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萧衍的各种事迹已说了不少，这一章专门讲讲他痴迷佛教的事情。

    佛教是个舶来品，从古印度那边传过来的。自东汉明帝时期进入中国以后，很快便风靡中国信仰界，达官贫民、男女老少全面通吃，你信我信大家全信。

    外来的佛教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在民众信仰领域占据主流地位，固然与其宣扬的因果业报、生死轮回、来世幸福等教义契合乱世中百姓寄希望于未来的美好期待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就是许多像梁武帝萧衍这样的皇帝亲自参与其中，成为佛教的拥趸者，以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权力，非同寻常地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普及化。

    魏晋以前，佛教虽然已广泛传播，但也只能算是风生水起阶段。那时候，中国本土派的道教还在跟佛教抢地盘，争教众。但自南北朝以后，除极个别朝代的短时期外，道教彻底干不过佛教了，信众规模跟佛教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上的。

    南北朝时期，很多皇帝都主动结缘佛教，成为佛教扩散、兴盛的重要人物。比如前秦皇帝苻坚曾表示自己发兵攻占襄阳就是为了得到高僧释道安；后秦皇帝姚兴把西域僧人鸠摩罗什奉为国师；就连石勒、石虎这对残暴嗜杀的君王也对一心向佛的佛图澄尊以师礼。

    尤其是石虎，他下诏说佛图澄和尚是国之大宝，必须对佛图澄特殊对待，规定朝会之日，常侍官给他抬轿，太子王公在两侧搀扶，值班官员还要高喊：“大和尚至！”在场所有人员听见喊声后，必须起立致敬。不仅如此，石虎还规定司空要每天去问候佛图澄的起居如何，太子王公则每五天去拜见他一次。

    皇帝将和尚抬高到这种份儿上，和尚所代表的佛教自然也尊享至高无上的地位。

    南北朝以后，佛教一直游走在庙堂高位，和皇权相伴相生，没有哪一个朝代的政权能脱离佛教或大或小的影响，很多皇帝都跟佛教渊源不浅。

    结束了中国三百年大分裂局面，实现华夏大一统的隋文帝杨坚在寺庙里出生，在寺庙里成长，尼姑把他一手带大到小学毕业；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发迹于寺庙之中，是唐高宗李治脱下她的尼姑服，给她穿上宫妃装，最终她反转龙凤，打破了皇帝这个职位专由男人垄断的惯例；明太祖朱元璋更曾是如假包换的真和尚，他正儿八经在皇觉寺当了好几年和尚，打坐念经，化缘撞钟，这些庙里的业务活，他都是干到了高级技工的水平；从黑土地入关的第一个清朝皇帝顺治，不爱龙袍爱袈裟，吵死吵活不当皇帝，非要出家去做和尚，在愿望无法实现后，还怅然若失地写下了“吾本西方一衲子，无奈落入帝王家”的偈语，让人为之不胜唏嘘。

    作为皇帝，萧衍也跟上面所说的诸多同行一样，视佛教为生命，把念佛、拜佛、尊佛、弘佛当作一生最纯粹的信仰和最重要的事业，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在对佛教狂热的程度上，没有任何一个皇帝能和梁武帝萧衍相比，他是皇帝群体中的“爱佛一号”，他登基称帝后的所作所为，都是围绕着“佛”的主题，他真的是把自己有限的一生，投入到了无限的为佛服务的事业中去了。

    萧衍的尊佛从他登基的第一天就开始了。他强迫萧宝融禅让帝位给他的那天是四月初八，在这一天，他君临天下，主宰国家。而四月八日对于佛教徒来说，是个非常重大的日子，这天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辰，被称为“佛诞日”，佛教徒会在这天举行各种庆祝仪式。

    虽然史书上没有对这个日子进行过特别解释，但萧衍把即位之日定在这一天，应该不是巧合，而是有意为之。在佛祖诞生的那一天，一个皇帝诞生了，这是多么值得纪念，多么值得向佛祖献礼致敬的日子！

    不光是即位日的选择，年号也很能说明问题。年号是古代皇帝用于纪年的名号，新君即位，更改年号是例行程序，叫作改元，表明属于自己的时代元年开始了。萧衍登基后，废除以前的老年号，改元“天监”。“天监”就是上天监督的意思，包含着浓厚的佛教意味。人在做，天在看。我这个皇帝做得怎么样，请上天诸神佛关注、监督我，这和佛教提倡的神不灭理论一脉相承。

    其后，萧衍不断更换年号，可以说每一个年号都带有佛教意味，都是在向佛祖表现忠诚。“普通”意为佛法普遍通行；“大通”表示佛法非常通行；“大同”的意思是佛法非常相同；“太清”是说佛法特别清明自然……萧衍总共改元七次，用了七个年号，每个年号都跟佛教有关，这人对佛的迷恋真是没的说了。

    萧衍当了四十八年皇帝，七个年号虽然在皇帝中不算少，但若按使用时间平均下来，每个年号用七年，也不算多。好多皇帝的年号只用一两年就废了改新的，有的一年几改，最多的一年改过四次元，跟神经病似的，大家还没来得及记住就又改了。

    不过改元这事儿不需要任何法定程序，完全看皇帝本人的心情和想法，想改就改，张口就来。就拿改元次数占据历史榜单第一、第二的武则天和李治这对夫妻皇帝来说，两人整天闲着没事就琢磨着改元改年号，总共搞了三十二个年号。自汉武帝发明年号以后，所有皇帝的年号加起来五百多个，这对冠亚军夫妻就占了十几分之一的比例。

    看他们的年号命名，随意得不得了，比给孩子取名简单多了。儿子李显出生了，就改元“显庆”；觉得大佛的脚印很吉祥，就改元“大足”；吃了“长生药”，感觉自己没准儿可以长生不老了，就改个“久视”玩玩；希望自己再活他个五百年，那就改元“长寿”……

    还有和萧衍同时代的东魏，因为在砀郡捕获了一头体型威猛高大的大象，于是改元叫“巨象”。历史书上看着特别庄重的年号，其实经常就是这么有喜感地得来的。

    在崇佛、礼佛的过程中，梁武帝萧衍也做了不少在旁人看来极具喜感的事情，比如他四次跑到寺庙舍身这个系列事件，就是既荒唐又好笑。

    普通八年，即公元527年，这一年，萧衍已经在位整整二十五年了。对于人生而言，二十五年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能将一个人改变很多，甚至面目全非。四分之一世纪的皇帝生涯，已让萧衍失去了初为人君的奋发、敬业与进取之心，这个时候，作为皇帝，他已经不算太称职，因为他经常无心处理国家大事，而是一头扎进了佛学的海洋里。

    早在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萧衍就接受佛戒，正式皈依佛教，法名冠达，成了一个带发修行的俗家弟子。此后，皇帝似乎成了萧衍的副业，朝廷很多事务他都交给臣下去处理，自己一心扑在了佛教事业上。

    皈依两年后，他就在皇宫对面大兴土木，斥巨资建造了一座寺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同泰寺。同泰寺内楼阁高耸，宝殿宏大，还有当时十分罕见的高层建筑——九层佛塔，巍峨壮丽地挺立在寺中，成为建康城的坐标性建筑之一，京城百姓老远看到高高的宝塔，就都知道那是同泰寺。

    为了方便自己出入寺庙，萧衍还建设了配套设施，特地在皇宫开了一道门，正对着同泰寺大门，这样他可以出了宫门就进庙门，安全快速，还没人看见，相当于现在的机场贵宾专用通道。

    同泰寺为什么在当时和后世都那么大名鼎鼎呢？就是因为萧衍的缘故。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同泰寺里去拜佛念经，寺庙里有他专用的房间。在这座寺庙里，梁武帝萧衍四次舍身，震惊天下和后世，同泰寺也因为帝国领导萧衍的这种极致疯狂行为而名扬天下，流传于史册。

    舍身，就是舍去凡身，供奉佛祖的意思。佛教徒主动牺牲自己的肉体，以表明佛法的大慈大悲。看到老虎跟它的一堆幼崽快饿死了，怎么办？不能眼看着老虎一家老小饿死山头呀，那么好，我来用身体喂老虎吧，让老虎们把我吃了充饥管饱。所谓“舍身饲虎”即是如此。

    “舍身”这个词完全是佛教语言，今天的成语“舍生取义”“舍身成仁”都是从这儿转化来的。打佛教传入中国那会儿起，佛教文化就全面介入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今天频繁使用的很多词语或成语，如果不刻意去追本溯源，没几个人会知道它们其实都与佛教有关。像方便、智慧、平等、普遍、世界，全是来自佛教词汇。还有成语盲人摸象、皆大欢喜、一刀两断、天花乱坠……也是出自翻译的佛经故事。也难怪鲁迅在《中国史略》一书中说：“六朝尤其是唐以后的文学作品，其中源于佛教的成语，几乎占了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百分之九十以上。”

    梁武帝的舍身倒不是肉体上的付出，而是另一种不同的层面，他是为了表示自己对佛法的虔诚，把自己布施到寺庙为寺奴，无条件为寺庙打工服务，捐献财物什么的。

    527年三月初八，六十四岁的萧衍到同泰寺舍身，在寺庙里吃住、念经、劳动三天后，于三月十一日回到皇宫。这是他的第一次舍身，没闹出一点儿动静，静静地来，悄悄地去。如果都是这样，那即使萧衍舍身一百次，这件事在历史上也都只会是轻描淡写，不会闹出后来那么大的动静。

    安静了两年半之后，529年九月十五日，萧衍又一次来到同泰寺，这次他是来寺庙举行“四部无遮大会”的。“四部”指比丘（国内一般称为和尚）、比丘尼（国内一般称为尼姑）、优婆塞（国内一般称为居士）、优婆夷（国内一般称为女居士）四种不同身份的佛教人士；“无遮”就是不分高低贵贱、不必保守遮掩，众生平等，畅所欲言，大家在一起共同研讨交流佛法心得。

    “四部无遮大会”是梁武帝萧衍首创的，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四部无遮大会”，后来这个大会一直被佛教界继承。2017年七月，河南嵩山少林寺还举办了“少林寺无遮大会”。萧衍大概不会想到，他创立的这个“四部无遮大会”，在近一千五百年后还有生命力。

    萧衍当天到庙里后，似乎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他脱下皇袍，穿上僧侣法衣，自己动手打扫整理那间皇帝专用的休息室，搬来一张旧木床放在室内，又弄来了一些陶罐、陶碗、筷子、茶杯等简单的日用品，把里面布置成了一个苦行僧的简易歇息之所，当晚就睡在里面过夜。第二天，萧衍登上佛堂讲台，给四部人员口若悬河地讲解《涅槃经》。

    萧衍的佛学造诣是非常高的，在中国所有皇帝中当是数一数二。他著有很多佛学著作，精通佛经，口才也很棒，经常拉着一大帮臣下到寺庙里听他讲经，呱啦呱啦能连讲七八十来天不歇嘴，白天讲不完，晚上加班接着讲，比佛学院教授辛苦多了。他还结合社会现实，独创性地提出了儒、道、释“三教同源”说。

    儒家、佛教、道教自并存以来，总是互相排斥，不能兼容，都说自己最正宗、最伟大、最正确，应该坐头把交椅的位子。这样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多少年都没个最终结果。到南梁时，萧衍发明的“三教同源”把三大教派定性了，说儒、释、道三教本源是相同的，老子和孔子都是佛祖如来的学生，佛教是明月，儒、道是星星，都是天上客，和美一家亲。

    经他这么一解释，原来并立不容的三教变成了关系融洽的吉祥三宝。虽然他这种观点难为后世所认同，但在当时，基于他的地位与宣传，这个说法被不少人认同接受，对缓解三派成员的思想冲突，巩固皇权统治地位，创建和谐社会，具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跟以往一样，萧衍这次在同泰寺的讲经大课，又是电视连续剧模式。一天讲不完，第二天接着讲；第二天还没讲完，第三天继续……一连讲了好几天，《涅槃经》终于讲完了，根据现场反馈的效果来看，这场四部无遮大会开得很成功、很热烈、很圆满。

    胜利的大会开完了，朝廷文武大臣都望眼欲穿地等着皇帝回宫处理政务呢。有好多事情必须要他本人亲自拍板定夺，他不在，所有的重要工作都没法开展，进行不下去。但无论朝臣如何心焦，都等不到皇帝回朝了。萧衍告诉他们，他不想当皇帝了，他要舍身为寺奴，出家为僧，为佛教事业而奋斗终生。

    你说这萧衍是不是故意的？真想出家当和尚，要信仰不要权力，可以呀，你把皇位让给太子，把权力交接掉，没人拦着你。像现在这样霸着皇位，又说不稀罕做皇帝，这跟马云说一点儿都不喜欢钱，跟刘强东说自己是脸盲，根本不知道老婆漂不漂亮没啥区别。

    大臣们知道皇帝的意思，不就是想用这种方法为寺庙搞一笔资金吗？皇帝金口玉言宣布舍身寺庙，臣下想让皇帝回宫当皇帝，那就是僧人还俗了。佛教不像有的邪教，一进教门，终生不得退教，若是退教，会有专门的教会人员去报复行凶，弄死弄残都属正常。佛教不是这样，进不进，你随便；留不留，你随意。皇帝如果想要还俗，没问题，但当时怎么着也得掏点钱给寺庙意思意思吧，不然这么来去匆匆的，多不庄重，显着对佛祖的不敬。一句话，给点身份置换金，走人。

    大臣们没有法子，只好凑钱赎人，跟寺庙谈判，最终以一亿万钱的赎金成交。这些钱可不是国家财政资金兜底，而是满朝文武“主动”捐款得来的。一个整亿！萧衍的这出场费价格比现在的许多当红小鲜肉明星还高。

    不过，梁武帝的这“一亿万”钱到底是十万枚铜钱还是今天概念的十个一千万，学界吵来吵去也分不清楚。

    古代数位序列是万、亿、兆、京、垓等，《风俗通》《太平御览》等书上都有“十万谓之亿、十亿谓之兆、十兆谓之京、十京谓之垓”的记载。要按这个算法，萧衍这次的一亿赎金只相当于十万铜钱。可这又很难让人信服，因为根据同时期的史料，南梁那会儿，百万、千万的计数分得很清楚。萧宏的传记里就有相关内容。梁武帝萧衍在突袭式检查萧宏的后房仓库门时，有这样的文字：“每钱百万为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为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这个记载很明显告诉我们，萧宏们知道十个一百万是一千万，而不是“十万谓之亿”的计算法。

    如果支付给寺庙的赎金真的是现在概念下的一亿，那么问题来了：萧宏以亲王之尊和集团公司老总之利，敛财十几年才储蓄了三亿现金，说明三个亿在当时是很天文的巨款了。那萧衍一次赎金就需要消耗亿万富翁萧宏毕生财富三分之一这种事儿，就很难有说服力了。毕竟文武大臣们都是拖家带口过日子的政府公务员，一下子集资这么多无偿捐出，有点不真实。

    可如果真是十个一千万，似乎也有点不真实。那得堆积如山呀！萧衍时代使用的是五铢钱，拿西汉海昏侯李贺墓中出土的五铢钱来对比下，就知道一亿五铢钱是多么庞大的体积。李贺墓里有两百万枚铜钱，大约七吨重。按照同样比例测算，一亿五铢铜钱的重量可达到三百五十吨。

    不过萧衍时代币制混乱，民间盗铸铜钱蔚然成风，五铢钱名不副实，重量顶多只有三株。即使按照每枚三株的重量计算，也是两百多吨。

    这么多的钱真让人晕菜，让人迷惘。到底是十万还是一千个十万，本书暂不做定论，各位见仁见智吧。

    这次巨款赎身后，梁武帝萧衍得到了一个类似高级职称般的称号：皇帝菩萨。菩萨嘛，在众生眼中一直是普济众生的形象。萧衍觉得他信佛拜佛是普济众生的善行，其实正是他这种疯狂变态般的崇佛行为，最后给他个人和国家都带来了灭顶灾难。单就这舍身赎身，对凑钱的大臣而言，就是一种灾难。你在寺院请客，却叫别人去替你埋单，这不害人吗！

    对凑钱给皇帝赎身的大臣来说，灾难并没有结束，可以说是多灾多难。因为又有第三次舍身了。

    大同十二年（即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距上一次舍身十七年之后，八十三岁高龄的萧衍再次跑到同泰寺舍身。当然，他出发去寺庙的时候，不会告诉别人自己是去舍身的，他说自己去讲经，这次讲的是《金字三慧经》。讲了多长时间呢？三月初八开讲，四月十四日才讲完。

    一个皇帝，并没有退位，却一个多月时间都不在皇宫处理朝政，只在寺庙里晚上备课，白天讲佛经，把国家大事长期抛却在九霄云外。这哪能叫皇帝，只能叫方丈或住持。

    对于萧衍这个人，有不少人评价他是明君，我对此嗤之以鼻，这个老头名副其实是个糊涂蛋，真的是老糊涂了。他早该把皇位让出来了，但他知道，要是让出皇位，他再去舍身，谁还会筹钱给他赎身？所以，萧衍一生都将权杖耍得很好。

    这次说好的讲经，他讲着讲着，就放出话来，说不当皇帝了，要住在寺庙里当和尚了，以后就这么一直讲下去，做一个渊博的学者型和尚。大臣们一听他这么说，个个脸都吓黄了，这不又是钱包要放血的节奏吗？没得说，掏钱吧！于是满朝文武人人随份子捐钱，要把皇帝从同泰寺赎出来。这回价码提高了，两个亿。

    史书很明确地记载了这几次赎身钱不是来自国家财政，而是来自臣下的捐献。当然，这种捐献毫无疑问是被迫的，你敢不捐试试看。

    《南史》写的是“皇太子以下奉赎”；《魏书》里说“内外百官共敛珍宝而赎之”；《资治通鉴》记得更明确：“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是“群臣”凑出来的钱。

    不过，这些赎身钱最终的埋单者还是南梁的老百姓。官员们知道堤内损失堤外补，他们在皇帝身上失去的钱，会从老百姓身上加倍榨回来的，不然他们的生活质量怎么保障？所以，萧衍这种舍身行为，归根结底还是加在百姓身上的负担。一个心里只有菩萨，没有百姓的皇帝，怎么可能会有好下场？

    在最坏的下场来临前的最后一刻，萧衍又捞了一张亿元支票。太清元年（公元547年），也就是上次舍身后的次年，萧衍又跑到同泰寺舍身。如果要严格算起来，距上次舍身还没到一年。去年是三月初八去的寺庙，今年三月初三他就急不可耐地住到了庙里。

    真是没完没了了，如果不是两年后死于侯景之乱，萧衍百分百还会去舍身，他玩这个上瘾了。

    跟前几次一样，萧衍说，我舍身为寺奴了，把自己裸捐给佛祖了，你们别来庙里找我了。大臣们一听这话，心里其实是一万匹羊驼在奔腾不息，到底还有完没完啊？又来这招？去年那个贷款还没还清，今年又来，还让不让人好好活了？

    但他们也只敢在心里偷偷骂骂而已，嘴上和行动上却表现出没有皇帝在，自己完全失去了主心骨的感觉。大家在太子的带领下，排队组团去劝说萧衍，皇上你快回去吧，没有你，世界寸步难行；没有你，我们的心空如大海；你不在的日子，大伙想得简直都活不下去了！

    萧衍回答说，我才不回去呢，舍身，我可是认真的。其实认真个毛线， 见到钱马上就不认真了。大臣们没辙，只得再次捐款赎人。谁敢不捐？你捐了皇帝不一定记得，但你不捐，皇帝可一定会记得，所以就是砸锅卖铁也得先把钱凑齐交到寺庙里。

    这回赎金又恢复了老规矩，一个亿，赎身的模式跟第二次一模一样，“百辟诣寺东门，奉表请还临宸极，三请，乃许”。全体文武官员来到同泰寺东门，呈递奏章，请求萧衍重返金銮宝殿主持工作。递一次奏章可不行，总共去了三次。第一次，萧衍没答应；第二次，萧衍不同意；第三次，大臣们告诉他，为了不辜负你对佛祖的尊崇之心，我们已经支付一亿钱为你赎身了。萧衍一看，哦，转账成功了呀，那就先回去吧，过两年再来。幸亏过两年他就死了。

    看到这里，肯定有人会为同泰寺庆幸，觉得这个寺庙太幸运了，什么都没做，几亿巨款就轻松入账，花起来一定超爽。这属于想太多、太美了。那个钱虽然是以寺庙的名义搞来的，但这属于皇帝的小金库，寺庙里哪个管事的敢用这个钱？

    这笔钱的性质应该是类似于今天的慈善基金或者信托基金，寺庙对钱进行日常管理，但没有使用权，必须在萧衍的授权下才能享有支出使用权。比如寺院说想造几排僧人宿舍，装修大雄宝殿，增加金身佛像什么的，肯定可以从赎身款中支出，但如果说打酒、割肉、买包包，那就休想了。

    以萧衍的佛性操守，这笔款子最终全部用在和佛教相关的事情上是毫无疑问的，像后来重建的十二层佛塔费用，估计就是出自这笔款子。

    萧衍四次舍身历时越来越长，从最初的三天到之后的半个月，最后两次在寺庙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国家大事、天下黎民于他都是不值一提的浮云，他的思想、他的心灵、他的意识，已全部被佛法占领，此时，皇帝真真切切只是他的兼职副业，他已把和尚僧人当成了自己的第一身份。

    萧衍四次舍身寺庙的行为荒诞透顶，贻笑史册，这种疯狂行为，中国历史上闻所未闻。信佛的皇帝很多，出家的皇帝也不乏其人，但都是在退下皇位后才进入寺庙的，像萧衍这样既当皇帝又热衷做和尚的，几千年就出了这么一个。

    一个人有宗教信仰并没错，但凡事过犹不及，任何信仰都应该保持平和之道，萧衍真的是在这方面走火入魔了，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在第三次舍身被赎回宫的当晚，同泰寺就发生了火灾，那座高大的九层佛塔被大火烧毁。萧衍不知道这是消防工作没有做好，而认为是有妖魔鬼怪故意捣乱搞破坏，“此魔也，宜大作法事”。他对大臣们说，这场烧掉宝塔的熊熊大火是妖魔劫数，要降服妖魔，就应该扩大诵经祈祷规模，把妖怪镇服赶走。

    这种神魔观点倒是不能怪他，那会儿的人极缺乏自然科学知识，对自然界的山川江海、风雨云雷、地震旱灾等领域科学知识的了解根本就是零，当赤地千里、江河决堤，或者雷电击中皇宫里的建筑物时，皇帝都会主动减膳、斋戒素食、面壁思过，虔诚无比地向根本就不存在的江神、河神、雷神表示诚惶诚恐。十几个世纪后的皇帝尚且如此，对萧衍这方面的认知我们还是不作要求了。

    但对他不惜民脂民膏试图重建佛塔的冲动，我们应给予批评。在九层佛塔烧毁后，萧衍竟然说，妖魔越破坏，我们越要大兴土木，越要建造出比它们烧毁的更高的佛塔来。于是在原址兴建十二层高的佛塔。可惜的是还没等完工，侯景之乱就爆发了，这个工程也随之永久烂尾。

    永泰寺这个和梁武帝萧衍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天下名寺，后来毁于战火，湮没于历史的尘埃。

    现在南京市有个鸡鸣寺，很多人说鸡鸣寺就是当年的同泰寺，这个说法绝对没有历史根据，鸡鸣寺所在的位置根本不是当年南梁皇宫所在地，要知道，南梁皇宫与同泰寺隔路对门，近在咫尺。皇宫在哪里，同泰寺就在哪里，不可能存在于离皇宫很远的鸡笼山上。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同泰寺的遗址目前还埋藏在鸡笼山以南的地下，至于什么时候能重见天日，大约只有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