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真具有戏剧性，梁武帝萧衍这么一个以事佛闻名的天子，早年竟是信奉道教的。道教徒可能会不甘心地发问：为什么会这样？这究竟是为什么？我想萧衍的这种信仰转变，可以肯定跟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有关。

    看过上本书的读者应该都还记得，萧子良对佛教有着无比热忱的兴趣，他引领了南朝时期的第一个佛教发展高峰期。萧衍作为萧子良一手打造的“竟陵八友”成员之一，信仰必须是要跟萧子良一致的，佛教的核心圈里面，怎么可能允许异教徒存在？这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在南齐时代，萧衍就已经信仰佛教了。

    因为如果不信佛教，就不可能进入竟陵王的一环内朋友圈，你一个道教徒，凭什么在我们佛教圈里混得风生水起？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萧衍迷信老庄之道，“竟陵八友”里断不会有他的名字。

    那个口才和文采都很出众的大才子范缜，不就是因为拒绝改变《神灭论》的立场，而一直被排斥在萧家主导的文坛与官场主流阵地之外吗？所以，虽然萧衍是在天监三年才公开昭告天下，表示自己舍道归佛，但其实他早已是资深的佛教徒了，这从他刻意选择的登基日以及精心选择的年号就能看出。

    之所以在称帝第三年突然这么大动作地搞出“舍道归佛”的声明，不用想都知道是出于政治考量，无非是想成为佛教徒的精神领袖，得到众多佛教徒的拥戴，招徕更多人加入佛教圈，为巩固稳定自己的萧梁政权服务。

    因为萧衍极为特殊的皇帝身份，作为佛教信徒，他的多项好恶与决定都影响了后世的佛教发展，有些现在看来已深入人心的佛教界行为，其来源和形成都和萧衍相关，比如和尚吃素的习俗，就是跟他的提倡与推广连在一起的。

    在今天的中国，不管信不信佛教，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基本常识：和尚不吃荤，只吃素。这条佛教戒律其实是萧衍规定的。

    要是认真说起来，“佛教徒不吃荤”一直是佛教流传下来的老传统，不过，早期被佛教禁止吃的“荤”其实根本不是鸡、鸭、鱼、肉一类的食物，而是指葱、蒜、姜、韭菜等几种气味浓重辛辣的植物食材，因为他们认为吃这些东西会影响心智、性情，破坏修行。

    也就是在南梁时期，明明是“草字头”的“荤”开始演变成了今天人们认知意义上的各种肉食性食材的总称。梁武帝所在的南梁之前，佛教在家修行的居士以及庙里的和尚，都是可以吃肉的，煮着吃、烤着吃还是涮着吃，随你口味。

    当然，那会儿还没有现在这么完善的炊具，煎炒烹炸等美食厨艺当然也就没有出现。中国人真正享受舌尖上的美味，是唐宋以后的事情。

    不过，南梁前佛教徒吃肉也并不是无条件放开随便吃的，而是有具体规定标准的：可吃“三净肉”。即不见、不闻、不为自己所杀。没亲眼看见动物正在被人宰杀、没有亲耳听见被宰杀动物的痛苦惨叫声、动物并不是因为自己而被宰杀的。满足这三种情况，什么肉都可以大快朵颐。

    那时候，如果僧人到你祖先家做客，你祖先盛情款待，给他端来一只清炖老母鸡，并客气地对他说，一定要全部吃完哦，这可是特意为你这个贵客买来的鸡。这句话一说，和尚定会把吃到嘴里的鸡肉忙不迭吐出来，因为这只鸡是因他而死，不属于“三净肉”的范畴，吃了就犯戒。

    佛教在中国的分系很多，在汉传佛教、南传佛教、藏传佛教三大分支中，现在只有汉传佛教完全禁止进食荤腥，其他两种都是可以吃的。汉传佛教也是从萧衍开始才强制禁荤，之前是没有这种戒律的。

    像萧衍的前老板萧子良，虽然也极力提倡素食，但也并没有像萧衍那样采取一刀切的武力禁止手段。钟嵘的哥哥钟岏就曾经因“食蚶蛎不为食肉”的观点和萧子良进行过激烈辩论。

    蚶蛎是一种生活在浅海中的类似河蚌的生物，现代人常食用的大众海鲜之一。钟岏的老师何胤特别喜欢吃蚶蛎，但吃这种生物到底算不算是杀生吃肉呢？何胤纠结地叫他的学生就此问题进行专题讨论。钟岏说，黄鳝螃蟹被宰杀时，它们会疼痛得身体扭曲颤动，而蚶蛎这东西，没有眼睛没有嘴，莽荒混沌，比草木都不如，跟无知无觉的瓦砾一样。这样的东西应该长期成为厨房里的美味，想吃就吃，不算是吃肉。

    当这种论调传到萧子良的耳中时，萧子良跟他们师徒激辩了一场，并写了一封长信给何胤，告诉他，蚶蛎虽然是水产品，但一样有生命，不能把它们当作食物。

    当然，萧子良只是平和地建议何胤以后不要再吃蚶蛎和其他一切肉食，而且还以诚招代理的精神，欢迎何胤师生加入他的素食协会，并没有采取任何的强硬手段迫使他们停止吃肉。到萧衍主政的时代，佛教徒禁止吃肉食才作为一种制度被固定下来，并一直流传至今，成为汉传佛教的一大特色。

    佛教徒不吃荤有多方面的原因。佛教倡导众生平等，每一个生命，只要它存在，就享有和人一样的生命权，人不能残害其他生灵，不能弱肉强食，否则会下地狱；另外佛教相信前世来生、六道轮回，他们矢志不渝地认为，每一种生命都有前世载体，前世行善积德，来世就投胎成贵人，前世德行不修没有积善，就会投胎成低等动物。那些猪呀、狗呀、鱼呀、鸭子呀等一切动物，很可能前世就是自己的朋友或亲属投胎变来的，吃他们就有可能是吃自己的男女眷属、亲戚朋友。

    没有这种宗教信仰的人可能觉得这很好笑，但梁武帝萧衍对此坚信不疑，因此决定在南梁国佛教界推行禁荤戒律，倡导素食。他向全国颁布了《断酒肉文》，明文规定天下僧尼不得食肉，对于在禁肉令下达之后仍不改吃肉习惯的，一律开除出佛教队伍，责令还俗。

    这条戒律颁布后，当时佛教界的反应，有点出乎今人的预料。虽然是最高指示，但大部分僧众并没有向最高领导表示衷心拥护、坚决执行，反而认为这条戒律不合理，觉得皇帝管得太宽，他们继续一边念佛，一边享受舌尖上的快感。

    其实素食概念当时已经存在，只不过不是僧侣队伍的主流行为，而只是在有道高僧间传播。换句话说，素食行为在当时的僧侣间还属于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高尚行为，有理想、有信念、有意志的僧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大部分僧人不愿做，也没必要这么做。你吃菜，我吃肉，但并不影响我们都是佛祖的合格弟子。

    和萧衍同时代的梁朝僧人慧皎所著的《梁高僧传》里记载的两百多名高僧中，提到素食的大概只有二十个，可见僧人吃肉在那时属于家常便饭。

    为了推行自己的禁肉令，梁武帝萧衍实行一手硬、一手软的两手抓策略，一方面强制执行，另一方面邀请德高望重的高僧开办讲座，向僧众宣讲吃素的众多好处。他自己更是多次披着袈裟，举行盛大的讲经会，反复向教徒灌输吃肉的种种恶果、吃素的种种福报，积极倡导以素食为荣、以吃肉为耻。

    从遗存的众多历史资料记载推断，萧衍的讲课水平应该是很高的，动不动就举行规模了不得的无遮大会，他一个人在主席台上讲，底下几万人在竖着耳朵听。

    不过我对历史的记载真是又好奇又怀疑，古代没有扩音设备，一个人到底是如何做到自己在台上讲话，底下广场上的好几万人都能清楚明白地听见每一句话的？人的声音再大，又能传出多远？怎么可能几万人都听得见？真不知道是史籍记载夸张还是古人拥有啥特殊的现今已经失传的传音手段。

    但不管听众听得见还是听不见，萧衍的“吃素不吃荤”政策还是在南朝梁国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广和施行。最终，权力压倒了世俗，僧侣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吃荤的生活习惯，把素食当成自己职业生涯的唯一选择。从这个时候开始，不能吃荤变成了汉传佛教的一条严格戒律。今天，这项教规已变得约定俗成，尽管多数人都不知道这条教规的创始人就是梁武帝萧衍。

    不过，抛开宗教信仰不谈，单从营养学的角度看，单纯吃素并不是一种健康的选择，会影响人体对必需的肉类营养的全面摄取。当然，完全大鱼大肉的荤食主导也不好，高血压、高血脂等富贵病会很容易附体。最正确的饮食观应是荤素搭配。日本僧人就是这么做的，他们虽然也属于汉传佛教，也禁止过僧尼吃荤，但明治维新以后，对僧人便没有了这条限制，不仅可以吃肉，还可以结婚呢。

    萧衍设立的这条不吃荤制度，他自己倒是没有搞特殊化，积极践行，率先垂范。他是实打实地坚信自己的佛教信仰的，为了坚持理想信念，他彻底抛弃了以前特别爱吃的一切肉食，过起了苦行僧般的生活，“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食而已”。

    前文在讲萧衍的节俭生活时，也说过萧衍每天只吃一顿饭的事情。他这种行为虽然确实客观上起到了节约的效果，但说实在的，他的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节约，而是为了遵循佛教“过午不食”的清规，是一种修行理念的表现。

    每天的那一餐，萧衍也是吃得特别简单，全是普通粗劣的素食。一个人偶尔吃素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吃素，更难的是作为皇帝还坚持一直吃素。萧衍彻底抛弃了自己前半生浮华灿烂的生活，在生活习惯上完全重塑出了另一个自己。所以现代很多素食主义者都把萧衍认作中国素食的祖师爷。

    不过现在的素食主义者很多都是以身体健康及环保意义为出发点，跟萧衍提倡的宗教素食主旨是不同的，但萧衍对素食的身体力行，确实使中国的素食文化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与发展。

    萧衍在素食的道路上并没有止步于规定僧人不准吃荤的程度，而是继续加码，一条路走到头，不断出台禁止各个领域杀生的制度，其行为可以说是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严重影响了当时社会民众的生活。

    中医大家都知道，在西医没有传入的时候，救死扶伤的只有中医中药。而中医药物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种配方必须用到各种动物，大动物像熊胆、虎鞭、豹骨、麝香等，小动物就更多了，很多人害怕恶心的动物其实都是入味中药的好原料，毒蛇、蜈蚣、蟾蜍、蝎子、蚯蚓……中医发展到南梁时，怎么着也有近两千年了，大动物、小动物入药的不知道有多少，到萧衍这里，停止了，不许了。萧衍说，不准再用这些大小动物炮制药品，这是残忍的杀生行为。

    要说萧衍的这份爱心吧，倒也可贵，那会儿要是有动物保护协会，给他授个荣誉勋章也不为过，只是这行为是不是太爱心泛滥、太舍本逐末了？他心疼一条蜈蚣、一只蟾蜍的生命，却不在意多少病人可能会因为缺少此类药品的救治而失去生命。

    还有比这更莫名其妙的规定。天监十六年三月，萧衍给纺织部官员送去了一份这样的手令：“文锦不得为仙人鸟兽之形，为其裁剪，有乖仁恕。”萧衍对当时的支柱产业之一——纺织业发布了最高指示，要求他们生产出来的所有刺绣产品上，均不得绣神仙、飞鸟和走兽图案。原因是这些绣有图案的锦布在被裁减加工成衣服时，会损害图案完整的躯体。

    萧衍认为，假如在布上绣了一只老虎，最后由于尺寸需要，将老虎的身体一分为二，一半在这件衣服上，一半在那件衣服上，这种行为同样违背了佛教不杀生的仁爱、宽恕美德。为了避免出现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干脆布的表面啥也别有，或者只绣上山川水草一类没有生命的东西，总之，不准出现动物图案。

    四月，萧衍再出猛招，“诏以宗庙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面为之”。这个佛门天子认为，皇家宗庙每次祭祀时都宰杀牲畜作为祭品的行为，有损上天好生之德，应该予以废止，改用面粉做成各种动物的形状作为替代品。

    这道诏令颁布后，像是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了一颗炸弹，激起了冲天的水柱，满朝官员情绪沸腾，纷纷表示反对。

    也不怪大家都反对。祭祀在中国古代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比国家的存在还长久。人类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就开始进行各种庄重的祭祀仪式了，国家成立以后，祭祀更是上升到社稷兴亡的层面，国家在，祭祀仪式就在；国家灭亡了，当然也就没人再执行故国的祭祀习俗，因为新的国家会有自己的一套祭祀仪式，要不，两千多年前的《左传》中怎么会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呢？

    古代国家最盛大的两件事，就是祭祀和战斗。祭祀，是向上天和祖先表示尊崇；战斗，跟今天保家卫国的概念差不多，不过那时也包含着攻打比自己弱小的国家的意思。那时候没有什么侵犯别国主权一说，哪个国家实力不行，就去攻打吞并哪个国家，一直打到对方服气归顺为止。

    我们现在称农历十二月为“腊月”，就是来自古代的祭祀习俗。“腊”是古代岁终祭祀祖先和诸神的祭名，在这个冬闲月份里，人们要祭祀各路神仙和祖宗，祈求他们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今天的“腊八节”其实就是自南北朝以后，国家固定的祭祀日子，叫作腊日。每年的腊月初八，国家便会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

    祭祀从诞生开始便崇尚血腥。古人虔诚地相信，祭祀时，只有宰杀牲畜，取出它们的鲜血后用来祭祀，祖先才能享用，所以“血食”也就成了祭祀的固定代名词。古代典籍中频繁出现的“宗庙不血食”“社稷不血食”，就是指代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国家领导人祖先的灵魂不能再得到后人敬献的牲畜血祭，没饭吃了。子孙都叫人给灭了，没人给烧纸埋单了呀。无论小家还是大国，天大地大都没有祭祀这件事情大。

    但现在，萧衍一纸诏令把这个代代相传的规矩给废了，这当然会让大臣们群情激奋，他们把这件事上升到亡朝亡国的政治高度，纷纷上疏反对，劝皇帝收回这个不合理礼制的命令，说好端端的一个国家，怎么能自取绝路，让社稷祖先不能血食呢？只有亡国皇帝不得已才会让祖宗先人没有血食呀！但无论别人怎么劝，怎么谏，萧衍就是不听，强硬推进自己的“以面粉换动物”计划。

    《南史·梁纪上·武帝上》记录了萧衍当时和朝臣对峙的情况与结果：“时以宗庙去牲，则为不复血食，虽公卿异议，朝野喧嚣，竟不从。”皇帝是绝对的核心，他一定要这么做，就没有人能扭得过他。于是为祭祀杀死牲口这事就被取消了，但由于朝廷的反对意见太大，为了缓和君臣的矛盾，最终双方各退一步，达成了一份新的祭祀协议：以后祭祀时不用牲口，但也不用面粉捏成的假牲口，而用干肉或腊肉代替牲口。

    这份双方都有妥协的祭祀协议可以说是双赢，当事双方谁都可以自豪地说己方完胜。萧衍说，我终于改掉了活物祭祀的杀生行为，我赢了；大臣方说，我们成功阻止了用面疙瘩祭祀的亡国行为。虽然祭品用的不是活体动物，但干肉、腊肉不还都是活体动物身上的肉吗？祖宗们依然有肉吃，我们赢了。

    但大臣们的赢家情绪只持续了半年就被皇帝萧衍破坏了。当年十月，萧衍大概是反应过来了，觉得干肉、腊肉还是肉，这么做还是杀生了，不行，他要求改用植物制品取代干肉和腊肉。

    大臣们干不过皇帝，只好闭门研究替代祭品，最后决定用大面饼代替干肉、腊肉，其他荤性祭品也全部用蔬菜瓜果代替。这么一来，整个祭祀过程完全素食化，没有一点血，不见一块肉。所以，南朝梁这一段时期的祭祀，是中国历史上最环保、最具爱心的国家祭祀仪式。

    古代祭祀时使用的祭品分为太牢、少牢两个档次。所谓牢，就是饲养牲畜的圈。太牢就是饲养大牲畜的牢，少牢是饲养体型较小的牲畜的牢。说一个词，大家就特别清楚这个字的意思了：亡羊补牢。太牢、少牢、亡羊补牢都是一个“牢”。

    太牢是指牛、羊、猪各一只；少牢则少了一个大家伙，只有羊和猪。按照尊卑次序，只有祭祀天子和社稷神时，才使用太牢，祭祀诸侯则用少牢。不过到后世祭祀时，就没古时候那么严格讲究了，太牢的使用很普遍。皇帝祭祀有功于国或自己欣赏的文官武将时，经常吩咐祭祀官使用太牢。还有的皇帝宠妃祭祀自己爹妈时也使用太牢，没人敢追究。

    不过这些事情只能发生在朝廷层面或者皇帝特批，民间是不许逾越礼制的。你说你有钱，银行卡里的存款好多个零，比萧宏的钱还多，过年祭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时，想买全套的牛羊猪作为祭品，让他们一次吃个够。那可不行，你有钱买田置地可以，埋土里也可以，买太牢，肯定得去坐牢，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把宗庙祭祀的太牢规格改成全素模式，在今人看来真的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儿，也就是个荤素转换而已，还节省了祭祀费用。如果仅仅这么看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看历史问题，一定要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

    其实萧衍的那次“荤改素”运动，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离经叛道的行为，称得上是颠覆性的改革措施。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让宗庙祭祀停止血食，这是需要一种露出脊梁骨让人在背后戳骂的极大勇气的。这种全然不顾他人看法的异常执着，虽然主观上是源于萧衍对佛教的一颗虔诚炽热的心，但客观上确实革新了祭祀的流程与内容，是一次远超于他所在时代的创新性改革。单就这一条，萧衍即可骄傲地跻身“改革创新十大皇帝”之列。

    有的事情，因为意义特殊，只要做对了一次，就足以名垂青史。毫无疑问，萧衍对宗庙祭品的改革行为，虽然在古人眼里过度冷酷无情甚至荒唐，但委实是石破天惊之举。

    历史上的各个领域都曾有过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改革，唯有祭祀，几千年一以贯之，始终是大肉和鲜血齐飞，直到最后一个清王朝，祭祀时也依然是牛、羊、猪当家。只有梁武帝萧衍，干了件空前绝后的事。

    不过，这样的纯素食祭祀只存在了极短的一段时间，萧衍死后，这项严重带有他个人信仰烙印的祭祀制度就被取消，又恢复了原来的规矩。

    萧衍这个人，作为皇帝，真是特别奇特，一生做出了太多让人感慨不已、不禁惊诧的事情。他沉迷佛教不能自拔，他毫无原则地宠爱亲属，他反对浪费却对建造寺庙一掷万金，他占有天下财富却只日食一餐……最让后世男人替他惋惜的一件事是，这个能占有天下美女的男人，竟然不近女色！

    皇帝不近女色，这概率大约等同于猫不吃腥，几乎是零。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在饮食男女这类事情上，存在着各种常人看来很奇葩的状态，有坚持一夫一妻制的，有因惧内而有贼心无贼胆的，有因男科疾病无法御幸嫔妃的，像萧衍这样完全主动彻底地放弃性生活的皇帝，历史上只此一个——他又干了件空前绝后的事。

    《梁书》上说萧衍“五十外便断房室”。萧衍是公元464年出生的，他五十岁时是514年，考虑到“五十外”这种说法，可以给他再加个四年。因为按照正常认知，“五十外”也就是五十岁刚出头，不可能到五十五岁以后。如果是五十五岁以后的年龄段，史书上肯定会换成“未至六旬便断房室”这种表达的。

    这样算来，萧衍在518年，也就是天监十七年便不再与嫔妃同房了。天监十七年，是萧衍的七弟萧秀去世的那一年，也是萧衍的六弟萧宏在骠骑桥埋伏杀手想干掉皇帝哥哥的那一年。不知道是不是这些让他伤心、失望的事情影响了他的性情。

    萧衍并不是一个清心寡欲的男人，甚至可以说是个好色、对美女占有欲很强的男人。他攻占建康后，迫不及待地检阅了东昏侯萧宝卷的后宫团。三十七岁的男人，面对几千个姿色出众的美女，估计萧衍当时的神态，也就跟电视剧《西游记》里猪八戒看到一群漂亮的蜘蛛精在河里洗澡的表情差不多吧。

    他眼花缭乱，春心荡漾，当即看中了四个绝色级的美女。第一个就是萧宝卷最爱的南齐第一美女，那个走起路来步步生莲的潘玉儿。“潘妃有国色，衍欲留之”，萧衍垂涎潘玉儿的天姿国色，想把她带回去当小妾。就在这时，萧衍的心腹将领，领军将军王茂从大局出发，阻止了萧衍泛滥的色心，他劝告萧衍：“亡齐者此物，留之恐贻外议。”王茂警告萧衍，说这个女人是灭亡齐国的祸首与祸水，如果你将这种人留在身边，影响多坏啊，别人议论的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

    当时他们刚刚取得胜利，正处在关键的创业期，萧衍还不敢太逆时势而动，还缺乏后来强势推行祭祀改革的铁腕魄力，只能忍痛放手，不得已下令绞死这个让他倾心不已的女人。

    关于潘玉儿的故事，《南史·王茂传》里还记载了一个小插曲。军官田安启在得知要绞杀潘玉儿后，便向萧衍请求不要杀她，把她赏赐给自己为妻。萧衍同意了，没想到潘玉儿却不同意，“昔者见遇时主，今岂下匹非类。死而后已，义不受辱”。这位超级美人认为自己以前是皇帝的女人，身价高身份贵，现在让自己下嫁给一个身份和地位都配不上自己的普通军官，觉得太受侮辱，宁愿选择死也不选择嫁。最后只能被绞死了。

    潘玉儿就这么没了，萧衍内心是惋惜遗憾的，他继续在萧宝卷的后宫寻找，把一个姓余的妃子纳为侍妾。余妃是仅次于潘玉儿的二号绝色美女。萧衍自有了漂亮的余妃后，每天都跟她黏在一起，日夜厮混，将军国大事抛在了脑后，就好像他从襄阳起兵，攻占建康，推翻萧宝卷，就是为了萧宝卷后宫的美女似的。现在理想实现了，他只想发疯般地享受实现理想的快感，至于各地送上来等候他处理的军国大事，妨碍他的享受，他不愿搭理，只是在和余妃厮混间隙，有一搭没一搭地打理下。

    侍中范云看不下去了，他拉着王茂一起去劝谏萧衍。范云苦口婆心，口水都说干了，告诫他千万别因女人而误国误民，还用刘邦的行为做例子，说刘邦当年进入美女如云的咸阳宫时，虽然也产生过主动醉倒在温柔乡的想法，但为了前程大业，还是清醒地克制自己，离开了让他几乎挪不动步子的秦宫，最终成就霸业。而你现在刚刚平定建康，全国人民都在盯着你的一言一行，看你是不是清明正派，你为什么要自毁名声，走上前朝败亡君主因色亡国的老路呢？

    范云这话已经说得很重了。也是因为他性格耿直，跟萧衍关系亲密，才敢这么说。王茂在一旁也没闲着，帮腔说：“范云言是也。公必以天下为念，无宜留此。”那时候萧衍虽然掌控着整个国家，但还没有皇帝之实，连王爵都还没有封，爵位还只是梁公。所以王茂附和着范云，叫萧衍要有放眼天下的大志，不应该把余妃留在身边。

    萧衍被两人说得默不作声，他不想失去余妃，但又觉得范、王二人的话有道理，内心矛盾激荡。范云趁着这机会建议说，你也别纠结了，干脆把余妃赠送给王茂吧，这事就圆满解决了。没想到萧衍真的点头答应了，当即把余妃作为奖品送给了王茂，作为对他规劝自己的奖赏。不仅如此，第二天，他又给范云、王茂两人各送去了一百万钱作为感谢。

    这王茂真是赚大了，出门时还孤身一人，回家时就带了个大美女，而且还白得一百万陪嫁。他也真有意思，把潘玉儿鄙视为不吉祥的物品一类的东西，忧心忡忡地奉劝萧衍赶紧甩了烫手的余妃，但萧衍把余妃送给他的时候，他却连一句拒绝的话都没有，闷声发大财地把水嫩美人和百万金钱都如数收下。

    余妃并没有像潘玉儿那样选择死，她跟着王茂走了，史籍上自此以后再也找不到她的只言片语。

    除了潘、余两人，另外还有两个前朝后妃——阮令嬴和吴景晖，同样被萧衍看上。这回没人劝谏了，萧衍成功留下了这两位美女，她们后来不但成了皇妃，而且各自生了皇子，生活安逸而快乐。

    阮令嬴最早是萧遥光的夫人，后来萧宝卷杀死萧遥光，把漂亮的阮令嬴据为己有。到被萧衍占有时，阮令嬴已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男人，相同的是，三个男人都姓萧，这也挺奇的。

    而那个叫吴景晖的女人，就更有故事了。萧衍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她都已经怀孕三个月了，最后才跟了萧衍七个月就生下一个孩子，由此弄出了一连串重大历史事件，其中错综复杂的具体情节，后面会详细讲述。

    从大量的历史事实来看，萧衍并非一个不好女色的人。这样一个雄性激素分泌旺盛的男人，怎么就突然变得不近女色了呢？如果我们假定他是从518年开始不再与嫔妃同房，到549年他死亡为止，他整整三十一年没有碰过女人。即便刨除七八十岁高龄的晚年时期，也还有五十岁以后的十来年。这个年龄段的男人，如果身体正常，大权在握，且妻妾众多，要想刻意战胜生理反应，保持定力，是不容易的。这一点看看历史上其他皇帝就知道了。同样身为皇帝，以前孜孜不倦追求声色享受的萧衍，却突然来了个急刹车似的戒色，从此冷冷拒女人于千里之外。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大多数人的普遍观点是：因为萧衍信仰佛教。佛教认为，人的欲望是苦难的根源，要实现功德圆满，去往极乐净土，就必须禁止一切欲望，而色欲是扰乱修行心智的魔障，必须戒淫。在这种教义引领下，萧衍决心放下自己几十年的爱好，清心寡欲，一心向佛。

    这理由冠冕堂皇，看上去很有道理，但我个人对此持怀疑态度。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思路想想，这不是节欲，而是无欲呢？史籍中似乎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

    天监十一年，萧衍曾因为身体有病，向两个大夫刘澄之和姚菩提求治。刘澄之听了萧衍的症状介绍，断定这是日常饮食太过的原因，就是平时吃得太好了。萧衍回答刘澄之说：“我是布衣，甘肥恣口。”他不同意这个诊断，说自己出生在平常家庭，对饮食的要求不高，啥都能吃。刘澄之继续坚持自己的诊断结果：“官昔日食，那得及今日食？”皇上你过去的饮食怎么能比得上现在呢？很显然，这是在说萧衍当皇帝之后的饮食比过去豪奢、精致、非健康。

    不过姚菩提给出了不同的结论。姚菩提这人在历史上并不知名，但他的子孙却是真正地名留青史。“二十四史”里《梁书》《陈书》的作者姚察、姚思廉父子就是他的后代。这对父子也真够牛的，从医学世家跨界发展到了史学界。姚菩提对萧衍说：“唯菩提知，官房室过多，所以致尔。”姚菩提说得很直接，皇上你这就是房事过多导致的。

    后来两人都给萧衍开了治疗方子，一个让他喝药酒，一个给他吃药丸，但并不见好。

    不知道萧衍的这次生病是不是他后来戒色的诱因。这里只是分析推测，天监十一年时，萧衍接近五十岁了。根据记载，之后不久他就断绝了房事。如果按照时间推算，这方面的因素和嫌疑是有可能存在的。

    事实究竟如何，我们无法得知，这个问题就说到这里，讲多了太俗。只是就史论事，不存在故意对历史人物不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