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苏区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1934年6月左右，中共中央曾将主力红军撤离苏区的设想报告共产国际。6月25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为了保存活的力量”，同意适时退出苏区。
    这也是共产国际给在江西的中共中央的最后一封指示电。随后不久，中共上海中央局被蒋介石政府破获。自1934年8月起，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与中国的联系断绝。李德、博古只好自行其是，不能援引共产国际的权威，也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自主地按照中国国情处理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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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全名为“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联合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凡参加这个组织的共产党均为其一个支部成员。1922年，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并派有常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共产国际对每个下属成员负有指导和领导责任，凡属每个支部的重大事项，均须得到其批准。1943年5月解散。
    在共产国际表示同意进行战略转移之后，中央红军就进行了一些准备。主要体现在：选定突围的目标和方向；组织留守的中央分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组建了新的兵力，征集3万新战士并编成红8军团；筹集了一批粮食、草鞋、食盐、棉被与军用器材等。每个干部战士都发了一件崭新的灰色棉上衣；除了枪支弹药外，还有2至4个手榴弹，2至3双草鞋，几斤粮食；为了防空袭，每个背包上还插了一束树枝当伪装。
    1934年10月，中革军委发布的进行战略转移的命令。
    然而，准备是不充分的。首先，对这一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行动计划，只传达到师一级干部，广大官兵没有思想准备。其次，军事上准备极端不够，没有进行必要的休养兵力和整顿训练。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主要打的是阵地战。长征前，没有对部队进行运动、进攻、遭遇、抢隘口、渡江河、突破等必要的运动战和遭遇战训练。临时组建又没有经过训练的红8军团，不要说打仗，就是走路、吃饭都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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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革军委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12月25日，正式宣布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负责“统一全国红军指挥”。中革军委隶属于政权系统，但它在政治上仍受中共中央及其中央局的领导。1937年8月，改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
    战略转移的出发时间，定为10月底或11月初。目标是，到达湘西北与红2、红6军团会合，先放下行李，尔后实行战略反攻，恢复中央苏区。
    谁也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几万里。毛泽东曾经风趣地说，不是我们愿意走两万五千里，是蒋委员长强迫我们走的，结果一路扭秧歌，就扭到了陕北。董必武回忆：“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时就知道要走两万五千里的程途，要经过十三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会作何感想，是不是会同样的坚决想随军出发呢？这都不能悬揣，但在长征中遇到一切天然的人为的困难，不曾令我丝毫沮丧过，同大家一齐克服了。”
    中央红军长征走过的第一桥——瑞金武阳桥
    《我们会回来的》（油画），孙立新作。
    1934年10月6日，国民党军占领石城，并准备于10月14日总攻瑞金。从10月7日起，红军各野战部队先后将防御阵地移交给地方独立团。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红军总部率主力8.6万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同时，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决定将军委、红军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亦称中央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的野战军共同行动。在行动中，红1、9军团为左翼，红3、8军团为右翼，红5军团殿后，掩护着中间庞大的中央纵队；雇用的挑夫携带着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的大型设备。由于道路崎岖，每个军团各有1000副或800副挑子，什么东西都挑上。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附近苏区打仗，所以连屎盆、尿盆都带上了。毛泽东后来形象地说“就像大搬家一样”。
    由于采取了“大搬家”的转移方式，结果所有部队都成了掩护部队。一碰到敌人，也不想办法积极进攻，只是打掩护，只是跑。敌人来了就打一下，赶快转移，天天在“避战”。毛泽东后来形容这种方式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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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团1934年5月广昌保卫战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博古（中共中央负总责者）、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周恩来（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组成“三人团”，处理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一切党政军事宜。遵义会议后，“三人团”取消。不久中共中央又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小组”，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新成立的中央分局书记项英、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带领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1.6万余人，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这一坚持，就是整整三年。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序列
    （1934年10月——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