敌1.5万人，自身伤亡近万人。张国焘只好令红军退出战斗，全军被迫向西康的道孚、甘孜一线转移。事实证明，正像中共中央早就指出的一样，由于川西地区不利于机动、群众条件差、经济落后等原因，南下是绝路。 张国焘用第二“中央”名义致彭德怀、毛泽东等人的电文 中共中央对张国焘一刻也没有停止说服教育工作。1935年9月14日，中央率红1、3军北上时，即致电张国焘，要他继续跟进，并在哈达铺等候了五六天的时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又及时通报了陕北的大好形势，传达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等重要指示。 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要求与红一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的标语 1936年1月，中共中央又责成新近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致电张国焘、朱德，发去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路线，张国焘处可成立西南局》的电报，劝其放弃另立的“中央”。张国焘虽然拒不承认错误，但于1936年1月28日与朱德联名致电，表示愿意服从共产国际指示，维护党的统一。是时，身处红四方面军的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也对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做了大量的团结教育工作。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1936年7月，红2、6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红2、6军团与红一方面军第32军（过草地前编入左路军，随红四方面军主力一起行动），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在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等的力争下，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在甘孜召开联席会议。到会的同志对张国焘自立“中央”和南下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张国焘被迫承认错误，表示了北上的愿望。会后，红二、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开始北上。 西康省（包括今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甘孜镇。1936年7月，红2、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这里会师。 与此同时，红二方面军在圆满完成成徽两康战役计划后，张国焘却违背中央军委统一协同作战指示，为保存实力擅自改变计划，向西撤走了四方面军部队，致敌人3个军全部压向了红二方面军，敌我态势发生急剧逆转，使红二方面军遭到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失利，损失达数千人。 1936年4月，红军到达甘孜后，以朱德名义给国民党青海各将领的公开信，宣传红军反蒋抗日的主张。 193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希望他们迅速北上甘南的电文。 中共中央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电文 红二方面军绘制的从包座至岷县的行军路线图 小档案 中共中央恢复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1935年11月，林育英已经从共产国际带回密码，但中共中央尚没有大功率的电台，所以一时无法恢复通讯。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在解决了大功率电台问题后，给共产国际发出了第一封电报，汇报了中国国内形势和党内情况。7月2日，中共收到了共产国际的回电。 小档案 张学良谈红军长征1935年10月，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围剿”长征刚刚到达陕北的红军。短短3个月，东北军就损失2个师又1个团。对此，张学良感慨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还对其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这万里长征，你们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带得都跟你走？还不是早就带没了！” 《北上》（油画），高泉作。 中共中央收到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报告后，立即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表示热烈欢迎，并立即派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西征军接应红二、四方面军走出草地。8月中旬，西征军进驻甘肃境内，以一部进占平（凉）兰（州）公路之间的隆德、会宁地区，一部进占渭源地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途中，张国焘再次企图抵制北上的方针，并拒不执行中央为配合三大主力会师制定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企图引兵西进，在朱德、任弼时、陈昌浩、贺龙等的坚决反对下，在中共中央的坚决制止下，张国焘的图谋没有得逞。 1936年10月2日，红15军团占领会宁。9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等率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抵达会宁，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红1师、红73师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至此，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蒋介石妄想消灭红军于长征途中的图谋彻底破产，红军实现了更高程度上的革命大团结。 1939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图为甘肃隆德县将台堡镇（今属宁夏西吉县）。 1939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图为会宁城门。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的实力统计 《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节选） 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谨以热烈的致意与欢跃的贺忱，致之于我们的民族英雄与红军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原件残损）、周恩来同志、（原件残损）、林彪同志、徐向前同志、陈昌浩同志、贺龙同志、任弼时同志、王稼祥同志、刘伯承同志、叶剑英同志、（原件残损）、徐海东同志之前……致之于全体红色军事政治指挥员战斗员全体光荣的民族英雄之前。 …… 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就是创建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为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红一方面军西征和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要图 油画《三大主力会师》，蔡亮、张自嶷作。 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部分团以上干部1936年在甘肃正宁县宫河镇合影 三大主力会师时，红一方面军一部在甘肃正宁县宫河镇合影。 小档案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时任红25军政治部秘书长的程坦，为了用革命纪律教育广大指战员，便依照布告的内容，逐条编写了歌词，并在军团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刘华清的协助下，把歌词填入原来在鄂豫皖根据地流行的《土地革命歌》的曲调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就这样诞生了。 正文 十、读懂长征：崇高的理想非凡的人格 遵义会议后一度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说：“中国共产党曾经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件事震动了全世界。为什么两万五千里长征能够有这样伟大的影响呢？原因就在于这次长征中充分表现出了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是一千里长征也是不可能的。” 是什么力量让红军将士明知路途艰险，却万死不辞、前仆后继，承载着生存极限的无情考验，终于奔向胜利？是坚定的信念、壮美的理想。这个征途中，信念甚至比阳光、水和粮食更重要。有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就会产生战胜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巨大精神动力。正像邓小平说过的那样：“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革命理想高于天》（油画），沈尧伊作。 毛泽东在总结长征胜利的经验时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设想的。”长征中开始形成的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在革命危难关头，总是给全党全军以坚定的信心与勇气。中共中央是信念的灯塔，照耀着长征转战的万里征途。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作战时，红9军团为牵制敌军，奉命单独行动。他们不避艰险，孤军奋斗，坚信坚决服从中央指挥是夺取革命胜利的保证，将数十倍于己的敌军吸引过来，辗转苦战两个月，终于胜利完成任务，与主力回合。陈锡联在回忆长征时曾感慨地说：“红四方面军是一支忠于党、忠于革命、吃苦耐劳、善打恶仗的队伍。这支队伍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坎坷，但广大指战员坚信党中央的领导，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革命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因此，红四方面军才会与其他几路红军一样，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这一历史壮举。” 《坚定的信念》（油画），郑向农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使红军能保持坚定信念的重要保证。红军重视政治教育和学习。行军期间，首长要先讲话、呼口号，每天早上或晚上，必须进行政治谈话，个别谈心也随处可见，对新入伍的战士下的功夫要更多。宿营后，经常召开一些会议，讨论问题，围绕为什么要反对国民党，为什么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议题，各抒己见，最后由连、排长进行总结。每当在一处停留，都要选择一个场地作为“列宁室”，红军战士在这里学习或进行其他集体活动。战士们非常关心国际局势，党报、苏维埃机关报和红军机关报《红星报》经常发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消息和文章。长征途中连生存条件都极其困难，但是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生动的宣传教育走一路、做一路。虽然很少有大块时间上大课，小型讲演、唱歌、娱乐、测验、问答等却经常进行。许多红军战士在参军之初，或许只是怀着吃饱饭、穿暖衣的简单心愿，但是在红军队伍里，他们受到了先进思想的洗礼，受到了生与死的考验，他们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人民摆脱剥削和压迫，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这一理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印发的《红军中的政治工作》 红军长征中的《支部工作纲要》和《怎样分析阶级》油印本 小档案 红星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每周1期，4开4版或2版、6版、8版。长征时期邓小平曾担任主编，主要刊登党政军领导机关命令，领导人讲话，社论、新闻、通讯，也经常编有故事、诗歌、谜语、漫画等，保留了红军长征中的大量史料。 红军队伍里有很多的共产党员，有些部队党员和团员成分达到百分之四十。连长以上的指挥员都是共产党员，排长也大多是党员或团员。广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团结友爱、大公无私。在党员的带动下，这些高尚的情操，在更多的红军战士身上体现出来，得到发扬光大。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兵站部部长吴先恩率部翻越党岭雪山时，发现许多冻僵的战友遗体被埋在雪里，有一支胳膊伸出雪堆，拳头紧握。他们掰开这只手一看，里面是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 《草地党小组》（雕塑），孙伟作。 正文 2.艰苦奋斗何惧万难 红军长征中经历的艰难困苦是令人生畏的，红军在长征中表现出的艰苦奋斗精神也是前所未闻的。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曾写道：“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也不是胜利。它是一首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为了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他还说：“那些从未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人们，现在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开始了解那些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不惜牺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质。他们将从这里开始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 红军长征是在缺乏粮食、衣物、药品、食盐这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条件下进行的。红军在过草地前，中央要求努力筹粮，每人带足15斤粮食和足够吃1个月的食盐。红军在长征路上打土豪劣绅、筹粮筹款筹衣筹盐所得，除留够部队所需，剩余的都散发给民众了。这时身处地广人稀、农作物产量低的川西北地区，筹集物资的艰难可想而知。所以，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紧张筹备，最多的能带8至10斤，一般的能带5至6斤，有的只有三四斤。进入草地，粮食很快就吃完了，战士们靠挖野菜充饥，挖不到野菜，就吃皮带、皮鞋，甚至用皮毛坎肩和马鞍子来充饥。1936年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过草地时，红6军团军团长陈伯钧、政委王震给贺龙拍电报说：“六军团由甘（孜）到阿（坝）减员750人……模范师绝粮12天。” 《艰苦岁月》（雕塑），潘鹤作。 红军过草地时吃过的部分野菜标本 杨尚昆回忆说，当时“衣着也不整齐，破破烂烂，五颜六色都有，就是领导干部也不成样子，穿的是用藏民氆氇做的毛坎肩，披在身上像一个破口袋”。红军从南方过来，衣服单薄，到过雪山草地时，筹集的棉衣哪能够几万人穿？ 急行军的时候战士们常常吃冷饭、喝凉水。当宿营命令一下，不管地上是湿是干，就地而卧，盖上被单就睡。过草地时，到处是渍水泥泞，很难夜宿，往往要找小山坡等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宿营，如果找不到就只能呆在草地，几个人挤在一起背靠背地取暖。下雨的夜晚，坐下来比站着更冷，有的战士就站在风雨中，眼睁睁地盼着天亮。但是，夜晚太漫长了，很多战士就静静地长眠在了草地上。 红军长征时经常没有盐吃，就用这种盐土泡水，代替食盐。 长征中红军自制的草鞋 红军战士吃剩的半根皮带 这是红四方面军第31军一位干部长征时用的皮包。这个皮包是经党小组讨论后才没有吃掉，得以保存下来。 红军爬雪山时自制的棕背心 长征中红军避风雪用的雨布 红5军团宣传科长黄镇所作漫画《草叶代烟》 长征中，红军药物和医疗器械严重匮乏。连续不断的行军和作战，使受伤生病的战士日益增多。没有药品，医疗队沿途不断采集中草药；没有消毒酒精，就用盐水代替；没有止血钳，就用绷带扎紧血管；连盐巴都没有的时候，需要消毒的器械只好用火烧。仅有的几片药用纱布洗了又洗，用开水消毒后，又用到另一名受伤战士的身上。纱布不够了，就用开水煮过的白布，扯成条状替代。最痛苦的是给伤员动手术，没有麻醉药，只能靠伤员的意志，或是将伤员捆住进行手术，像红2军团第6师18团政委余秋里、红2军团第5师师长贺炳炎都是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做的截肢手术。许多伤病员因找不到药物治疗而牺牲了。还有不少伤势病情严重的伤病员，留在当地老百姓家中。 长征时红军缺医少药，医疗器械简陋。图为红军使用过的医疗器械。 《走过岷山》（油画），孙立新作。 红军长征是在路途异常艰险的条件下进行的。红军长征渡过了湘江、乌江、赤水河、金沙江、大渡河、嘉陵江、白龙江等24条号称“天堑”的江河，爬越了夹金山、梦笔山、打鼓山、长板山、岷山、折多山、玉龙山等包括大雪山在内的1000余座山，跋涉了“纵横数百里渺无人烟的茫茫水草地”，夺取了娄山关、泸定桥、腊子口等多座险隘。 红军都是英雄汉。在英勇的红军面前，没有渡不了的河，越不过的山。就像毛泽东在《长征》诗中所写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长征中，为了避开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往往不得不走一些危险的隘口、栈道。图为红四方面军三次经过的天全隘口。 小档案 毛泽东不同意开除张国焘的党籍长征途中，张国焘擅自率部南下，成立第二“中央”，公开走上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俄界会议上，有些人提出开除张国焘党籍。毛泽东不同意，他说：“这不是张国焘一个人的问题，要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开除他的党籍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呀！” 正文 3.顾全大局紧密团结 长征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遵义会议后，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为全党高度的团结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实行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将政治路线问题留待以后时机成熟再逐步解决。这样既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又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党中央既坚持正确的原则，又将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与张国焘区别对待，进行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团结了绝大多数人，从而全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整体。 《红星报》刊载的红一、四方面军互相慰问、互赠礼品、共同欢庆的报道。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各路红军实行了密切的战略协同。红7军团北上、红6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争取了时间，探明了道路。中央苏区的留守部队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了中央红军向湘鄂川黔地区的转移。红2、6军团在湘西发动陈家河、板栗园等战斗，红四方面军发动的陕南战役、嘉陵江战役，配合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地区。红四方面军向川西岷江挺进，阻击敌军，策应了中央红军北上川西。红25军获悉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后，立即决定西进陕甘，策应了中央红军抵达陕北。红四方面军接应红2、6军团北上川康。红一方面军西征，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陕甘，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 长征途中，红军各部队风雨同舟，生死与共，表现了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团结精神。在困难的危险时刻，许多部队为了全局，自愿作出局部的牺牲；许多同志为了战友，奋不顾身，英勇冲锋。中央红军血战湘江，担任后卫的红5军团第34师、红3军团第18团死死顶住尾追的敌人，掩护主力过江，结果被阻隔在湘江以东，大部壮烈牺牲。 长征途中，大家都把战友当作自己的亲人，把部队当作自己的家。尽管每个人都是疲惫不堪，但在生活上仍然是相互谦让，在行军中争先恐后地帮战友扛枪支、背背包，搀扶掉队的同志。他们往往返返，走的路程何止二万五千里！至于让干粮、让马、让担架等动人事迹，更是普遍。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中央红军赠送给四方面军谢朝明的线毯。 红15军团与陕甘支队会师时，赠送给陕甘支队红军的袜子。 过草地时，红军首长把这件雨衣盖在身负重伤的汪立发的担架上，以遮雨水和湿气。汪立发一直保存着这件雨衣。 小档案 朱德说“天下红军是一家”1935年10月，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逼红军总司令朱德表态。朱德语重心长地说：“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一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很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 在红25军长征的路上，军政委吴焕先看到一名叫张波的伤员衣着单薄，便马上将自己的毛毯拿来，盖在他的身上。长征结束后，张波将这条毛毯一直珍藏在身边，寄托着对已牺牲的吴焕先的深切怀念。1962年，他将这条灰色毛毯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收藏，让它将英烈的事迹和长征的历史告诉更多的人。 红25军政委吴焕先在长征途中送给伤员张波的毛毯 长征，也展现出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团结的壮美画卷。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赣南人民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军费。它包括84万担（一担即100斤）稻谷、2万多床被毯、8.6万余斤棉花、20万双草鞋、10万条米袋、8万多斤制造枪弹的铜、价值10万元的药品和150多万元的军费。为了红军渡过于都河，苏区人民几乎将家中所有的门板、木料甚至老人寿棺等一切可用器材捐献出来，协助红军在60里长的河段架起了5座400多米长的浮桥，从而保障了红军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第一道封锁线。 红军在长征途中遇到的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都是依靠群众帮助解决。17勇士强渡大渡河，船到河中向下滑出几十米，在面临船毁人亡的危急关头，4名船工冒着枪林弹雨跳进急流中，经过惊心动魄的搏斗，终于脱离险境。 红军过草地前抵达阿坝。当时阿坝州辖域面积6万平方公里，人口近20万，人年均粮食不足600斤，人均占有牲畜不到2头。从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三个方面军先后过境和留住这里。阿坝地区的藏、羌、回、汉各族人民，把支援前后在此的10万红军当作神圣使命，总共筹集粮食2000万至3000万斤，大小牲畜20万头，土盐5000余斤，还有大量牛肉干、食油、蔬菜等。毛泽东到延安后说：“长征在川西北，我们是欠了藏民、羌人的债的。这是我们惟一的‘外债’，红军拿了藏民、羌人的粮食。有一天我们必须向他们偿还，那是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 长征途中，红军在与布商黄两发换布后，留下的字据。 红军总政治部颁发的遵纪爱民布告 过草地时，红军战士谢益先把自己仅有的一袋粮食送给了饥饿垂死的母子三人，。母子三人得救了，谢益先却因饥饿长眠在草地中。 红军战士在贵州草场乡不小心打破群众的盘子后，赔偿给群众的盘子。 贵州大定县拥护红军委员会发布的拥护红军布告 毛泽东、朱德发给越嶲县（今越西县）少数民族人民武装领导人的委任状 红军面对茫茫草地不知路在何方时，是一位60多岁的藏族通司不畏艰难，带领红军在水草地中行军4天4夜，终于开辟了一条可以让大部队通过的生命线。 没有人民的支援，红军根本无法完成长征，而密切联系群众，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则是红军赢得各民族人民爱戴和支持的根本保证。红军所过之地绝大多数是偏辟的山区、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红军每到一地，就积极动员群众，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不动群众一草一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穷人翻身解放，并为各民族群众建立起人民政权和革命武装。于是，人民群众把红军视为自己的子弟兵，帮助红军就如帮助自己。 红军颁布的保护寺院的布告 红军主张宗教自由政策的标语 贺龙给云南中甸（今香格里拉）归化寺的题词 正文 4.特殊的战士 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是长征队伍中四位年龄较大的革命家，被称为长征“四老”。其中徐特立居长，生于1877年，长征中任中央工作团副团长。谢觉哉次之，生于1884年，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董必武和林伯渠同生于1886年，但董必武稍长几个月。四人中，董必武革命资历最长，是中共一大的12名正式代表之一，时任中央工作团团长。林伯渠是“四老”中最忙的人，因为他当时担任中革军委总供给部部长。 他们都曾是知名学者，其中两人留过学，本来有着自己安定而又优裕的生活。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他们来到贫困的苏区；为了明天的胜利，他们毅然踏上漫漫征途。长征路上，他们一起行军，互相照顾。到达宿营地后，还聚在灯下写诗作文，抒情述志，相互勉励。徐特立是长征队伍中年龄最大的老同志，但是组织上配给他的马匹，他总是让给体弱患病的同志，自己拄根手杖，步行向前。每到宿营地，他主动打水、做饭、洗衣服，检查布置工作。衣服破了自己补，鞋子坏了自己缝。谢觉哉过草地时断粮，徐特立将自己仅剩下的二三斤麦子全部塞到谢觉哉怀里。这赠的岂止是粮食，简直是以命相赠。谢老有一句吟诵长征的诗句：“革命如斯道路长。”今天我们读起来仍觉得意味深长。 董必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长征中任中央工作团团长。1935年长征时49岁。 林伯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部长，长征中任中革军委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兼总供给部部长。1935年长征时49岁。 谢觉哉，长征中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干部休养连“秘书”。1935年长征时51岁。 徐特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长征中任中央工作团副团长。1935年长征时58岁。 过草地时红军最艰苦的日子里，每当部队休息，战士们都爱围坐在四老身旁。四老总是想方设法地给战士们讲故事、说谜语，用自己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战士。例如他们编出“慢慢行”、“不知哪个是雇农”等谜语，打红军队伍中的人名。战士们猜不出来，他们就告诉说：“慢慢行”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不知哪个是雇农”指的是红军大学校长何长工。逗得战士们哈哈大笑。这些谜语很快传遍全军。1935年10月，红军到了吴起镇，窑洞不够住，徐特立、谢觉哉就同战士们一起露宿在麦地里。清晨起来，发现衣裳、被子落满白霜，二老竟兴趣盎然地凑诗一首：“露天麦地覆棉裳，铁杖为桩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认识他们的人。 有多少女红军参加了长征？据统计，红一方面军有32名，包括干部30名、战士2名，其中27名干部与2名战士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著名女革命家如康克清、邓颖超、贺子珍、蔡畅等都在这个行列中。红二方面军至少有18名女红军参加了长征，共和国第一个女将军李贞就在其中。红四方面军长征初期有一个妇女独立师，人数最多时达2500人，师长为张琴秋。红25军参加长征的是7名女护士，当时被誉为“七仙女”。 女红军的生活主旋律跟男兵是一样的，那就是一边行军一边打仗，在作战中行军，在行军中作战。康克清在行军中，经常肩扛三四支步枪，以帮助劳累的战士。她亲自指挥红军的一次作战，歼灭敌军20余名。长征途中，贺子珍冒着敌机轰炸救护伤员，全身中弹17处。杨厚珍是一双小脚，坚决不坐担架，硬是拄着两根棍子跨越万水千山，从瑞金走到了陕北。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更是战功卓著，曾经参与攻克剑门关的城关，为后续部队开凿爬雪山的“天梯”；后来，又参加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100个日日夜夜。 许多女红军还被誉为“战地百灵”和“白衣天使”。李伯钊是红军中的艺术家，她率领的红星剧社，经常在战斗间隙给红军将士们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身材纤瘦的蔡畅，常常给战士们讲她在国外留学的经历，高唱《马赛曲》，被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誉为“长征中的圣徒”。发生战斗时，女红军们抬着担架冒着炮火抢救伤员，还要负起“洗伤口、涤血衣、饮水、喂饭”的责任。 经过长征的女红军，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中国妇女的先驱和榜样。 长征时任红6军团组织部部长、红二方面军组织部副部长的李贞（左）和她的警卫员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贺子珍（左）和康克清（右） 参加长征的部分女红军合影。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长征时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师长的张琴秋。她率领的女红军曾三过草地、两越雪山。 小档案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1935年2月由1934年成立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扩编而成，成立时有2500人。清一色的女兵都剃了光头，打着绑腿。红四方面军二过草地后，独立师严重减员只剩1000人，遂又恢复独立团编制。三大主力会师后，妇女团随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最后仅剩300人。 红军小战士，是指15岁以下的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长征出发前，部分儿童团和少先队骨干加入了红军，踏上了漫漫征程。他们主要在医院和宣传队担任救护和宣传工作。徐特立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医院的看护，大部分是儿童……每日到达宿营地，看护马上就把自己的包袱、干粮袋、雨伞，向地上一丢，或迅速的挂在壁上，飞跑的去找门板，找禾草，替伤员开铺，恐怕慢了一点门板被别人搬去没有了。看护虽然是儿童，他们的脚特别长，跑步特别快，因为迟慢了工作，就要遭失败。眼睛也特别敏锐，将到宿营地，眼睛四射，路上经过的禾草门板，一根一块，都反应在他们的眼睛中。”铺开好了，小战士们帮伤员烧水、洗脚、换药、打饭、洗绷带。遇到高山或难走的路段，他们就随宣传队跑到队伍前，唱歌或喊口号，鼓励大家继续向前。红军小战士在长征途中，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参加长征的红军小战士 正文 5.漫漫长征路英烈万万千 在两万五千里行军和无数次殊死战斗中，红军战士忍受了极度的疲劳、饥寒，穿越了最险峻的峰峦沟壑和荒无人烟的辽阔草地，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红一方面军长征开始时人数为8.6万人，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时也有8万至9万人。最后到达陕北时，红一方面军不足1万人，红四方面军也只有2万多人。 据不完全统计，长征路上牺牲的红军达10万人以上，包括400多名营以上干部。其中，仅江西兴国1个县，牺牲的烈士就达1.2万余人，这意味着长征每前进1公里，就有1个兴国籍战士倒下。瑞金儿女也牺牲了1万人。张爱萍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艰苦的革命战争中，有多少生死与共的战友，在我身边倒下，他们往往来不及说完一句话，来不及投出一个手榴弹，就和我们永别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用无数烈士的生命和鲜血谱写成的。” 红一方面军翻越的雪山之一——长板山上的红军烈士墓，墓碑为当时红军政治部所立。 大义凛然的方志敏（1899-1935） 方志敏，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10军的创建人之一。1934年11月任新组建的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继续征战，遭国民党军重兵围堵。1935年1月，已奋战脱险的方志敏复入重围接应后续部队，在江西怀玉山区不幸被捕。贪婪的国民党士兵搜遍他这个“大官”全身，除了一块手表和一支钢笔，没有一文钱。 方志敏就以前在自述中写道：“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 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方志敏大义凛然，不为所动。在狱中，他开始写作。从春寒到炎夏，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我从事革命斗争略述》等十几万字文稿。他在《清贫》一文中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年仅36岁。 邓萍，1928年参与组织领导平江起义，同年冬和彭德怀、滕代远率红5军主力上井冈山。1930年出任红3军团参谋长，兼红5军军长，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7月兼任红军东方军参谋长，两次东征福建。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协助彭德怀指挥红3军团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实施转移。 邓萍（1908-1935） 1935年2月，在二打遵义战斗中，邓萍身先士卒，率部迫进到遵义老城下河滩边。他和第11团政委张爱萍隐蔽在一个小土墩的草丛中，侦察敌情，部署夜间战斗。突然，邓萍一头栽到张爱萍的肩上。顿时，邓萍身上涌出的鲜血染红了张爱萍的军装。他被敌人的子弹击中，没有来得及说完要说的话就牺牲了，时年27岁。邓萍是长征中红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 吴焕先，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1934年，任红25军政委。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苏区后，参与领导重建红25军，先后担任红25军军长、政委。1934年11月与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率部进行长征，领导开辟了鄂豫陕苏区。他作战英勇，多次在危急关头抡着大刀带头冲锋，打败敌人的进攻，深得全军指战员爱戴和敬佩，被誉为红25军的“军魂”。1935年8月，红25军在甘肃泾川四坡村附近南渡汭河时，遭国民党军突然袭击。吴焕先亲临前线，在指挥部队抢占制高点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8岁。 吴焕先（1907-1935） 三渡赤水前的鲁班场战斗中，红军向敌军据守的一个山头发起猛攻。山上敌人的枪弹像雨点般地倾泻下来。当时红军每人只有十几发子弹，两三个手榴弹，有些人还拿着马刀或梭镖。关键时刻，红1军团第1师5团7连连长宋大关，匍匐到敌人碉堡前，乘敌人机枪换子弹的间歇，腾身而起向敌人的碉堡投出手榴弹。敌人的火力点被炸毁了，宋大关却不幸牺牲。 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红5军团第34师奉命断后，为了掩护中共中央与大部队的安全，几乎全师牺牲。师长陈树湘不幸被俘。正当敌人兴高采烈之际，他乘守兵不备，从伤口中把肠子拉出来扯断，英勇牺牲。 红一方面军第1师5团政委易荡平，在湘江战役中不幸身负重伤。这时，敌人已经端着刺刀冲了上来。为了不当俘虏，他命令警卫员向自己开枪。当时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不忍心扣动扳机。易荡平冷不防夺过手枪，开枪自尽。 红军长征中，像这样冲锋在前、宁死不屈的英雄绝不是几个人，而是成百上千。 曾中生（1900-1935），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长征中，他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5年8月牺牲于四川卓克基。 吴正卿（1912-1936），红6军团第17师师长。1936年2月在攻占黔西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战斗中牺牲。 长征期间牺牲的军职以上烈士名录 （截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 小档案 西路军浴血奋战1936年11月由红四方面军第9、第30军和骑兵师，原红一方面军的第5军团组成。西路军奉命渡过黄河后即向宁夏、甘肃进军。由于敌强我弱，补给困难、孤军奋战，加上长期行军得不到休整，虽予敌人重大打击，自己也遭受严重伤亡，全军由2.1万人锐减到不足3000人。以后分成3个支队打游击。最后仅有437人，由李先念带领于1937年4月进入新疆。 正文 十一、读懂长征：伟大的转折深远的影响 据说，蒋介石在临终之前曾经不无懊丧地说：“我平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在毛泽东率领他的军队到达延安之前，把他们彻底消灭掉。现在看来，那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现在看来，蒋介石还是有点高估自己了。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历史条件下，红军长征如果失败，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一定要延迟许多年。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通过长征这一战争史上罕见的战略转移，坚持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以长征的胜利推动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作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坚持封建、专制和独裁，把一己私利和荣华看得比全民族的富强都重要，他们代表着反动与黑暗。因此，长征，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一场大搏斗。长征的成败，决定着中华民族历史的走向、命运的走向。 长征的胜利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给蒋介石机会。历史的走向也表明，光明最终战胜了黑暗！长征为中华民族迎来了新的曙光，开辟了光明前景！ 红军三大主力到达陕北后，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转移到了延安。图为延安宝塔山。 邓小平说过：在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一个有能力的党中央。中国共产党真正形成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长征的政治意义莫过于锻造了一个成熟的党，锻造了一个成熟的领导核心，培养了一批千锤百炼的干部队伍。他们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中国两千年停滞不前的伦理体系与政治制度，就是在他们手里被推翻了。 1936年12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以毛泽东等23人为委员，并决定组成军委主席团。图为毛泽东、朱德在陕北。 小档案 1936年12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的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成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朱德 主席团：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 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朱德彭德怀项英贺龙任弼时林彪王稼祥陈毅萧克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董振堂叶剑英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 1945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成员名单 经过长征保存下来的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极可宝贵的精华。请看：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师、军以上干部90%参加过长征。 解放战争时期，各大战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90%参加过长征。 中共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10人参加过长征，其中五大书记全部参加过长征。 中共七大中央委员44人，33人参加过长征。 中共八大中央政治局委员17人，15人参加过长征。 中共八大中央委员114人，100人参加过长征。 中国人民解放军10个元帅，9人参加过长征。 中国人民解放军10个大将，9人参加过长征。 1955年授衔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57人，48人参加过长征。 1955年授衔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77人，161人参加过长征。 1955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授衔授勋仪式。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授衔授勋仪式。 长征，是一个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把一次战略退却成功地转变为伟大的胜利进军。 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即发动了一系列进攻战役，进行了东征、西征，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使红军有了可靠的落脚点。长征的胜利，使各路红军挺进到抗日前沿，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保证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长征的胜利，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它像宣言书、像宣传队、像播种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非常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在获知红军到达陕北后，立即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发去贺信：“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 长征的胜利，使全国人民对于革命的前途和抗日救亡的前途有了希望，给了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平津学生们终于像醒狮一样怒吼起来，把“九一八”以来郁积在心头的仇恨和愤慨发泄出来，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 长征的胜利，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图为一二·九运动中，北平学生同反动军警搏斗的情景。 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了陕北，使红军有了一个可靠的立足点和夺取胜利的出发点。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传奇般历史，超越时空，引起了国内、国际上的广泛瞩目。国内外关注研究长征的人越来越多、热情不减、高潮迭起；介绍长征的著作、文章、电影、电视作品层出不穷，难以数计。甚至有很多人背起行囊，沿着红军的足迹，重走长征路。 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说：“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经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了实地采访。他评价道：“任何比拟都是不恰当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11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长征精神已经像长江、长城、黄河一样，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品格的象征，它不但为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也必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柱。 油画《电贺长征胜利的鲁迅》，陈逸飞作。 红军长征的传奇性胜利，吸引了世界上众多的学者、作家来介绍和研究。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一书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图为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在陕北。 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对红军的英勇事迹做了详细介绍，其中“长征”一章是该书力作。图为史沫特莱采访朱德时的情景。 《西行漫记》中译本封面 《伟大的道路》中译本封面 红军的长征，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壮举，而且是震惊世界的伟大事件，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赞誉长征“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史诗，是一次体现出坚韧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图为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 法国牧师阿尔佛雷特·勃沙哈特随红2、6军团行军达560天，他对红军和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有一定的了解。1936年他发表了《长征目击记》一书，从一个侧面真实记录了红军长征的历史。 介绍、研究红军长征的部分外文版书籍 1984年，全美作家协会主席、《纽约时报》前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与夫人夏洛特，不顾年迈体弱，沿着红军长征路线采访。索尔兹伯里撰写了长达30万字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其夫人也写了《长征日记——中国史诗》。图为作家夫妇在泸定桥上合影。 《中国——长征》画册撰稿人、英国评论家安东尼在书中写道：“长征是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是锻炼以后中国领导人的熔炉。 毛泽东《七律·长征》诗手迹 七律·长征 毛泽东 一九三五年十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小档案 毛泽东诗歌创作最旺盛、最完美的时期它们有：《清平乐·会昌》、《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沁园春·雪》，共10首。这些诗词，表达了长征途中红军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艰难历程与革命者的必胜信念和壮志豪情，艺术地再现了长征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毛泽东一生诗歌的精品几乎都产生于这个时期。 小档案 最新发现的毛泽东长征诗这是一首别具一格的打油诗。说的是长征初期路过湖南，张闻天在马背上睡着了，不慎脱缰跌落在地。虽然事发突然，但人并无大碍。毛泽东闻讯赶来，看着有些狼狈的张闻天，凑趣吟出一首《打油诗·洛甫摔跤》：“洛甫洛甫真英豪，不会骑马会摔跤。四脚朝天摔的巧，没伤胳膊没伤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