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命天子” 的学习和生活

    二、“皇帝” 游故宫触景生情

    三、生活中的趣事

    四、与 “皇帝” 一起工作

    五、“帝、王、将、相” 参观团

    六、“皇帝” 最后的一段日子

    这位3岁就登基当皇帝的人，过去出门都有七八十人前呼后拥，一切生活上的事都被安排得妥妥当当。现在却要自己料理生活，许多连几岁小孩都会做的事，他做起来却相当吃力，闹出的笑话更是数不胜数。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改造皇帝的事，可能还没有过。而中国共产党却把中国末代皇帝改造成为新中国的公民，使他在思想上有了180 度的转变，由仇恨、害怕共产党变成热爱共产党，不能不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奇迹。我的这篇写的是溥仪被特赦后我所直接了解到的一部分情况。写溥仪后半生的文章很多，而我写的则限于与他往来中一些亲身经历及亲见亲闻的方面，不是全面写，只是记下一笔不完整的流水账，加上我文字拙劣，读起来很乏味，但我聊感自慰的，是多少保留了一点真实的东西。

    我能和溥仪、溥杰兄弟在一起工作、生活这么些年，这是过去连想也不会去想的。因为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简称 “军统”）奉蒋介石之命，由军统头子戴笠主持沦陷地区接收之后的 （包括南方、北方及东北地区） 所有逮捕汉奸工作，我当时是军统局总务处长，常出席军统局召开的局务会议。军统接到蒋介石命令后，在几次局务会议上，都提到过除南京汪伪组织和华北伪组织中重要成员应如何逮捕处理外，还着重提到如何逮捕处理伪满洲国自伪皇帝、亲王大臣到重要成员的问题。后来由于苏联出兵东北，把溥仪和溥杰等逮捕送去西伯利亚囚禁，国民党政府曾几次准备向苏联要回他们。由于蒋介石决心发动内战，害怕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一再考虑利害得失，才没有提出这一问题。如果要了回来，国民党为了收买东北民心，是决定把溥仪送到东北去公审后就地处决。所以我过去根本不会想到，我会和溥仪、溥杰兄弟成为好朋友、好同事，相处多年。

    溥仪认罪改造后，于1959年12月4日被特赦。

    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时的情景

    溥杰 （右） 与润麒 （左） 去日本学习习前与溥仪 （中） 合影

    1960年11月28日，我在北京获得了第二批特赦。从战犯改造所出来，就被送到了北京市崇文门崇内旅馆。第二天，溥杰也从抚顺战犯改造所获特赦送到北京，与我们第二批在京特赦战犯住在一起。当时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和市民政局领导，便在崇内旅馆内为第一、二批特赦战犯举行了一次联谊会，我才和溥仪、溥杰见了面。溥仪是1959年12月9日第一批特赦的。

    在那次联谊会之前，由红星公社先到崇内旅馆的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郑庭笈等，便先向我们谈到了溥仪这位末代皇帝的一些情况。我开始还有些成见，认为与伪满洲国康德皇帝在一起，不知应如何对待才好，经杜聿明等一番介绍，才知这位3岁便登基当了清朝末代皇帝的 “真命天子”，不但和普通平民百姓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还比一般人显得笨头笨脑，可是待人却很诚恳。如果不知道他底细的人见到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便是中国的末代皇帝。

    初见溥杰的印象，使人感到正如京戏里的一句道白 “礼多人不怪”。他见到任何人都是那样彬彬有礼。谈话时，也可看出他是一位非常谦虚谨慎的人。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战犯特赦之后要到农村参加一年的劳动，以适应新社会的生活环境。建立一定程度的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了解一下衣和食的来之不易。所以第一批特赦后，留在北京的，除溥仪一个人是被安排到香山植物园参加劳动外，其余的都是安排在北京市的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劳动。

    第二批特赦战犯先在北京参观和学习一段时间，等第一批的特赦战犯劳动满一年回来，听候另行安排工作期间，第二批便接替第一批去红星公社劳动。溥杰则不是接替溥仪去香山植物园，而是被安排到北海公园与景山公园去劳动，他的住所也被安排在北海公园内。

    1961年2月28日，中央统战部召集一、二两批特赦人员到统战部一间大会议室里开会，由部长李维汉宣布：周恩来总理已亲自作出决定，将第一批留在北京的溥仪、杜聿明等六人，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工资由原来每月60元改为100元。溥仪听了后非常激动。他当即表示：这一安排和待遇，实在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太感激了。杜聿明、宋希濂等也都表达对这一安排的感激心情。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听了溥仪等人的表示后说：你们这些人过去都是享受惯了的，今天当然不应该也不可能让你们再过和从前一样的生活。但也不能让你们过一般人的生活，而是让你们过上目前国内中等水平的生活。如果谁有特殊困难和需要，还可以提出来，我们也可以考虑给一点临时性补贴。

    当时我们几乎都是每人每月100元工资，在当时物价还很低廉的情况下，可以说是能够过上比较好的日子了。因为虽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一般人每月几十元的收入还要养家糊口，而100元的标准比国家十七级干部还要多一点点。我们住在崇内旅馆，一天1元钱的伙食费，就可以吃上两小荤、两素、一汤，有时偷偷去附近新侨饭店改善一下生活，也才5元一餐。

    3月1 日上午，全国政协秘书长徐冰 （兼统战部副部长） 通知溥仪、杜聿明等六人到政协后院靠西边一间大办公室去报到。他先介绍了副秘书长申伯纯与大家见面，说申副秘书长就是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负责你们的工作和学习，并把政协有关负责人也向专员们作了介绍。从那天起，溥仪、杜聿明等便是以文史专员的身份去政协上班，每人都领到一枚文史专员的工作证，按杜聿明的话说：“从今以后，我们也是国家干部了。” 由于文史专员这一职称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所以大家都非常珍惜，都愿把这一职称作为自己下半生光荣的职称。后来我们当中大都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还有的当上了人大代表，溥杰还当了人大常委，但本职仍是文史专员。

    溥仪的专员证

    特赦战犯被安排到政协后，在料理个人生活方面，都闹出了不少笑话，连什么都懂得一点、一贯走南闯北、被人们称为 “百事通” 的桂聿明，在没有老婆、副官、厨师、勤杂兵的情况下，在靠自己一人独自生活时，一开始也曾闹过笑话。那一次，他把一切安排好，饭菜也做好，特地请了几位好朋友去共进午餐，以显示一下自己的手艺，等一切皆备，正准备举杯畅饮时，才发现没有买筷子，于是不得不用汤匙来代替。有了这一教训，所以我们后来置办厨房用具时，为说明成家之不易，总是说：我是从一双筷子开始的。来源就是杜聿明忘记买筷子闹出的笑话。

    溥仪闹的笑话，真可以说是数不胜数，这里只简单举几件，政协的领导人早就估计到，这位3岁就登基当皇帝的人，对生活上的事肯定一窍不通。他过去身边工作过的人也常说：他出门都有七八十人前呼后拥，一切生活上的事，都是由别人安排得妥妥当当，真是饭来张口，自己不动手也有人喂；衣来不伸手也有人替他把手伸入袖内。现在要自己料理生活，肯定大成问题，所以特赦人员只有他一人是安排在政协机关宿舍内，并专门指定老工友赵华堂夫妇顺便照料他一下，他们就住在溥仪的隔壁。据徐冰秘书长后来告诉我，当时对怎样让溥仪一个人生活，曾研究过一番，如专门派一个人照料他，群众会有意见，最后才决定让他自己慢慢熟悉、逐步锻炼，同时指定政协一位老实忠厚又善于侍候人的工友赵华堂顺便照料他。溥仪为了表示自己已放下了皇帝架子，总想什么事都自己来干，可是许多连几岁小孩都会做的事，他做起来就感到很不容易。如到厨房去灌热水瓶，他去灌时要么灌得太满，差点连手脚都烫坏了；要么灌好后没有把水瓶塞子盖上就走了。他自己不会做饭，当然没有买炊事用具，还是赵家送一个饭碗一双筷子给他。头几天是在赵家吃的，后来他一看杜聿明等中午都去政协食堂买饭菜吃，他便向赵老头提出自己也去食堂买饭吃。赵便给他兑换了食堂内部用的粮票、钱票，并仔细告诉他如何用这些买吃的饭和菜。第一次他走进食堂，大家都用好奇的眼光看着他，不少人是想看他出洋相，杜聿明等便告诉他先把筷子放在桌上找好一个座位，再分别到买饭和买菜的窗口去买东西。他常常先把主食买好，放到桌上。因为桌子多，又没编号码，等他把副食买好，便记不得主食是放在哪个桌上，总得别人喊他，他才找得到。有时没有人注意喊他，他找不到主食，往往又去买上一份。等大家吃完饭，炊事员收拾食堂时，发现一份没有动过的主食，都知道是溥仪的。因为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主食比副食珍贵得多，炊事员便代他保存起来，当他下次来买主食时再热一下给他，他总是怪不好意思地去接。更有趣的是他一直弄不清那些票证，又不分开，一起塞在口袋内，等到去买主、副食时，便从口袋中抓出一大把放在窗口，请炊事人员自己取，他的这些动作，开始大家感到有趣、可笑，日子长了，也就见怪不怪了。不过到政协来做客的人，总希望能亲眼看看这位末代皇帝出的洋相，所以他自己常常说：“皇帝是最没有用的人！” 这句话往往是他自我解嘲的口头语。

    溥杰在这些方面比溥仪强得多。他虽然小时也是一样有一批人为他服务，也是什么都给他安排好，但他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还常常出去旅游，所以在照料自己的生活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出洋相的事不是没有，但比起溥仪来就少得多了。加上溥杰特赦不久，与他在日本的夫人嵯峨浩取得联系后，她就毅然决然不顾日本亲友的劝阻，从东京来到了北京。这是一位十分懂得照料丈夫的标准日本型女人，虽然她出生天皇家族系统，在日本人心目中还是很受尊敬的，在日本和中国都有相当名气。因为溥杰被关押期间，她写过一本自传体的：《流浪的王妃》，后被拍成了电影。她还能写一手秀丽的毛笔字，所以这一对夫妇配合得非常默契，而两人间的感情真可称得上如胶似漆，她回到北京后，深受周总理的重视。她不但和溥杰享受一样待遇，还由政协出资为他们家雇一保姆。清朝末年，溥仪和溥杰的父亲醇亲王 （宣统时代的摄政王） 在护国寺购置有一小四合院，经政府查明也发还给了溥杰。所以在生活方面，溥杰是我们特赦人员中最为舒适的一个。不过溥杰始终保持着勤俭朴素的作风，从来不在生活上追求享受。

    溥杰与嵯峨浩结婚时合影

    我跑去买了门票，然后拿一张给他。他吃惊地说：“到这里来，我还得买门票？” 看来，他还把故宫当成是自己的家了。

    我在1960年11月28日获得第二批特赦后，也和杜聿明等第一批特赦人员一样去红星公社旧宫大队果木队劳动一年，于1962年春被安排到政协任文史专员，我一个人住在西黄城根政协宿舍。我买了一辆自行车，骑着它到处去跑，不到两个月工夫，北京城的几条大街我都跑熟了。文史会的几位专员们都比我年龄大，非常羡慕我能到处去跑，便戏称我为 “飞毛腿”。溥仪没有结婚前，文史会负责人申伯纯多次叮嘱我，有空陪溥仪出去玩玩，当时在专员室的几位专员，都希望邀溥仪去故宫博物院游览，因为他从小生活在那里多年。据他自己说，闭着眼走都会知道是到了什么地方。有次杜聿明、周振强和我等好几个人邀他去游故宫，他开始表示不想去那里的样子。我说是不是怕触景伤情？他苦笑了一下，说去就去吧！下车后，我先跑去买了门票回来，分了一张给他，他真感到既诧异又感叹，无意中竟说了一句：“到这里来，我还得买门票！？” 我们一听，就理解了，他还把故宫当成自己的家一样，我想中国这么多亿人中，除了他是不会有第二个人会说出那样一句话来的。杜聿明怕爱捅直话的周振强顺口批他这句话，马上接着说：“现在故宫是对外开放，所以来的人都得买门票，用这笔收入做维修和管理费用。” 大家也跟着说明了几句，才没有因他那句话 “我还得买门票？” 找他的毛病。我看他边走边沉思，一定体会出那一句话暴露了他的思想。我们先参观三大殿，他便向我们介绍什么殿什么时候作什么用，有人问他，坐在金銮殿的大龙椅上舒服不舒服？他笑笑说：我那时还是小孩，哪会懂得这些。在故宫那么大的地方，他的确能随便指出，从东边走过去是什么地方，西边走过去又是什么地方，并能随口说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生过什么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走到养心殿，他更滔滔不绝说了不少历史事件和他与溥杰在那里读书等情况。我们对这些都提不出任何不同的意见，我们谁也不会像他一样知道得那么多。在慈宁官前两侧看到一对大铜鹤时，他向我们介绍，这是铜制的仙鹤，又名一品鸟。他指着一只铜鹤身上有一块凹进去的地方说，这只铜鹤是乾隆下江南时，它飞去江南保驾。正好遇上乾隆行猎，以为是一只普通野鹤，便一箭射去，虽未被射死，却带着伤痕自讨没趣飞了回来，一直没有能治好。我立刻反驳这不会是真实的，他也马上表示：怎么会不是真的？宫里的人都是这么说的。我说：一是乾隆时有没有这对大铜鹤还得考证一下，因故宫经过多次修葺，才成今日这个样子；二是乾隆一向自命是文治武功能手，这么大一只白鹤都一箭射不倒，箭法也未免太蹩脚了！溥仪很不服气，说乾隆连老虎也曾射死过一只呢。我说过去历代皇帝射死什么虎豹等猛兽，都是先敲牙去爪，驯养惯了后才放出去让皇帝去射死的。他不相信，说那只铜仙鹤身上的伤痕又是怎样来的呢？我说很可能是太监宫女们在搬东西或移动仙鹤时，不小心撞了一下，为了怕受处罚，才编出这一神话来讨好和掩饰过失。他还是一个劲地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本想再和他辩论一下，但转念一想，他为什么相信铜仙鹤会飞去保驾，甚至挨了一箭仍飞回殿前保驾等一类鬼话呢？这可能是他认为：像乾隆那样的 “真命天子” 是会受到神仙的保护的。

    溥仪在皇宫御花园，左起第一人为珍妃的姐姐瑾妃

    那次去故宫，只有溥仪一人是边走边停，默默无语。触景必伤情，据他自己说，居住过15年的地方，经过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后，旧地重游，怎会不勾引起万千心事。所以我们一看到他低头沉思，都不便多去问他，反正这个地方我们过去来过不止一次。当我们走进御花园时，溥仪说这是他小时候常去的地方，我们本来准备坐下来边喝茶边听他讲，结果一批又一批游客，慢慢觉得我们这一群人不像一般人，因谈吐之间，都是别人不大注意的事，也许还有人发觉了溥仪，便慢慢地围过来，我怕群众好奇地包围他问长问短，便提议早点回去，大家一看情况也同意了。在回来的路上，大家都认为，让溥仪兼任故宫总讲解员，每周只要去一两次指点指点，故宫的门票肯定会成百倍地增加，因为住在北京的人，大家去过一次就不常去，只有外地来京的客人才非去故宫游览不可。如果能听到溥仪讲解故宫的情况，即使是不愿去的老北京，也得会挤进去看看这位在故宫中长大的 “小皇帝” 了。

    从那次之后，我们没有好意思再邀他去游故宫，但我很有幸能陪他去故宫北面的景山公园看过一次。记不得那回我们是去什么地方，打从景山公园门前经过，我问他愿不愿去里面看看，他同意了。他告诉我：“那里原来叫煤山，是多年来故宫倾倒煤渣的地方。” 我陪他走了不远，便走到了明朝末代皇帝崇祯 （朱由检） 上吊的那棵歪脖子树下面。我告诉他，这是一棵不寻常的老树，曾在这上面吊死过一位末代皇帝。他说：“我过去听人说过，明朝思宗皇帝死在煤山，有人说是吊死在一棵树上，也有人说是自缢在一间小土屋内。” 我说：“大多数人说是吊死在这棵树上。” 他便停下步来，仔仔细细看了又看，围着那棵树转了好几分钟，才在附近找了个地方坐下来，我也靠着他坐着。那天并不热，他却把帽子摘下来当扇子一样扇着，不知为什么他头上竟冒出了汗珠。停了好久，他才说，过去他住在故宫时，是不会让他到这里来的，因为是吊死过末代皇帝的地方，今天总算亲自看到这地方，心里的感想真是有千千万万。我便趁机追问他一句：“有什么感想可不可以说说？” 他又把帽子扇了几下，并狠狠地吸上一口烟，才慢条斯理地说：“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下场大都是很悲惨的，所以明思宗在自杀前，还亲手用宝剑去砍杀自己的儿女，要他们生生世世不再投生到帝王家，看起来是很残忍。我想他当时的心情是不易为人们所能理解的。” 又停了一会儿，他说，当年他才十多岁，便匆匆被人赶出了故宫，逃到天津几年也常感到不安稳，又被日本人装入木箱吊到日本船上才离开天津去东北，当了满洲国皇帝，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被苏军俘虏送到西伯利亚囚禁，后又胆战心惊地被送回中国。在这几次巨大变迁中，他也悔恨自己不该投生到帝王家，还不如做一个普通百姓好得多。我说有些末代皇帝也有好下场的，他摇头表示不同意我的说法。又停了一会儿，他又主动提到南唐李后主被俘后，只因为他填的一首 《虞美人》 词，其中有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便惹来杀身之祸，因为他很明显地还怀念故国。如果他只是一个词人，真不知道会填写出多少绝妙好词留传给后人，可惜他不幸投入到了帝王家。我说李后主是不识时务的典型，春花秋月多少良辰美景可写，偏偏要去写怀念故国，不是自己去找死！溥仪听了我的话，一下把正要当扇子的帽子向头上一戴，气愤愤地反驳我说：“蜀后主刘阿斗，那样会讨好，被俘后不但不说半句怀念故国的话，还厚着脸皮说假话求宠，说什么：‘此间乐，不思蜀！’ 不一样到头来还是被害死了。” 接着他又滔滔不绝地说到了秦、汉、隋等朝代的末代皇帝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之后，还冲着我补上一句：“你没有当过皇帝，不会去注意研究这些问题。” 我也顶了他一句：“我要是当了皇帝，会一天到晚研究如何保卫江山，绝不会搞别的。” 他把头一摇站了起来，摸了摸自己的头，才高高兴兴地笑着对我说：“我这个末代皇帝能得到这样一个好下场，真是值得庆幸啊！” 后来，他在专员组的学习会上曾说过他当天看到崇祯上吊的树时的一些感想。他认为自己能去到一个末代皇帝上吊的地方，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可惜那时我们都没有买上相机，要是能让溥仪站在崇祯上吊的歪脖子树下照一张相片，那就太有历史意义了。不过那天很好，游客不多，只有几个小学生经过那里，一看是两个老头在聊天，也没认真听；要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听到我们的谈话，保准不会离开的。

    每天上班前，他便去附近一家小吃店吃早点。店员们知道了他就是 “皇帝”，便给他每天留一个座位。慢慢地消息传开了，许多人便一窝蜂似的拥向这家不起眼的小店……

    老北京人称呼溥仪，都习惯而亲切地叫他为 “小皇帝”。虽然他特赦出来到北京已50多岁了。与他同龄的人不少已当了祖父，为什么还是称他 “小皇帝”呢？我为此曾问过几位 “老北京”，他们几乎都是那样说：因为溥仪登基当中国末代皇帝时才3 岁，打从他当皇帝那天起，北京人便这样亲切地称呼他。虽然他以后在伪满时期当康德皇帝时已是成人了，但一般人都不承认，而还是按中国正统历史来叫他是清末的宣统小皇帝。他住在全国政协后院宿舍时，凡来政协联系工作的人，都想看看这位小皇帝。后来他结婚一年多后，政协才给他离政协不太远的白塔寺东街 （现改名赵登禹路，以纪念抗战时牺牲的国民党陆军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 东冠英胡同22 号 （原名东观音胡同） 找到一座西洋式平房，除有宽敞的会客室、书房、寝室、卫生间、厨房和佣人住房外，还有宽敞的走廊与一个种有松柏树的院子，大门口另有一排门房。像这种独门独院的房屋，当时能配给一个特赦战犯，这完全是考虑到他过去的历史地位而对他实行的照顾。来采访的中外记者和外宾很多，所以经中央统战部与全国政协领导报告周总理批准，才能让他去住的。当时国民党几位名将如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范汉杰等都只分配到两居室一套的房子。政协知道溥仪不能独立生活，他新结婚的妻子李淑贤是朝阳区关厢门诊部的外科护士，每天还得去上班，便特地让原在政协照顾过他的赵华堂一家搬住在他大门口左边的门房内。过去他压根儿不知道照顾别人，特赦后，才慢慢把他过去不会使用的几个字学会使用。如 “请”，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他却不习惯用，因为过去总是别人请他这样那样，他是不会请别人的；还有 “谢谢”，这两个字更在他脑中没有生根，过去总是别人向他 “谢主隆恩”，哪里有皇上谢别人呢；最不习惯说的是 “对不起”，皇帝怎么还会有对不起别人的时候，总是 “臣该万死”！

    溥仪与新婚夫人李淑贤在自己的家门前

    在不太长时间内，溥仪不但学会使用这些客气字眼，而且还因为照顾别人而得到过表扬。有次我们正在开小组学习会，文史会负责人申伯纯走进来，刚一落座，就十分高兴地说：“今天我特地来表扬一位做了好事而自己不愿说的人。” 大家谁也猜不到是什么人的时候，申伯纯便正式宣布：要表扬的是溥仪，原来前几天夜晚下大雨，住在他院内门房的赵家房屋漏雨，全家都忙着把东西搬到大门口走廊，风很大，全家人裹着棉衣被坐在那里无法入睡。溥仪和李淑贤听到后，连忙披衣起身去看望，见到赵老头一家坐在大风口，马上要他们搬到他家的会客室去住，直到房屋修好才搬回去。这种事，如果一般人做了并不足为奇，但出自一个过去从来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溥仪身上，就很难得了。所以赵华堂把这一经过向政协领导汇报后，政协领导认为溥仪这一表现很好，便把申老找去，要他好好表扬溥仪一下。我们便问溥仪，为什么做了好事也不在小组里提一提？他笑了笑：“这不算做好事，只是给人方便一下。”

    溥仪自搬到东冠英胡同后，每天上班前便去附近一家小吃店吃早点，吃完顺道去政协上班。开始那家小店完全不知道这位衣着普通、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人便是溥仪，时间长一点，就被人发觉了，那家小吃店的店员们，也感到很高兴，认为 “小皇帝” 愿来光顾是难得的事，看他几乎天天早上去，便给他留一个座位，慢慢地消息传开了，许多人都想去看看他，便一窝蜂似的拥向这家不起眼的小吃店，有不少人绕很远的路，在上班前赶来看他一眼。附近许多老头老太太们，过去从不去那儿吃早点的，也凑热闹赶了去，当时北京的饭店都是国营的，生意做多做少，甚至一个客人也不上门，他们也照样拿工资，一开始对这突然增加好几倍的顾客还感兴趣，久了，越传越远，到这里来看小皇帝的也越来越多，店员也越来越忙不过来，他们开始讨厌溥仪了，再也不给他留座位，等到溥仪走进去，几张桌子早已坐得满满的，只好站着吃。有几次还是别人把座位让给他，目的是想多看他几眼，他以为别人吃完了，也不客气就坐了下去。据溥仪告诉我，他吃早点很简单，一般总爱喝一碗豆汁。这种豆汁与豆浆味道不同，略带点酸味，不放糖，而是就咸菜吃，北京人爱喝，南方人就吃不惯。有时小店没有豆汁，他就喝碗豆浆，再加两个油饼或两个包子一类的东西，总是二两主食就够了。每当别人争着代他付钱时，他总是严词拒绝，从来不肯接受。由于想看他的人越来越多，小店的店员就更不希望溥仪再去给他们添麻烦，便采用对他不客气的方法拒绝他去，有几次他走进去找座位，小店的服务员很不客气地叫他到外面去排队等候，不能先进去。忠厚老实不懂人情世故的溥大哥，完全没有体会到这是人家在拒绝他去那里吃东西，还规规矩矩真去外面排长队，后来有位好心人告诉他，小店因为他去吃早点，想看他的人越来越多，增加小店的麻烦，所以发展到讨厌他去了。他听到后才如梦初醒，最初他还以为小店的东西好吃，才有那么多人去。他在我们小组说到这件事的时候，大家都感到他太老实，一点也觉察不到这件事的变化。从那以后，他便在家中吃，有时也到政协食堂吃，那家小店也恢复到过去一样只有寥寥无几的顾客了。

    在我们十多位文史专员中，年龄最大的是在锦州被俘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守备司令范汉杰。1961 年2 月25 日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我们第二批特赦人员时，范汉杰称他为 “周老师”。周总理是黄埔初期的政治部主任兼政治教官，那次周总理不但能叫出范汉杰、李仙洲两人的名字，连他俩的年龄比他大都能记得，所以范汉杰叫他周老师，他很高兴地爽朗地笑了起来，他说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他在黄埔军官学校教书时，年纪很轻，许多学生都比他年龄大，他一边说一边掰着手指头，范汉杰、李仙洲、曾扩情……都比他大。所以后来政协许多工作人员都尊称范汉杰为 “范老”，是从这一次总理说他比自己大而来的。不久，杜聿明、溥仪等许多老人以及有些干部们也在他们姓后加一老字，如杜老、溥老，甚至渐渐发展到罗历戎、康泽、郑庭笈等也被称为罗老、康老、郑老……可就没有人称我为 “沈老”，反而是倒过去叫我 “老沈”。因我当时才50岁出头，但我却爱自封为老，接电话时别人问我是谁？我就答复 “沈老”，别人有事找到我时，我也不说名字而说 “沈老”。当时杜聿明、康泽、董益三最反对我自称老，因他们都比我大整整10岁。不过他们有事找我帮帮忙或跑跑腿时，也会让我高兴而开玩笑似的叫我一声 “沈老”。

    全国政协常委侯镜如 （右）、杜聿明 （中） 与全国政协委员李仙洲在一起 （1980年秋）

    有天下午，溥仪匆匆忙忙、满脸愁容地走到专员办公室，一把将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的我拉了起来，并上气不接下气地叫了我一声 “沈老”。我估计准有什么事找我了，便要他先坐下来慢慢说，原来是有次我骑自行车去他家看他后，他送我出门，见我骑车，很想试试，我不答应，说这玩意儿骑不好会摔伤自己或撞伤别人，我负不起责任。他看我有点瞧不起他的样子，便说：“我骑这玩意儿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呢！” 我一听很不服气，问：“你什么时候骑过？” 他才说出，原来他十多岁时，在故宫买过一辆自行车。为了骑车穿行方便，曾叫人把宫内的高大门槛都去掉，好让他骑着车到处去转。我虽然相信他不会说谎，但我认为他多年不骑，还是容易出事，便说一声 “拜拜”！跨上车就走了，他对此很不服气。这天他一个亲戚也是骑车去看他，他便借了车在门口骑，骑上还不算，还想把过去玩过的花样也露一手。毕竟丢了几十年，当他正玩得高兴时，前面走来一位老大妈，他想躲过去，结果反而朝那位老大妈身上撞过去，他赶紧捏了几下刹车把，也没马上停住。说时迟那时快，一下冲到老大妈身边，把她撞了个仰面朝天，他和那位借车给他骑的亲戚赶忙把她扶了起来，吓得一个劲地问：“摔伤了没有？” 并不停地赔礼，说自己多年不骑车，想练习练习，不想撞了人。他家的人都跑出来向那位老大妈认错，要送她去医院检查，并愿负担一切医药费用。那位老大妈起来一看，原来撞她的竟是住在附近的 “小皇帝”，又看到他那挺着急的样子，便拍拍身上的灰，连声说 “没有事，没有事！不用上医院。” 因为溥仪已捏了几下刹车把，只是一点向前冲的惯力撞了她一下，所以撞得并不重。附近的居民几乎都认识他，特别是一些年老的人，都希望找机会接触他，当他提出请那位老大妈去他家休息一会儿时，她自然是求之不得的，马上和他一道进去坐了一会儿，问了溥仪特赦后的生活、工作、身体等情况，才高高兴兴地回去了。溥仪在午睡时一想，万一老大妈的儿孙不答应来找他麻烦怎么办？所以他便急匆匆来找我想个办法，以免有人借这事来纠缠。我一听便告诉他，遇到这种事，最妥当的办法是先向政协领导反映，看他们说应如何处理？他同意了我的意见，我们两人一道去找到政协负责我们日常生活方面的一位干部，他说只要没有撞伤，老大妈自己不提出什么要求，就不会有大问题，他要我马上乘机关小车去找到那条街道的办事处负责人，向他们说明经过情况，有什么事可以找政协的人，不要去找溥仪的麻烦。我找到了那条街的街道办事处主任，没想到也是一位老大妈，她上午就知道这件事了，因被撞的那位老大妈是街道办事处的治安保卫组的一位成员，她们不但没有打算去找溥仪的麻烦，还认为能有机会和溥仪打上交道，能去他家中而感到高兴。这件事，在那里正作为街道新闻而互相流传。她要我转告溥仪放心好了。我回来把经过告诉政协有关负责人，又安慰了溥仪。他还是过意不去，又和我一道上街买了一大盒点心送到被撞的那位老大妈家中，那位老太妈抓着我们的手，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有人告诉我，那位老大妈是清朝末年出生的，溥仪登基时，她全家都向皇帝万岁牌位磕过头，她脑子里还没忘记这位3岁就当了皇帝的 “真命天子”。而在她老年有幸被皇上撞一下，并由皇上亲自扶到他家中休息，和她聊天，又送她点心，怎么会不高兴异常。她十分珍惜那盒点心，特地请了一些至亲好友去她家共同品尝 “皇上” 亲自送上门的食品，据说几位也曾和她一样，向皇帝万岁牌位磕过头的老人，都郑重其事地认为每人吃了一块点心十分荣幸，只有他们那些上小学的孙儿们吃了以后才说：“这有什么稀奇，还不是和爷爷奶奶买回来的是一个样的味道。”

    我和溥仪相处的几年中，我常常爱问他一些在那本 《我的前半生》 一书中还没写过的或写得不够的事。他有时高兴也能补充一些，有时他问到我过去的许多特务活动时，我也反问他一些。有次我问他：“当皇帝一天到晚称孤道寡，究竟有什么味道？” 他略一思索：“过去自己也不觉得，总认为自己最大、最了不起，什么人都得向自己行礼或下跪才感到舒服。” 说到这里，他又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他在当伪满康德皇帝时，虽是日本人的傀儡，但在中国人面前，甚至是自己的亲戚面前，也还爱摆摆皇帝的架子。他叔叔载涛，从北平到了长春去见他。有天他正在御花园散步，载涛也在那里打太极拳，远远看到他走过来，赶忙躲开，以免在花园泥地上向他下跪叩头弄脏衣服。他看到竟有人躲他，便大叫一声：“那是什么人？怎不下跪！” 他身边陪伴的人当中有他一个侄儿，便悄悄地提醒他：那人是他的叔叔。他为了要在人前维护皇帝的尊严，便又大吼一声：“家法何在！” 载涛一听吓得赶忙跑出来向他下跪叩头。从此，载涛便不愿再见他而跑回关内，再也不去找他了。而溥仪从抚顺特赦回到北京时，载涛因未附过逆，早已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却很亲热地去旅馆把他接去家中做客，他这才亲切地叫了他一声“叔叔”。以后载涛很关心他的生活和学习，他也常去看望载涛，才有了真正的叔侄关系。

    溥仪兄弟在叔父载涛家

    被日本军官严密控制的伪禁卫队中的溥杰和润麒 （前排左二、三，其他都是日本人）

    溥仪认为一生中最使得他感动而流泪的，是他和胞弟溥杰初次见面的那场情景。虽然他和溥杰在苏联和抚顺也常见面，但还是格格不入，彼此不够了解，更谈不上亲切了。在伪满时期，他看到日本主子关东军把溥杰弄到日本去受教育，还把日本皇族嵯峨浩子嫁给溥杰，加上溥杰日语很流畅，和日本人打交道比他方便得多，而且日本授意伪满 “立宪院” 炮制了一个 “帝位继承法”，即 “皇帝驾崩，无子孙继承时可以由弟继承”。这已很明显说明，日本人什么时候不要他便会弄死他而由溥杰继他当皇帝。所以在伪满时期，溥杰按满清皇族世袭应当是亲王，但他却只给溥杰当一名宫内上校侍从武官，连将军级的少将官衔也不愿给他，而且一直是有职无权。这是他在时时防止日本人培养溥杰夺他的皇帝宝座。1960年底溥杰获得第二批特赦从抚顺来到北京，他被民政局从香山植物园接回来，安排他与溥杰见面时，北京市委统战部两方面先都说好，怕他们仍不能谅解。没料到一见面，溥杰迎上去大叫一声 “大哥”！他便激动得抱着从小一道读书、长大又互相猜忌的弟弟，也回喊一声 “二弟”！两人同时哭出声来。站在旁边看到这一场面的亲友无不为之感动。他说过去当皇帝是六亲不认，只有自己，现在才领略到了天伦之乐、手足之情。这是过去称孤道寡时做梦也想不到的乐趣。溥杰夫妇对这位大哥是非常孝敬的，自从1962年浩子回到北京定居后，我是他家的常客。有次我看到浩子在他们家小院中种东西，溥杰帮助浇水。我问是种什么？溥杰告诉我是在种紫苏，我说紫苏是南方人爱吃的东西，你们种它做什么？浩子便说：这是他们大哥最爱吃的。我最初还以为是和湖南人一样，把紫苏和酸梅一同制成梅苏吃。有天星期六，溥杰在下班时，告诉我第二天如有空去他家吃午饭。我去得较早，正看到浩子在小院中把紫苏叶子一片片摘下来。我说用紫苏制梅苏，连梗子也可以吃。我这自作聪明的话，浩子听了摇摇头：“你等会儿就会知道我们是怎样吃的了。” 等到快吃午饭时，溥仪和他爱人李淑贤也来了，等到大家坐好，浩子便从厨房端出一盘刚炸好的紫苏叶子放在溥仪面前，溥仪先深深地嗅了一下，拿起筷子就吃起来。他一口气吃下四五片，才想起让我们吃。浩子向我说明：这是用鸡蛋面粉裹在紫苏叶上去炸一下，香脆可口。紫苏梗子不摘掉，再让它长叶子出来。我第一次看到紫苏叶还可以这样吃。

    文史专员的主要工作是自己写回忆录，凡是过去亲身经历的、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都要写出来。但个人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能够列入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的却不多。只有溥仪一生经历的许多历史大事，几乎都可以列入大事年表。

    全国政协历届领导人都是十分重视学习的。第一批特赦战犯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等六人，被周总理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后，便被编到政协领导的直属学习组。与政协常委王克俊、于树德、梁漱溟等政协委员一同学习。一般是一星期学一次，每两周参加一次 “双周座谈”。这是请一些专家和著名学者，做学术方面的报告或讲演，是在京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员都可参加的。按周总理指示，文史专员可以参加在京委员的一切活动，如春游、秋游、在京视察、夏日避暑以及列席政协大会等。

    第二批特赦战犯由周总理也安排到政协当文史专员后，专员已由原来的六人，加上新增加的六人，共12人，可以成立一个学习小组，不再参加政协委员的直属组学习了。

    文史专员学习组由申伯纯领导，以宋希濂、王耀武两人轮流掌握会场，由溥杰、沈醉、董益三轮流担任记录。又隔一年，第三批特赦的廖耀湘、杜建时、康泽等也编入专员组学习。这时组内有两个姓杜的和两个姓溥的。为了便于称呼，一般人叫杜聿明为大杜，杜建时为二杜；溥仪为大溥，溥杰为二溥。因为我年龄最小，所以称杜大哥、杜二哥和溥大哥、溥二哥。一般干部则均在他们姓后面加一老字，如杜老、溥老，以示尊敬。

    文史专员组的学习，经常受到申伯纯的表扬。因为没有冷场的时候，几乎是争着发言，而且爱争论，在讨论政协发下的文件时，往往各有各的见解，争得面红耳赤，并且肯暴露思想，联系实际。有时一星期一个半天不够，还得加上一个半天。如果得不出结论，下周又继续一个或两个半天。一遇到学习，总是那样热闹得很。

    在学习讨论一般文件时，大溥二溥发言谨慎，两人都是先写好提纲，有重要问题甚至写上全部发言，在会上照着读一遍。别人则顶多写个提纲或几个要点，有些人什么都不写，敞开嘴巴就说。反正都是在一起相处多年的人，性情都相互了解，所以谈起来没有什么顾虑。我担任记录时，遇到两溥发言最高兴，因不用留神细听，等他们发完言，借过他们发言稿摘几句就行了。别人发言可得留心听，记清楚他们发言的要点，特别是有争论问题的重点与不同论点等都得记清楚，否则记录整理出来后，还得再补充上去。有争论的观点，半点也不能含糊。

    溥仪过去在政协直属组与一些政协委员在一起学习时，也和那些委员一样，很少发言，许多问题只表表态，“同意” “赞成” 等话说几句就行了。文史专员组的学习则完全不同，发生争吵几乎是家常便饭。

    我们在和溥仪一起学习时，最爱听他和二溥读报，他们读起来，是比较标准的北京话。原天津市长杜建时是天津人，读起来是北京夹天津口音也很好听。我们中文化比较低的是黄埔一期毕业，担任过孙中山的卫士和蒋介石警卫大队长，解放前任浙江师管区中将司令的周振强。他的勇气是很可嘉的，有时文件或报纸上应读的很多，他也争取读，他读时，大家很赞成，因为可以从他读错别字时轻松一下。如他一直记不清史和吏，有时把 “贪官污吏” 读成 “贪官污史”，马上会有人和他开玩笑：我们是 “文史” 不是 “污史”。他经常读错的是把 “如火如荼” 读成 “如火如茶”。也有人问他：“什么茶？” 他回答得也顶有趣：“龙井茶！” 因他是浙江人，所以对龙井茶最熟悉。听惯了，大家只是笑笑，而且还希望他继续读下去。

    专员组学习时的争论，几乎是一种风气，大事争，小事也爱争，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见解。这些过去是说话就得让别人执行的人，今天还多少保留着一些残余渣滓，不爱听不同意见。如讨论像我们这样出身的人，应向什么人学习才对？在这个问题上便发生过一场相当激烈的争论。有人提出，民主党派中某老是资产阶级左派的旗帜，他一贯表现很不错，我们只有向这样的人学习，才能为人民做一点好事。提出这一意见的人还列举了某老在什么报纸上常写文章，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党和毛主席，又在某大学讲演时，详述他解放前如何与国民党斗争、如何希望全中国早日解放等等。听完他们的发言，我第一个提出不同的意见，我认为我们今天只有向无产阶级学习，才能逐步改变过去的观点立场，而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学习。因为向资产阶级左派去学习，就是等于：“取法乎中，得乎其下。” 而向雷锋这样的人去学习，就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马上有人认为我把目标悬得太高，我们怎么有资格向无产阶级学习呢？一向不先开口发言的溥仪，竟首先表示同意我的看法。现在我从那天我记的日记中抄下他这几句话：“我认为，学雷锋并不是高不可攀，完全不能学习的。雷锋只是在一些很平凡的事情上先人后己，并尽力去帮助别人不求报答，甚至不肯留姓名，有些事我们大家都可以和雷锋一样去做……” 溥仪这番话正是我准备补充的，他却比我说得更加深入、合理。我当时的确产生了一种对他“另眼相看” 的感觉。因为我在此之前，总认为溥仪是爱和稀泥，不愿赞成一面、反对一面的人。他这番话一说出来，我又滔滔不绝地补充了一大段。主要是说报上介绍雷锋的许多事，几乎大人小孩都可以学。如有决心学可多学一点，没有下定决心，就什么也学不到。溥仪又补充说，像上下车帮人提提行李、照顾一下老弱病残，这些事也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了也不觉得，不过像雷锋一样饿着肚子和冒着大雨送病人回家等，我们体力就不行了，不是不肯去学，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问题了。坚持反对意见的，还是认为我们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出身，只能向资产阶级左派学习，能够做到 “取法乎中，得乎其下” 就很不错了。我不知怎的，一下急糊涂了，我说：“我们今天不都是无产阶级吗？” 此语一出，连珠炮立即朝我打来：“你怎么到今天还弄不清，冒充无产阶级？” 我居然 “理直气壮” 地大声回答：“我今天汽车、洋房，甚至老婆孩子都统统没有了，靠拿工资维持生活，还不能是无产阶级吗？” 郑庭笈花了半小时给我分析，说我这是抵触思想，无产阶级不是有没有财产的问题等开导一番，直到我承认说错了才收场。而一场向什么人学习的问题，也没有统一的结论。最后是各人自己找一个目标去学习就行了。

    会不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20世纪60年代一般人经常爱谈的热门话题，也是专员们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有些人认为这是不可避免，一定会发生的事，只能在早打和晚打的问题上去考虑了。我们为此前后说过多次，主要的一些发言不妨简述一下。原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廖耀湘是在法国学过军事的，他分析这个问题时，认为中国地大人多，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打起来，中国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肯定比前两次世界大战在国民党领导下要有利得多，也肯定比八年抗日战争要激烈得多。但无论怎样说，时间是有利于我们的。

    有几次专门抽时间来领导我们学习的申伯纯，发言都是肯定地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总是要打一场，问题要说明是早打的好，还是晚打的好？” 我记得溥仪曾对此举手要发言，那次他好像并没有和平日学文件一样先写好发言提纲，而是临时想讲话。那天他是用严肃的口吻说的：“我认为最好是不打，要万一不可避免，也是晚打，这样我们有充分的准备，早打会对我们不利。” 在抗日战争中曾三次负过伤、并参加中国远征军打到缅甸援助英国军队的原国民党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则认为：早打对我们有利，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真是一片汪洋大海，任何侵略者敢来入侵，必将全军覆没。过去统率过几十万大军的杜聿明、宋希濂两位国民党将领都认为这种提法不对，因为我们不会去发动战争，早打晚打的主动权不握在我们手中，没有必要在早打或晚打的问题上去费时间讨论，我们只能是采取积极防御，敌人要不来，你怎么能早打，敌人只要入侵，就不存在早打或晚打的问题，只能说敌人什么时候来我们就什么时候打了。大家认为这些意见很有道理，这个问题，就算有了结论，以后再没有谈过了。

    溥仪和当年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在政协座谈会上。右起：溥仪、王耀武、×××、宋希濂、范汉杰、李觉、邵力子、张治中、杜聿明。

    由于周总理曾指示过政协几位领导人，对溥仪在学习发言上如有不妥或错误的地方要大家耐心帮助他，切不可随便去批评指责，要启发他多发言，并要注意经常帮助他如何待人接物。申伯纯每当溥仪和溥杰不在场的时候，总是叮嘱我们多帮助他们。

    在当时，一些外国元首和重要人员访华时，听说共产党把中国末代皇帝、国民党近百万大军的统帅以及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都改造好了时，都希望能亲自见见他们。特别是溥仪，要求见他的人最多。有时他是和另外几位专员一同去接见，我们发觉溥仪在回答问题时使翻译很为难，外国人也不容易听得懂。如总理或政协领导人向客人介绍：“这位就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 溥仪这时总是站了起来，很严肃认真地回答：“过去的溥仪已经死了，今天是新生的溥仪！” 这句话中国人听了还可以理解他是忏悔的表示，但外国人经过翻译，特别是不高明的翻译译出之后，就使人听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既说已经死了，怎么又能新生呢？我们在学习时的闲谈中，便认为这样回答很不合适，既要表现谦虚，又要能让人听懂，溥仪对这一意见认真考虑过之后，才琢磨出一句比较合适的话来。有次周总理向一位外宾介绍：“这位便是过去中国的宣统皇帝！” 溥仪马上站了起来大声回答：“今日是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溥仪！” 总理和在场的许多人都为之鼓掌，认为他这一回答很恰当，既谦虚又有感激与满足之情。从此以后，他就用这句话来代替过去那句死了又新生的回答了。不少外国贵宾常爱进一步追问他为什么愿意接受改造等问题时，他也慢慢琢磨出一套较为合适的回答内容，有时他也在小组内提出来，征求别人的意见，大家也爱在这方面替他考虑出主意，所以后来一直受到周总理和见过他的一些外国元首和贵宾对他的赞扬。有一件事，是所有的专员都不如溥仪的。那时，我们都要常去中央广播电台对台湾和海外亲友播音，当时广播录音是要去电台一间密封的恒温室内进行，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可以到家里来录音。在那里说话不能停顿间断，要一气呵成。我们都是自己起的稿，去广播前还先读过一两遍，等到去录音室录音时，往往会感到某一句话欠妥或用别的词汇可以更好地表达内心的感情时，便会无意中停顿一下，这样便得重复前面一段话再一气说下去。一般总要这样重复两次甚至三次，才能完成一篇讲话。连过去经常在电台讲话的杜建时，也常得再来一两次。只有溥仪总是一次完成，他讲话从来不停顿，所以没有再来过。杜聿明便笑着说：大溥常常自谦，要向我们学习，这一点，我们真要向你学习才行。一向性格很直爽的溥仪，听到后，便放声大笑，接着慢慢地说：“我这一点，你们不必学，也肯定学不到，我是从小就养成了这个本领，别人写好什么叫我念，我就从不考虑对不对，更从不考虑如何修改一下更好些，任何文件我拿起就照念不误，念完为止，一字不差，绝不会念错。” 我们听了之后都连连点头，等溥仪一转身，就有两人同时轻轻地说：“这一套当傀儡的本领，我们这一辈子的确没有办法能学到。”

    文史专员的主要工作是自己写回忆录，凡是过去亲身经历的、亲眼看到的、亲自听到的，即 “亲历” “亲见” “亲闻” 的重大事件的资料都要写出来。但各人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能够有条件列入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的却不多。如杜聿明一生中可列入大事年表的只有 “昆仑关战役” “淮海战役” “远征军赴缅参战”，范汉杰只有 “锦州战役”，王耀武只有 “莱芜战役”，廖耀湘只有 “东北战役”，而溥仪一生经历的许多历史大事，几乎都可以列入历史大事年表。从他3岁登基起，到他被俘、特赦，其中 “三亲” 资料，真可以说俯拾皆是。但我们在一起时，没有见到过他埋头写过长篇东西。《文史资料选辑》 上发表的 《张勋复辟前后》 《我怎样当上伪满 “执政”》 《我第三次做皇帝》 等三篇，都是由别人写的，他署一个名。我们都以为他有顾虑，不敢写东西，他才告诉我们：他过去在抚顺战犯改造所时的零零星星交代罪行材料和别人代为整理的东西，都交由北京群众出版社李文达同志重新改写，准备编在 《我的前半生》 那本书上，当时负责文史工作的申伯纯副主任还特地告诉过我们，溥仪准备出一本书，他的资料一般不在 《选辑》 上发表，都是提请李文达同志全权去取舍，并由溥仪作点口头补充，所以他只等李文达把书写出来就可以了。不久，一部震惊全球的巨著 《我的前半生》 由北京群众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末代皇帝一部自传性的创作，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重视，外国人也感到惊诧，外文出版社也译成多国文字向全世界发行，中外文版都是一版再版，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后无一不赞好。当时专员室的专员每人都得到了一本，不少人拿着书去请溥仪签名。他不管是政协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甚至连专员室的专员，他都一概婉谢，不肯签名。他总是很谦虚而又带悔罪的口吻说：“我这个臭名不愿意再留下来，请原谅！” 别人看到他写的毛笔字很秀丽，向他求字的人也很多，他都是那样拒绝了。我曾劝过他，不应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也是摇摇头：“我认为这不是光彩的事。” 不过我在溥杰家中见到他写的一张小条幅，是一句格言，溥杰连装裱也没装裱便贴在会客室中，他看了要溥杰马上收藏起来，怕别人见了又让他写，就不便再推辞了。

    我当时在文史专员室是和康泽、杜建时分配在政治组，组长和副组长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焦石斋和许宝骙，他们是应申伯纯之邀，尽义务兼的职。溥仪和溥杰、董益三是分配到北洋组，组长是政协常委阎宝航。还有一个军事组，这组人最多，因专员中大部分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所以写的战争史也多。有一段时期人们戏称这不是 《文史选辑》 而是 《武史选辑》，说 “文史专员” 应当是 “武史专员”，杜聿明写的一篇 《淮海战役亲历记》，连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看后都连连称赞写得好。

    我们当时的工作除了自己写以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审阅别人写的史料。溥仪所在的北洋组便是审阅北洋和清末史料。写史料的人如有乱写或写错，在审稿时便可以指出来。一篇稿件有无价值是要经过审阅、评议才能定出稿酬和能不能够条件刊入 《选辑》 或留存参考。每天上班都是相当忙的，因为来稿很多，都得及时处理。我们有资料可写的人，大都要利用星期日或晚上在家写。那时无电视可看，晚上是写东西的最好时间。

    周总理接见已成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溥仪和夫人李淑贤 （1963年11月）

    1963年11月10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设宴招待在京特赦的第一、二、三批人员，并连同他们的妻子。请了傅作义、张治中夫妇作陪。随同参加接见和赴宴会的还有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副部长兼政协秘书长张执一，副部长童小鹏，北京市统战部长廖沫沙，以及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等，共四十多人。宴会前后，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向特赦人员及家属讲了话，还问了一下这些人的身体、生活、工作、学习等情况，并一再说，大家如果有困难，可以随时写信给他们两人。吃完饭后，周总理宣布：等明年春暖花开时，所有在京特赦人员可以带家眷先去东南、后去西北参观游览一次，看看祖国大好山河的崭新面貌。大家听了都高兴异常。能有机会带家眷去旅游，这比一些政协委员出去视察参观不能带家眷更加优待，这是我们过去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最后，总理还要和大家照一张相，并让溥仪和溥杰夫妇都站在前排，这一历史珍贵照片，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

    他刚把一件上衣穿上，就很诧异地问我：“怎么洗过温泉就会胖起来？难怪杨贵妃是胖子，原来是洗了温泉。” 我一看，原来他错穿了别人的衣服，所以觉得小了。

    1964年3月7日，全国政协秘书长张执一又集合我们去政协礼堂开会并设宴招待，并宣布：3月10 日，我们由北京乘京沪特快车先去南京，有妻子的带妻子，没有妻子而需要人照顾的可以带一名子侄陪去，并且每人发200元作为零用。政协除派民革陈此生为领队外，还派有工作人员多名及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各一名随行照料。

    我们未出发之前，政协便先行与各参观地的领导和地方政协联系好，除安排我们参观项目外，还请地方加派医护人员协助。这些都是由周总理亲自关照的。还一再提到，一定要保证来去安全，伙食要清淡，乘软卧要睡下铺等都一一交代清楚。我们知道后，无不感动异常。

    参观团的名义是 “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参观团”，但不少人，就连政协一些干部都戏称它是 “帝、王、将、相” 参观团。因为其中有末代皇帝溥仪、末代亲王溥杰，有指挥过淮海战役的统帅、国民党名将杜聿明，以及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王耀武等将领。文的有天津市直辖市长杜建时，伪满洲国大臣王子衡，还有特务头子康泽等十多人，连家眷二十多人。家眷中也有几个一向为人们注目的。如日本天皇皇族嵯峨胜侯爵女儿、溥杰的夫人嵯峨浩子，世界有名的大科学家杨振宁博士的岳母大人、杜聿明夫人曹秀清，以及杜建时新婚夫人、名画家李念淑等。所以这个参观团所到之处，当地许多好奇的人都争着想看看这些传奇人物究竟是什么样子。不过听说一些人看过之后，都感到很失望，原来这些在他们心目中的传奇人物，也和普通人一个模样。

    3月10日，我们从北京出发时，北海公园的许多偏僻角落里的残雪尚未全消，而我们一觉醒来，已是一片江南春色了。那次是包了两节软卧车厢，有家眷的两人一房，我和范汉杰、康泽、廖耀湘四条老光棍住在一房，自然是我和廖耀湘两人睡上铺。到南京时，江苏省政协的领导已到车站迎接，把我们安排在新街口一个专门招待外宾的旅馆。第三天是孙中山先生逝世39周年纪念日，我们都去中山陵参加谒陵仪式。

    溥仪和溥杰夫妇是第一次到江南。溥仪看到什么都感到新奇，遇事都要问一个仔细，所以我们给他取了一个临时绰号叫 “每事问”。同时，他也能恰当地联系一下自己的思想，当他看到明朝开国皇帝朱洪武的陵墓那么大，而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的墓，在北京十三陵中是最小，他竟不自觉地感慨起来：“还是开国创业的君王的气魄大，到了后代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我们想听听他有什么想法，他只把头一摇，不再往下说了：因为有他这样感想的人，全国人民中只有他一个人。

    在参观梅花山时，陪同我们的江苏省政协的一位干部指着一堆荒土告诉我们，那里曾是汪精卫的埋葬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 “还都” 南京之前，便先派一个工兵营把这座墓炸毁了，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听了并不感到新奇，而溥仪却追着问：“好好的一座坟为什么要炸掉？”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那位介绍情况的干部竟冲口而出：“因为汪精卫是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汉奸的卖国贼，是伪政府主席，不配埋在中山先生的陵墓附近，所以派人把它先炸掉。”这句话别人绝对不会有溥仪那样的感触，他一听马上把头低了下去，因为我们平日学习时，他常自我检讨，说不应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去当伪满皇帝，申伯纯则常说：“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不光彩，投靠美帝国主义也一样不是光彩的事 （指国民党投靠美帝）。” 不过今天摆在他面前的这一段历史，不能不引起他满腔心事来，所以他把头低着时，聪明的溥杰立即接过话来，以便打开这一尴尬局面：“炸坟时，不是把汪精卫的尸体也炸成粉末了？” 介绍人告诉他，只把坟炸开，棺木还是好好的。溥杰才接着问：“打开棺木看了没有？” “打开看了，汪的尸体己腐烂，穿的是长袍马褂。” 溥仪又问：发现了什么陪葬物？答复是：只在汪精卫穿的马褂上面小口袋中，找到汪精卫妻子陈璧君写的一张字条 “魂兮归来” 四个字，别的什么也没有。溥仪又提出一连串问题：以后怎样处理汪的尸骨，那张字条有没有保存下来等。在场几位介绍人都只能简单回答一下，因为那些年轻人都是解放后才工作的，怎么能知道当时的详细情况。

    我们在中山陵停留比较久，因国民党这些将领，过去都是经常来谒陵的，每年的3月12日中山先生逝世和11月12日中山先生生辰两个纪念日都得去一次，对陵墓的建筑等都十分熟悉。大家看到过去国民党一些要人，连蒋介石在内的题词，都保留完好，无不感到共产党人的心胸是何等宽广。

    从中山陵下来，我们去游灵谷寺，是安排去看灵谷寺宝塔与曾任国民党行政院长的谭延闿墓。我借口脚有点痛不想去，而是想利用那次机会，去看一下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坟墓，是否也如汪精卫一样被炸掉了？溥仪倒真是走得有点累，不想再去爬山，也坐在车内休息。我看他们都走远了，便问溥仪，愿不愿到附近看看志公殿？他问：“是不是志公说法、顽石点头的那个志公？” 我说正是这个人，他马上表示同意。他边走边说：“我们这些顽石，虽然没有听到过志公说法，却听到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同样点头了，这个志公还是值得去看看的。”这志公殿比起灵谷寺来真小得太可怜了，几间破旧的小房子，解放后虽修葺了一下，也还是那么小。当我把他带到附近，他正看得出神，慢慢地数着殿外排列的石头时，我便快步走到了戴笠的坟前。因我对这一带非常熟悉，戴笠死后未下葬前，曾在志公殿内停放了很久，我是经常去的，抄近路，离志公殿更近，溥仪站到志公殿前正想问我时，回头一看我已站在不远的地方端详，便也赶了过来。我看到坟仍保留得和过去一样完整，只是坟后面立的那块由吴稚晖写的墓碑不见了。他看我站在那样一个矮小而奇特的墓前正在出神，便问我：这是谁的墓？当我告诉他，这里面埋的是戴笠时，他便马上拉着我，叫我赶快走。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惊慌，他说：你今天还敢来看戴笠的坟，被人发觉了，不狠狠地挨一顿批斗才怪呢。我告诉他：完全不用怕，共产党都能把它保留下来，我怎么不能来看呢？我说我看到后，还要写文章给台湾旧同事和亲友，把我今天看到的情况告诉他们。这次参观后回去可能还会搞对台湾及海外广播，我都会公开说我来看过的情况。因为这是充分说明共产党不念旧恶，不搞封建那一套，对死了的仇人、敌人不掘出鞭尸消恨 （“文革” 期间，坟才被毁）。溥仪听了才理解过来，也随我在坟前绕了一圈才走。回到车上，到灵谷寺去的人还没回来，我和他坐在车上又说了一下戴笠乘飞机摔死在江阴县戴山的一些情况。他问我，为什么要把戴笠埋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我便告诉他：这块地还是蒋介石亲自在附近一带山上找了两次才选定的。他还想问，游灵谷寺的人陆续回来，他就不便再问下去了。

    吴稚晖书写碑文的戴笠墓碑，现已无存。

    在南京我们还去凭吊了雨花台烈士公墓和烈士祠，这里是过去国民党屠杀革命人士的刑场，成百上千的共产党人与革命先烈在这里遇害。除了溥仪溥杰联系不到自己的罪行外，其余的专员可说绝大多数都与这些罪行有关，所以都是怀着沉重与沉痛和后悔的心情，来向先烈们认罪的。溥仪仍是不停地问这问那，他看到烈士祠内供奉那么多烈士灵牌，还走到我身边来问我：哪些烈士是军统杀害的？我顺手一指丁行、谢士炎等许多烈士灵牌说：“多得很！” 他还想问，看我正用手帕在揩拭脸上挂着的悔恨热泪，才没好意思再问下去。

    在南京汽车制造厂参观时，厂长告诉我们这里原来是日本人留下的一个小修配厂，国民党接收后，也是搞点修理工作，解放后才逐渐扩大，现在能成批生产载重汽车。杜聿明在抗日战争中任国民党的机械化部队第五军军长时，对该军所有的机动车辆无一不会驾驶和简单修理。所以他特赦后在红星公社劳动时，是自己请求去汽车修理所工作的。他一看到国产的汽车，十分感兴趣，该厂厂长也知道他和去的许多专员都会驾驶汽车，便要我们试试看。杜聿明自告奋勇，高兴地跳上一辆停在身边的汽车驾驶台，溥仪也很有兴趣地跟着上去，坐在杜聿明身边。杜聿明启动后慢慢向前稳稳当当地行驶时，在旁边的人无不称赞这是驾车老手。在工厂内兜了一圈下来后，杜聿明连声称赞车辆性能好。大家都很高兴，溥仪更补上一句：我今天总算坐了国产的汽车了。

    我们在南京参观的五天过程中，最使溥仪感兴趣的是去参观国民党的 “总统府”。这里原是国民党国民政府主席府，蒋介石被选为总统后改为总统府的。他仍是边看边问。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范汉杰等最怕说往事，他偏偏爱问，你们到这里来见过蒋介石多少次？说过些什么重大问题？弄得大家一看他走近便设法避开，因为这些败兵之将，都不愿说过去。他完全不懂这些人的心理，还是一个劲地问蒋介石在这里办公、会客等情况，幸好陪同参观的地方干部和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对这方面能够作出回答，满足了他的愿望。

    南京玄武湖是我们过去常游的地方，溥仪、溥杰夫妇没去过。他们三人最感兴趣。因为这比北京北海公园的水面大得多，自然风景也好得多。我告诉他们，我过去常在这里钓鱼和打野鸭，他们认为城市附近有这样一个好去处，的确使人精神为之一振。

    3月16日，我们离开南京到了无锡，当天就游览了惠山公园。溥仪和溥杰夫妇、宋希濂夫人易吟先等对惠山泥娃娃很感兴趣，都争着想买一些带回去。陪同的全国政协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这种东西不好带，回到北京都打碎了，最好不要买，我们要去的地方还很多。江苏省政协的一位领导听到后忙说：不用你们自己带，谁看中了什么，只要登记一下，等你们回到北京时，这些泥娃娃便由江苏省政协工作人员送到了。他这么一说，一些本来不打算买的人也都登记付钱。等我们参观回来，泥娃娃也由专人送到了北京。

    17日，我们游梅园，这里原是荣家的私人花园，解放后对外开放。当我们走到一处似楼非楼、似亭非亭的建筑物前，走在前面的周振强便大声念道：“念够楼。” 溥仪走过去仔细一看便笑着说：“你又念错字了！” 周不服气：“这三个字我都不认识！” 溥仪耐心地向他解释：这是劬字，不读够，念劬楼是借用 《诗经》“小雅·蓼莪” 篇中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是怀念父母养育之恩的意思。周振强听他说得有根有据而且是引经据典，便笑着说：我过去没有念过什么 《诗经》“正经”，哪里知道什么哀哀哭哭的。

    我们在无锡还游览了鼋头渚、太湖、蠡园。在蠡园，我们都大谈范蠡与西施的故事，溥仪和溥杰对中国历史比我们熟悉。当陪同讲解人员说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后，便携带西施泛舟太湖等地……溥仪没等他讲完就提出，这种传说是后人爱西施而给她安排的一个这样好的下场。按情理，范蠡可以离开越王，但不可能带走西施。他说史书上明明说：范蠡认为勾践这人只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所以辅佐灭吴后就逃往齐国，改名鸱夷子皮，后又到了陶，称朱公，经商致富，十几年中一再把赚得的钱分散与贫穷朋友。史书上没有提到西施的下落。而后人爱西施为国做出了贡献，便越传越玄。别的事，溥仪爱问我们，涉及中国历史时，我们又反过去问他。有时，溥仪又去问溥杰，他说溥二弟读书比他用功得多，知道的也多，而溥杰则不问到他的时候，他从不卖弄聪明，争着先说。

    18日我们从无锡到了苏州，苏州几处园林，我们花两天时间，大致上看了一下。溥仪对苏州园林的精巧布置，认为是天下少见，他说毋怪乾隆皇帝要三下江南，原来有这么好的风景。在留园水边有一只白鹤，我一看到便和溥仪开玩笑：“这只白鹤也是飞来保驾的。” 他一听显出很不高兴：“老沈，你以后不能开这种玩笑，这对我是侮辱！” 我看他那么认真，以后再也不愿和他开这种玩笑了。

    溥仪对苏州园林中布置的太湖石倍感兴趣，他说过去读史书，北宋等朝的皇帝和贵族，都要派人到江南采湖石。故宫虽有，但却不如在这里看到的可爱。讲解员便告诉我们：太湖石的精品要具备四个条件才算上等。溥仪听了兴趣特别浓，他要讲解员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说清楚。他把四个字不但记在笔记本上，还不停地背诵：太湖石精品，要皱、瘦、秀、透。以后每遇一石，便用这四个字去衡量，是否够标准。

    在苏州，溥仪除十分欣赏园林景色外，对苏州的双面绣也感到十分惊异，他说故宫有不少刺绣品，但从没有看到两面都绣成一个样的。刺绣厂负责人告诉他：双面绣是近年来才发展的新品种，故宫的古绣，也是一些名艺人的珍品，才能送到故宫，现在的人还不一定能绣得出呢。在展品中有一帧双面绣的小猫，十分逗人欢喜，溥仪正准备用手去摸，马上被人挡住了，并告诉他：这种东西只能看，不能摸，一摸就会起毛，不好看了。他赶紧把手缩回，背在身后，怕看得高兴又动手去摸。

    刺绣厂的负责人介绍一位曾出国表演过的女刺绣工人和我们见面，说她在英、法等国表演双面绣时，许多外国妇女都抢着去抚摸她那双手，溥仪一听也情不自禁地把那位女工的手握着抚摸起来，弄得她怪不好意思，而溥仪却一点也不觉得。

    苏州的风光，的确使溥仪和溥杰夫妇着迷了。溥杰夫人浩子对陪同的一位苏州市政协领导人说：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常说一句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这次亲眼看到苏州的美景，真是一点没有说错。那位同志回答说：这两天你们只看了几处过去的私家花园，苏州的自然风景你们今天下午才会领略到呢。溥仪急着问：“下午看什么好地方？” 陪同人员把日程表指给他看，才知道下午是要去游虎丘。午饭后稍许休息一下，便乘汽车出发，很远便看到一座雄峙的宝塔，陪同人员告诉我们，这便是著名的虎丘塔，建于隋代，后被毁坏，宋初又重建。下车后看到一座大庙，陪同的人向我们介绍：从这里看去，塔比树高得多，而一座小山则包围在寺庙的围墙内，可以称为：“塔从林外出，山向寺中藏。” 溥仪和我都把这两句形容得很巧妙的话记了下来。

    虎丘不但风景美，更有许多名胜古迹。如剑池、试剑石、吴王屠杀500名俘虏处等等，真使人流连忘返。

    19日，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苏州而到达上海。市政府领导特意把我们安排在黄浦江边的上海大厦。市政府领导来向我们介绍上海解放后巨大变化的情况时，还着重提到我们居住的大厦下边的外滩公园，就是过去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租界，那个小小的公园门口，曾是挂过丧权辱国的 “狗与华人，不准入内” 牌子的地方，今天人们可以随便去那里散步了。一听到这些话，不就是对我们这些来自反动阵容、干过丧权辱国的特赦战犯，在进行一次很现实的爱国主义教育吗？这是十分生动的历史事实，谁也不能否认的。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去那个小公园走了一圈，溥仪和溥杰知道我抗战前在上海工作多年，在公园中散步时，都追着问我：那块 “狗与华人，不准入内” 的牌子我看到过没有？我告诉他们，过去有相当长一段时期，这个公园的确挂有那样一个侮辱中国人的牌子，能进去的中国人只有打扫清洁和整修树木花草的工人，一般中国人是不准进去的。北伐战争胜利后，这块牌子被中国人砸烂了。当时没有想到要保存，如能留下来放在博物馆中，教育意义就更大了。溥仪补充一句，我认为很有意义，他说：“那块牌子虽没有保留，但这件事却永远印在人们的心上，比看到那块牌子，更能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 这几句话，出自一位被特赦的皇帝口中，我感到很有意义，一定要把它写出来。

    文史专员参观团的成员，都是旧中国的统治阶级，有些青年们对这些人过去完全不了解，而一些年纪大一点的，态度却又有不同，饱尝过旧社会苦痛的老人，十分仇恨这些旧的统治者。我们这次旅行中，我因年龄较轻，常帮助做些事务性工作，有些人也把我看成政协的工作人员。我亲耳听到不少人咒骂这些反动派的头头们，背地里咬牙切齿，如果不是周总理这位有威望的国家领导人亲自安排我们出来参观受教育，我相信绝不会受到这么好的照顾。但也有少数人对我们不太反感，知道我们是经过党的改造教育回到了人民行列的人，他们相信党，拥护党的政策，对我们比较热情。另外极个别的老厨师，知道这些人过去是吃惯好东西的人，便想在这些人面前露一手，总是把最拿手的好菜做出来让我们品尝。有些厨师还把做好的菜亲自端到桌上来，请我们提意见，也是借此机会见见这些过去只闻其名而未见其人的 “怪物”。一些人对得到溥仪的赞扬，更特别感兴趣。

    上海大厦的厨师，发明了一种烹调鲥鱼的方法。过去一般是清蒸鲥鱼不去鳞片，而他们是采用中西结合方法制作烤鲥鱼，确比传统做法更加可口。溥仪在吃这道菜时，最感兴趣，他狼吞虎咽之后，感到喉头不适，随同我们去的医生与上海市派的医生们费了很大的劲，才从他口腔中取出一根鱼刺来，溥仪很风趣地说：“今天我总算体会到 ‘如鲠在喉，一吐为快’ 这句话，原来是从吃鱼鲠了刺之后体验出来的。确是最好的譬喻。真令人叹服。”

    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负责人，听说溥仪爱吃烤鲥鱼，又单独请他夫妇和溥杰夫妇去吃了一顿，让溥仪再品尝一次这道佳肴。

    我们在上海参观了八天，除了游览了附近的新建卫星城，还去老城等处参观了一下。溥仪对半淞园内的一块横匾 “渐入佳境” 十分欣赏。他把头低着让人看，说像不像上面写的那 “入” 字，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溥仪对我过去在上海的许多罪恶活动爱追根问底，因我抗战前在上海搞特务活动达六年之久，许多地方都有我危害革命的罪行，我自己都在忏悔不已，哪有心情像过五关斩六将那样去大谈特谈，幸好他夫人李淑贤对过去上海旧社会的情形知道一些，加上陪同我们参观的一些干部，每到一处，总要作一番新旧对比，对我们进行现实教育。不过这些人在背地里也爱找我闲聊，他们年轻，对过去许多事只听人说过而不像我又亲自看过和亲自干过那样深刻。所以我不得不如实告诉他们一些昔日军统在上海的活动情况。溥仪遇到这种机会从不放过，总要边听边向我提出很多问题。

    溥仪夫妇和周振强夫妇在杭州 （1964年）

    3月27日，我们从上海乘车到了杭州。杭州风光之美，使溥仪和溥杰夫妇倍感兴趣。在西湖泛舟，溥仪与我同乘一条船，他一定要我写一首诗，我说那我写一首你也得和一首，他点了头。我便即景写下一首七绝：“轻云如带束峰腰，风送欢歌遍六桥。万顷碧波迎旭日，江山如画更多娇。” 写完他看了一下说很不错，但他答应和我的诗，却一直没有给我。

    在花港观鱼，我们和溥仪夫妇、溥杰夫妇都照了不少的相，我们中不少人过去是这里的常客，也感到解放后变化很大。解放前，花港观鱼只有两亩多水面，现在扩充到两百多亩。还有许多地方，变化得也令人惊奇。周振强夫人楼亚弟曾在杭州教过书，她给溥仪、溥杰介绍西湖风景时，比陪同我们的几位当地干部都说得清楚，因她当年在杭州教书时，常带学生出游，要向学生们讲名胜古迹的来龙去脉，所以非常熟悉。

    溥仪对龙井茶很感兴趣，浙江省领导便特意安排我们去专门生产龙井茶的西湖人民公社梅家坞大队参观，一是品尝他们生产的最好的龙井茶，同时看看双手采茶表演。在梅家坞大队的小会议室里挤满了人，刚生产出来的雨前茶，更特别可口。我过去虽喝过不少上等龙井茶，但都不如这现采现制的新茶有味。所以大家喝了一碗又一碗。茶过三巡，便被邀去看双手采茶表演。一群小姑娘，操着清脆柔软的杭州话，在矮矮的茶树前边采边聊天，溥仪听不懂她们的话，他夫人为他翻译。我们站在旁边观看时，只见采茶姑娘的双手像蝴蝶一样，在茶树尖尖上飞来飞去，一片片鲜嫩的茶叶，纷纷落入她们身上挂的竹篓中，杜聿明和我也想学她们双手采，学了一会儿，不用说双手采不好，就是一只手也采不快，引得溥仪等看了大笑。

    在杭州，我们是住在新建的杭州饭店，离岳飞庙很近。有次我们去岳庙参观，看到庙中香烟缭绕，许多香客向岳飞塑像很虔诚地膜拜，而对跪在两旁的秦桧夫妇及万俟、张俊的铸像都投以憎恨的眼光。若不是在这些铸像上挂了一块禁止往铸像上吐痰的牌子，我相信许多人都会要对这些卖国贼吐上一口唾沫的。看到这种情景，说明人民心目中对忠、奸的态度是如此鲜明。我们这些过去和秦桧一样犯下过同样罪行的战争罪犯，杀害过比岳飞更忠于祖国和人民的革命先烈，所以到这里来，我们都不讲话，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看，默默地站在那里想，而内心却感慨万分。

    在 “柳浪闻莺” 公园散步时，溥仪和溥杰看到公园中有一块保护完好的石碑，“柳浪闻莺” 四个字是乾隆御笔题写的，他两兄弟那样激动的表情是我很少看到的。这是他们祖先的遗墨，所以他们摸了又摸，如不是同去的人多，我相信他们会去亲吻一下的。我想来此游览的人，不知有过多少，而有这种感情的恐怕只有他兄弟俩了。当陪同我们去的人告诉我们，解放前，这里已是柳枯莺散，解放后才重新植柳放莺，才使这一风景得到恢复。那天正是风和日丽，垂柳轻飏，莺声阵阵，溥仪认为用这四个字来形容这儿的风光，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大家对京戏 《白蛇传》 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所以一看到 “雷峰塔” 便大谈特谈起来，一种同情白娘子的莫名其妙的感情，竟在这群旧日统治者中间轻轻地传播了一会儿。

    照例，我们每到一处参观，先是听地方领导的介绍；参观后，临走之前，得来一次座谈，主要是谈参观后的感想。地方领导总是客气地说 “请提意见”。实际上是想了解一下我们是否有不满的地方，最好能在座谈会上提出来，不要回去向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去汇报。他们也知道这些过去拿枪杆子的人，现在也学会写文章，能为本地作宣传更好，至少不要在北京写东西批评他们。所以我们也认真地谈了见到的优缺点，因为这些人没有什么顾虑，下次也不一定再来，谈话一向是比较直率的。在杭州那次座谈，溥仪的发言，受到了政协领队和杭州地方领导的表扬。他说：“过去我只听人说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如果自己不来看看，还以为只是一句形容词，现在看过后，苏杭至少比过去皇帝住的故宫要好上几十倍。难怪乾隆 （杜聿明插一句嘴：“要说 ‘先祖’ 更妥帖。” 溥仪笑了一笑才继续说） 要三次下江南，他要身体好，还可能会一来再来，但不管来多少次，肯定没有我们这次玩得开心、玩得痛快！” 除了两位溥专员谁又能和先祖乾隆联系得上呢？其受表扬者，自然只此一家而已！

    在杭州尽兴游览后，我们又乘两辆大客车，沿美丽的富春江西侧，去参观新建的新安江水电站。这里有一座很高大的水坝，经介绍，这个庞大的水力发电厂全套机器设备，都是我国自己设计制造和安装的，电钮一按，大量的电力便可送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大城市。溥仪十分欣赏这一伟大工程，要求在大坝前照一张相留念。晚上，我们从招待所平台上看新安江一带千万盏灯火齐明，我在当天的日记上记下了溥仪一句形容得很好的话：“西湖是祖国一颗明珠，新安江则是祖国的一颗夜明珠。”

    按照参观的预定日程，我们在新安江停留了四天，便于4月2日乘车抵达举世闻名的黄山风景区。人们常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黄山是以它 “山高而险，松古而奇，石多而怪，云厚而变” 等特点驰名中外。第二天，虽然天气阴沉沉地下起一点小雨，我们游兴仍浓。大家穿上雨衣带上雨具出发，向导要我们每人拄上一根竹手杖，他说爬起山来，可以当半条腿用。当我们经慈光寺，过立马桥到松鼓岗休息时，大风突起，雨越下越大，一小部分人便不想再往上爬，下山去了。溥仪还想和我们一道往上爬，随行医生一再劝告，他才勉强答应下山去，溥杰夫妇则随我们继续爬，到中午才爬到半山寺。庙里老和尚早得到通知，十分殷勤招待我们，为我们炒花生，烹眉峰茶。这茶，叶绿、清香、味醇，浩子非常赞赏，说可以与上好龙井茶媲美。

    在半山寺休息一会儿后，再往上爬，好不容易过了天门坝而到达文殊院。同去的医生和安徽地方几位陪同人员，都劝我们住一宿便回去，下雨路滑，不宜再往上去，怕滑倒出问题。他们说：有句俗话：“不到文殊院，黄山未见面。” 你们已到了文殊院，已是看到黄山了，不必再上去。我们几位身体好的和几位工作人员、记者等都坚持到最高峰北海去看看，政协领队看劝不住我们，便请随行医生检查后再作决定。经过量血压、听心脏等一系列检查后，杜聿明、溥杰夫妇、范汉杰、宋希濂等人被淘汰不能再上山，只有我和李以劻夫妇、杨伯涛夫妇等五人完全够格，可以继续登山，随同的工作人员与记者、护士比我们还多两人，共12人于第二天到达北海宾馆，早上登清凉台，中午到西海群峰与排云亭前，看到许多想象不到的奇观妙景。当我们兴高采烈地从后山回到黄山温泉宾馆时，溥仪、溥杰夫妇听到我们的介绍，都后悔没能去看看。溥仪一再表示，下一次有机会再来，不管怎么困难也得爬上去看个痛快，不过他认为这次虽没上山，却下了水，因为在温泉游泳池，他们都很高兴地游了几次。

    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曾任过国民党上海淞沪警备司令的戴戟，听到我们到了黄山，专程从安庆带了安徽最好的厨师和美味佳肴，赶到黄山和我们见面，硬要我们多住一两天，以便叙旧，由于盛情难却，我们便留下来。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和他过去都有过往来，见面时便无话不谈，从彼此分别后的不同遭遇，到这次出来旅游。开始他与溥仪、溥杰兄弟接触时还有点拘谨，一经交谈后，立即和老朋友一样谈得很痛快了。这是一位非常正派而又有骨气的人，他最后不满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而投向人民，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在谈话中，他对我们的鼓励，对我们很有启发。随戴戟来的人有十来个人，我问他：为什么带这么多人来？他笑笑说，如不是路程太远一点，争着要来的人还不止这些，可能有好几倍，他们都对你们是闻名已久，很希望找机会见见。今天你们送上门来，怎么不争着要来啊！

    临行前，几位随戴戟来的工作人员请我们签名留念。有一位女同志告诉我，说戴戟曾告诉他们，说我们这些人，过去一瞪眼，一拍桌子，就要人头落地，今天竟都变得这么随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般平民百姓呢。我说：我们本来都是平民百姓，是旧社会的环境使我们变成那样；新社会的教育改造，又使我们恢复了本来面目。否则我们怎么能得到党和政府给我们 “确已改恶从善” 六个字的考评，给予特赦呢！她听了十分激动，一再表示希望到北京也能见到我们。

    离开黄山转乘浙赣铁路火车，于4月8日抵达南昌，住在八一大道新建的九层高的江西宾馆，我们在南昌停留两天，主要参观 “八一” 起义纪念馆等处，当我们听到，仅江西一个省，为了中国革命而牺牲的烈士，已查到姓名和事迹的便有近万人，大家的心情都异常沉重。

    4月10日，我们乘大客车专程去井冈山瞻仰革命圣地，由于要坐长途汽车，溥仪的夫人和另外两位专员的夫人都怕坐长途车晕车，便留在江西宾馆继续在南昌参观。政协领队找我说，溥仪要去井冈山，他夫人不能陪去，就请你照顾他，我答应了。他又告诉我：你们这次出来参观的专员，每一位都是保护的重点，而溥仪更是重点中的重点，因为全世界才有一个这样经过改造当公民的皇帝，要我一定要多费点心。我便告诉他，溥仪没有结婚前，我也是受到文史领导的指示，要我照顾他，常陪他出去，彼此感情都不错，现在出外参观，他夫人不在身边，我一定尽心尽力照顾他。本来从南昌出发，如果起早贪黑，一天便可赶到，但政协领队和江西领导人都怕赶路太急，不但汽车容易出差错，这些老头老太太也受不了，便决定在吉安住一晚，第二天便很从容了。

    吉安新建的招待所房间很大，卫生间也和房间一样大，所有的职工、厨师一听说要接待的是这样一批客人，都很兴奋。一位服务员私下和我谈话透露，他们每年接待不少长征老革命干部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去井冈山。第一次接待这些贵宾都很紧张，反而常常闹出岔子，久了也觉得他们那些首长和普通人一样。这次接待我们，认为这些是特殊人物，不料一经接触，也和老革命干部一样和善可亲。所以他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能和我与同住的溥仪照一张相，我说和我照相随时都行，要和溥仪照相我得问问他。当我把那位服务员的要求告诉溥仪时，他说到房内来照是可以的，但不能到外面照，因怕别人看到都要求照就无法推辞。结果那位服务员的相机没有闪光灯，房内光线太暗而没有照成，只和我在外面平台上照了一张。

    招待所的厨师专为我们宰了一条狗，做了一道他们最为拿手的红烧狗肉，请我们品尝。因为是连皮带骨，许多人都以为是小猪肉。吉安地方负责人又找来吉安有名的冬酒款待我们。溥仪的食量一向是相当大，加上坐了一天车，中午是匆匆忙忙吃了一顿，所以一到晚上就更能吃了，一大盘狗肉，他几乎吃去一小半。溥杰和浩子也觉得味道不错吃了不少。最后大师傅端着另一盘菜走到桌前，问我们他烧的狗肉味道如何？大家一致赞扬烧得好。都说如果他不说明，我们完全吃不出是狗肉。溥仪更称赞他几句，说他过去吃过不少好东西，可从来没有吃过狗肉。范汉杰便和他开玩笑，说过去谁敢把狗肉拿给皇帝去吃，不是自找杀头之罪。溥仪马上纠正他：《三字经》 上不是明明白白写有 “马牛羊，鸡犬豕”，犬还在猪的前面，历史上虽没有皇帝爱吃狗肉的记载，但过去狗肉总是一种很普通的肉食是无疑的。不过他回到房内却对我说，早知那是狗肉怎么也吃不下去的，我说习惯了就好了。当我们从井冈山回来，再住招待所，厨师照样做了一盘狗肉端上来，溥仪却连筷子都不伸一下。大家问他为什么这次又一点都不吃？他说上次不知道是狗肉，吃起来很香，现在知道了，一想到狗什么都吃就吃不下去了。服务员马上向他解释：做菜用的狗，是和喂猪一样喂着的，不是像看家的狗到处跑，什么都吃，但溥仪还是不伸筷子，一大盘狗肉还是被我们吃得精光。

    从吉安乘汽车去井冈山，只要半天便到达。当汽车刚一进入井冈山区，溥仪看到许多高楼大厦的宾馆和招待所，便仿佛如有所悟地大声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过去我不太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去，而偏偏选择井冈山做革命根据地？原来这里有这么多的房子可以供红军使用。陪同我们去的地方领导马上向他解释，这些高楼大厦是解放后才修建起来，供中外宾客来参观时用的。过去这里只有几座平房，现在还完整地保留，明天你去看看就知道了。这一回答，使他还是有点糊涂，总认为红军和党中央都走了，纵有人来参观，也不需要建这么多房屋。地方领导同志也承认，当初修建时考虑不周到，房屋是建得多一点，很少能住满，因为交通还不便，乘汽车来总不是很多，而且在此参观的时间不太长，少建一点也可以周转过来，这一回答，十分得体。我们住到井冈山宾馆后，一问服务员，大部分房屋一年很少能用上几次。

    参观团成员大部分是国民党的将领，一上了井冈山，被热情迎到舒适的宾馆后，很多人都感慨万千地说，过去我们带了那么多装备精良的军队打都没有能打上来，今天却是坐了汽车上山而且还受到这么热情的接待，真不知该怎样说才好。溥杰听了马上说：“这不正是说明共产党人的心胸伟大，不念旧恶的崇高表现吗？” 溥仪也连连说：“杰二弟说得很对！杰二弟说得很对！”

    在井冈山烈士墓前，大家去行礼时，不少人是热泪盈眶，因为他们过去带兵攻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多少红军烈士和无辜人民牺牲在他们的手中啊！

    毛主席的茨坪故居前有一块大石头，介绍人说：过去毛主席常常一个人坐在这石头上考虑问题。溥仪听了马上跑过去抚摸起来，我们劝他也不妨去坐一下。他连连摇头：毛主席坐过的地方，只能瞻仰珍爱，怎敢和毛主席一样坐了上去呢！据介绍人说：到这里参观的人都要上去坐一坐，因为是石头，坐也不会坐坏的，但溥仪还是没有去坐。

    我们在参观纪念馆时，看到一条扁担，说明是朱总司令当年用来挑粮食的。溥仪抱着怀疑口吻问了一声：“这真是朱老总挑东西的扁担吗？” 答复是：一点没错，这是当年朱总司令常用来挑米的。溥仪竟天真地说了一声 “我在北京怎么没有看到和听到朱总司令挑米呢？” 宋希濂等马上向他解释：朱老总挑米是红军在井冈山与反动派斗争期间，生活很苦，山上产的粮食不够吃，要到外面去挑回来，朱老总是与士兵同甘苦惯了的，所以亲自参加挑米。解放后朱老总要管理国家大事，哪有时间再去挑米呢？溥仪听了还要问时，介绍人又指着旁边几个长形米袋说：当年朱老总有气力挑，毛主席等气力小的，也参加运米，是把米袋系在腰间驮回来，现在都在北京管全国大事，不需要再运米了。经过这些说明，溥仪完全明白，没有再问了。

    在井冈山举行座谈时，国民党这些将军们都是联系当年如何围攻井冈山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一向不爱说话，即算是发言，也只有简单讲几句的康泽，可能是受良心谴责，他居然作了一次相当长的发言，检讨他当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长时，他的几个别动队队员 （便衣特务） 被红军抓去镇压了，他后来抓到几位红军，便下令把这些烈士的胸口割开取出心脏来祭奠他那几个被镇压的别动队队员，使许多在场的人听了都毛骨悚然。政协领队一面表扬他联系实际联系到过去罪行说得很生动，同时也指出他对这一滔天罪行认识还不够深刻。溥仪一等散会，便追着问康泽，他是如何开膛破肚杀害红军的？康泽又恢复到和过去一样，不再作声。

    从井冈山返回吉安，仍在吉安过夜，因为到得很早，还有时间去附近农村人民公社参观一下。杜聿明一向对机械有兴趣，看到吉安农民使用水稻插秧机，这玩意儿当时北京还没有。杜聿明便站到田边，等插秧机驶过来好拍一张照片带回北京去，当他快门一按，只听见 “啪嗒” 一声，一团稀泥从插秧机轮子下直朝杜聿明头上飞去，因他正在低头看照相机镜头，没有注意，稀泥恰好打在他头上。溥杰和浩子也正在准备照相，看到杜聿明那副狼狈样子都笑得直不起腰来。我在旁边说了一句风凉话：“照相机一声 ‘咔嚓’，引来插秧机一声 ‘啪嗒’，非常合拍。” 溥仪一听，用力把我一推：“你还开心看人家的笑话……” 我一退，一只脚从田埂上踏到后面水田里，满腿满裤都是泥。杜聿明擦去头上的稀泥，朝着我说：“报应！报应！” 引得大家大笑一场。

    我们从南昌乘火车去长沙，湖南省政协派人从半路上便上车来迎接我们，还到每一车厢和我们打招呼，问我们在长沙或外县有什么亲友想见见，先登记一下，好早点通知来长沙相见，这种细致、周到、热情，是别处还没有过的。我便在餐车进餐时，故意说：“瞧瞧咱们湖南人的热情，真是百里外远道相迎，够可以的了！” 杜聿明一向爱和我开玩笑，说你在北京那么多年，按五年以上可以落籍，你早就不是湖南人了。溥仪也插嘴说：咱们都应算是北京人，不过老沈可以说老家是湖南。广东佬范汉杰忍不住插上一句：“我们都是中国人嘛，还分什么北京、湖南。” 在一片欢笑声中，火车徐徐驶入了长沙新火车站。

    湖南是我多年来做梦都想回来的地方，过去我总以为今生能回来的机会太少了，而今天终于回来了，青山依旧，面目全新。抗日战争期间，长沙被一把火烧得精光。胜利后，我回来时，站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对河的岳麓山，那一幅凄凉情景，记忆犹新。回想起来真令人不寒而栗，如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好一派繁荣景象。

    在长沙，我们住的宾馆是原湖南省统治者何键的公馆改建的，具有地方风格，一看就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童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啊！

    到了湖南，大家最大的心愿是去瞻仰毛主席的故居和刘少奇主席故居。4 月19日，天气晴和，是湖南春末夏初难得的好天气，平日这时候总是细雨纷纷，“黄梅时节家家雨”，好像只描写湖南气候一样。我们精神振奋地乘上两辆大客车先去宁乡花明楼看了一下刘少奇主席的故居，后转赴韶山，这条公路过去是泥石沙子铺的，现在全铺上了沥青。一转眼工夫，便到了韶山招待所。湖南省政协的领导原来安排我们到韶山先吃午饭，休息后再去参观。溥仪等刚刚喝了几口茶，就站起身来说：“我们先去瞻仰主席故居再回来吃饭。” 这一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都拍拍身上灰尘，站起来就往外走，这种迫不及待的焦急心情，使陪去的湖南政协领导都很惊异，也理解大家对伟大领袖的崇敬心情，便也同意先参观后吃饭，在主席故居参观时，毛主席诞生的那张木床，是用绳子拦着，不让人靠近，可是溥仪向陪同的干部提出，想去抚摸一下，以示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片敬意。故居管理人员同意了这一请求，刚把绳子移开，我们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在那张床上抚摸了一遍又一遍，久久不舍得离开。大家一想到这张床上当年诞生了中国人民的救星，就对它感到无比的亲切。后来看到毛主席当年用过的一些农具、家具，也都抚摸又抚摸。有人甚至用嘴去亲吻，这种对伟大领袖的崇敬与热爱行为，使在场看到的人都为之感动。

    20日上午，天气有点阴沉，但我们还是去了对河岳麓山游览，这是我童年常去的地方。我出生在湘潭，但却在长沙读书，所以这里我很熟悉。不过，我是第一次听介绍，毛主席青年时期常去爱晚亭，并和许多同学在附近草坪上过夜，溥仪等不少人也去草坪睡了一下，有人笑着说，毛主席过去睡过的地方有灵气，今天再去睡一下，也可以沾一点灵气。

    蔡锷

    嵯峨浩子带了一本毛主席诗词，在爱晚亭畔、橘子洲头，她一再念诵毛主席当年写下的诗词，因而引起大家很高的兴趣。

    在岳麓山上，我们拍照最多的地方是蔡锷先生的墓前。因为蔡先生的长公子蔡瑞是全国政协文史会的编辑，和我们是同事，大家轮流在墓前去拍照，准备回北京后可以送给他作纪念。此行的湖南人不少，所以对这位湖南杰出人物倍感尊敬。廖耀湘走到溥仪面前，大谈蔡锷在辛亥革命中的一些活动，溥仪立即补充说，蔡先生后来要推翻的不是我，而是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廖耀湘还想说下去，我便告诉溥仪，廖是湖南邵阳人，和蔡先生是小同乡，他自称邵阳先后出了两个英雄，一位是蔡锷，另一位是他自己，但谁也不承认……廖急了，正想和我争辩，溥仪笑笑说：今天我们廖老满头银发，也够英雄样子。又是在一阵笑声中结束了。

    我们住在长沙宾馆时，由于我是湖南人，点菜便挑湖南的特产名菜，想让外省人尝尝湖南风味，又因宾馆里的人比较熟悉，有天吃早饭时，不知谁把一张一毛钱的钞票掉在地上，爱开玩笑的范汉杰，便把它拾起来放在溥仪的座位面前，看到服务员走过来，还故意朝溥仪说：“你还给服务员拿什么小费？” 一位青年女服务员一听，马上厉声斥责：说这是侮辱服务员的人格，溥仪便一个劲地说不是他放的，而是别人从地上捡起来，放在他面前的。那个服务员却不听这些，还是唠叨不止。溥仪便从另一桌上把我拉过去说情。他认为我是湖南人，又常与宾馆负责人往来，可以解释解释，免得她再那样吵吵闹闹。我便走过去向她说明，请她不要生气，她还是满脸不高兴，我只好去找了餐厅经理来，才把她制止住。吃午饭时，溥仪紧紧靠着我坐，生怕那个服务员再来找他的麻烦，如果不是自己亲自所见，谁会相信这位末代皇帝竟是这么胆小怕事呢！

    在吃晚饭时，有不少熟人来看我。我的直系亲属虽没有一个在湖南，但过去一些熟人还有一些。我为了表达我重返故乡的一点感触，写了一首七绝：“半生作恶为封侯，今日归来愧更羞。堪慰家乡诸父老，当年逆子已回头。” 我写好交给身边的杜聿明看，请他替我改一下。他说写得不错，我们都可以在返回故乡时用得上。杜建时接过去一看，说谁都用得上不对！溥仪就用不上，他半生作恶是为封王称帝嘛。说到这里，菜饭都端上来，我就收起来没有让他们说下去。

    4 月 22 日，我们从长沙乘火车，美美地睡了一觉便到了武汉。第二天游东湖，在屈原的塑像和行吟阁前，拍照不少。大家对屈原都非常敬爱，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不知为什么，一提到屈原的爱国，我们都会把自己联系上去，互相谈论中，每人都有决心要在下半生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

    溥仪夫妇同杜聿明在武汉参观人民公社

    24日我们参观长江大桥，当时，这是在长江上我国建立的第一座大桥。负责人作完介绍后，还每人送一枚有大桥模型的纪念章。溥仪和许多人都想马上挂在身上。由于纪念章不大，后面的别针又小，怎么也挂不好，很多人都是请人挂上的，好像挂上后便有一种自豪感。在祖国第一条大江上有自己建筑起来的大铁桥，这是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

    湖北省和武汉市一些负责人介绍武汉三镇解放后的巨大变化时，还特别提到距武汉市不远的黄陂县滠口人民公社办得很好，准备让我们去参观一次。26日上午我们乘车前往。公社负责人很热情地欢迎我们，听完情况介绍便去地头参观。那里的庄稼的确长势喜人，满眼一派丰收在即的景象。当地干部和群众对溥仪兄弟倍感兴趣，走到哪里都有不少人追上来问长问短并请求和他合影。在公社午餐时，溥仪和杜聿明等都认为公社能做出那样好的饭菜来，说明群众的生活的确是提高了。临走前，我和省里陪去的一位干部在聊天，听到当地一位干部来向他发牢骚，说招待这样一群人还特地从武汉市去请名厨来做菜给他们吃，这种做法，群众的意见是很多的。省里那位干部耐心地向他解释，请他告诉群众，这些人出来是周总理关照过要好好招待的。因为他们愿意接受改造，愿跟共产党走是很不容易的。这些人将来对台工作都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那位干部才没有再说什么。回到武汉，我把公社干部的牢骚话悄悄告诉了杜聿明。他说，我们这次出来玩，如果不是周总理亲自安排，别人哪会这样热情接待我们。现在一般人的生活水平都不高，过多把钱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群众肯定有意见。他叫我多留心听听别人对我们有什么意见，我们知道后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否则容易翘尾巴会忘乎所以，就会无形中犯错误还不知道。我当时年纪比较轻，穿得又朴素，又爱参加一些事务方面的工作，所以许多人都把我看成是政协的工作人员，甚至有人问我：“哪人是溥仪？哪人是杜聿明？哪人是 《红岩》 中的大特务严醉？” （因 《红岩》 中写的一个特务严醉，有人说就是指我） 我对这些好奇的询问，有一套对付办法，先是报以一笑，然后反问一句：“你看他们当中谁像谁？”

    4月27日，我们又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从武汉回到了北京。50多天的参观游览，正如嵯峨浩子形容这一段 “神仙生活” 暂告结束。不但每人体重增加，而且行李比出发时多出了20多件，因为都带有不少土特产品，有的是按出产价或批发价买的，有些是地方政协送的，所以都比出发时多了些行李。溥杰夫妇更增加得多一些，因为浩子看到什么都感到新奇，当时我们都没有多少积蓄，但也拣便宜的买了不少。

    回到北京，正和我们初到江南一样，正是桃红柳绿的时节。伟大的祖国是多么可爱啊！每年的 “五一” 盛会，又等待着我们去参加了。

    周总理听到我们参观回来了，并且都平平安安，没有发生任何大小意外事件，非常高兴，又指示：让大家休息一下，再去西北参观。

    我回来后的一个任务，是为中国新闻社写一篇 “江南行”，小标题是——旅行日记，记述我们这些人去江南几省的旅游活动情况，然后分别在香港和国外几家华文报纸上刊登。因此，我比他们又多了一份不小的稿费收入。

    7月31日，全国政协又通知我们上次去江南参观的全体文史专员，8月2日到全国政协集合。张执一秘书长告诉我们，还是和上次一样，有家眷的带家眷，没家眷的带子侄。这次主要是去延安参观，顺道到西安、洛阳、郑州看看。不过政协的领队改由吴群敢担任，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都换了几位，我们则还是原班人马。

    8月4日，我们从北京乘软卧先去西安，住在西安当时最大的人民大厦。陕西省的负责人和我们见面介绍情况时，着重说明，中央这次让我们到西北参观，主要是到延安革命圣地看看当年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延安的艰苦斗争以及工作和生活情况，希望我们随时向陪同的人员去了解，并希望我们对陕西各个方面不足的地方，包括这次接待不周的地方多提意见。

    第二天早餐，几乎所有的人都闹了一个笑话。人民大厦为我们准备的早餐是羊肉汤泡馍，懂得吃这种早点的人，只有杜聿明和他夫人曹秀清。他俩是陕北米脂人，是吃惯了这种点心的，以为我们也会吃。等他看到我们把馍掰得很大一块就去泡羊肉汤时，已来不及纠正我们了。原来他们是把馍掰得碎碎的才用汤去泡，我们掰的都大，泡不透，很多人只吃几块就吃不下去。溥仪食量大，吃完了第一碗掰大块的，再学杜聿明掰得碎碎的又吃了一碗。中午他便吃不下饭，晚上也不想吃东西，一顿泡馍，把他撑饱了一天。

    在西安停了一天，去碑林参观，当领队宣布去参观碑林，许多家眷一听是去看石碑，都不感兴趣，只有浩子愿意同我们一道去，其余家眷都去逛市场，不去那个枯燥无味的地方。

    碑林是历代名书法家和帝王写的字，刻成碑立在那里和树林一样多，所以称为碑林。参观者是采用分散方式，自己寻找爱看什么看什么。到规定的时间便出来集合回去，溥杰夫妇是同进同出，溥仪一个人进去后，到集合时间没有见他出来，估计他可能找不到出来的路了，因里面弯弯曲曲，他又一向不认路的，所以陕西政协的工作人员便分途去找。总算在一个不惹人注意的地方见他正聚精会神地在抄一块碑文上的字，直到把全文抄完才肯出来。因为平日参观时，肚子一饿，就会觉得要回去吃饭，那天羊肉泡馍吃得太饱了不觉得饿，他也忘记了要准时集合回去。

    8月6日，我们从西安乘汽车去延安。那时公路不好走，尘土飞扬，过一条小河，没有桥梁，汽车得从河中间冲过去。稍一不慎走偏了陷在河中，汽车排气管一进水就抛锚，还得用别的汽车拖，不像现在这样方便。走到半路上休息，地方上一些负责人是热情极了，他们招待我们喝茶吃点小点心。许多人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便连忙放下不敢再喝，原来他们在茶里放的糖太多，甜得使人喝不下去。杜聿明连忙解释，这是用招待贵客的方式来招待我们，茶里一定得放糖，才表示恭敬。我们却真的喝不下去，弄得主人怪不好意思，赶快叫人把原来泡的茶倒掉，再泡一碗不放糖的。但还是把一大罐糖摆在桌上，随自己的意思去放。溥仪悄悄问我：南方人不是爱说 “吃不消”，这句话用到这里，再现实不过了。

    汽车一路很颠簸，大家不停地问陪同的人还有多远？他说：看到一座宝塔就快到了。可是我们看到宝塔后，又转几个弯，有时又看不到宝塔，好不容易总算到了延安。大家都感到有点疲乏。那时延安的招待所还是在半山坡上，住招待所还得爬一个小山坡，才能进房间而且很分散，大家都急于休息，直到吃晚饭才走出房来。

    当时去延安的交通虽然那么不方便，但去的人还是络绎不绝。全国及外国友人都想去看看这块革命圣地。据说去的客人，有时比城内的居民还多，所以延安人对外来的人渐渐不感兴趣，不论是什么国王、总统一类贵宾也好，白皮肤、黑皮肤、红皮肤也好，他们统统都见到过。据陪同的人告诉我，我们这个参观团，却引起他们很大兴趣和注意，主要是他们听说有末代皇帝和亲王，还有陕北老乡杜聿明夫妇，以及原在胡宗南部的高级将领范汉杰、罗历戎，也是延安人民所熟知的，外加一个 “严醉”，使延安群众破例来争着看这一群传奇式的人物。

    当我们第二天先去参观延安革命圣地最突出标志延安宝塔山的宝塔时，不少本地人和从外地去延安参观的人发现了我们，慢慢围了过来。“每事问” 的溥仪，看到宝塔门楣上 “俯仰红尘” 的匾额时，感到很诧异，他便问陪同我们去的向导，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延安七八年，为什么像这一类带封建迷信的东西还没有把它换掉？向导告诉他这是保存古迹，所以没有人去动过它，他还告诉溥仪，延安还保存了两座寺庙，到今天还有老太太老头儿们烧香磕头，因为是信仰自由，不能硬性去规定不让群众信佛。

    溥杰夫妇参观延安枣园

    我们在延安正式活动是去杨家岭和枣园瞻仰毛主席、任弼时等居住过的地方，党中央办公厅旧址、礼堂。当地群众争着为我们介绍当年毛主席自己开荒种地、周总理亲自纺纱等，以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包围，实行自力更生。不知是有意安排还是巧合，有位老大爷正在干家务活，听说我们在参观，他马上放下手中的活，用极其气愤的声音控诉当年八路军在外面打日本鬼子，而国民党则派军队包围攻打八路军后方根据地。这种做法，比日本鬼子更可恨！这些原国民党将领们听到这些，无不面红耳赤，特别是曾在胡宗南部的范汉杰与罗历戎，更是坐立不安。只有溥仪还一个劲地向那位老大爷问长问短。直到陪同去的向导宣布换地方，那位可敬的老大爷才把袖子挽起重新去干他的活。那次我们在延安的确受了一次深刻、现实的教育，所以在边参观边举行座谈会时，除了范汉杰、罗历戎联系了不少当年进犯边区的具体罪行外，其余的人也都从当时国民党既抗日又反共的政策谈到自己的许多思想问题。我最后发言，第一句话就使大家感到惊异，我说我这是第二次到延安。马上就有人追问我：是什么时候还来过？我说那是1947年，国民党派胡宗南率大军进犯延安后，我从南京到了延安，军统局派我的一个叫崔毓斌的学生，到延安担任稽查处长。毛人凤要我到延安，叫我当面指示崔毓斌，一定要好好配合胡宗南，设法把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延安附近的活动情况与所在地弄清楚，企图从根本上消灭共产党。因为胡宗南进犯延安之前，军统特务已侦察到毛主席和党中央都还在延安，估计胡部进犯延安后，毛主席等都走不多远，还是在延安附近地区，而且身边的部队不多，所以只要弄清确实地点，就可动用大量飞机，进行陆空配合夹攻……我的话还没说完，溥仪就急着问：“侦察到毛主席的下落没有？” 我说根本查不到，要找到那就麻烦了。我曾带着崔毓斌和两位熟悉延安附近地形的特务，坐在一架直升飞机上在附近侦察很久，也没有发现什么目标。崔在延安几个月中，也只抓到一些无法撤走的老弱病残人员，费了好大劲抓到一位劳动模范，他除见过毛主席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有位延安地区的领导同志便告诉我们，1947年3月间，国民党是陆空并进向延安进犯，国民党飞机对杨家岭等毛主席住过的地方猛烈轰炸、扫射。有一次，一颗重磅炸弹就落在毛主席办公的地方，把办公室的门窗都震坏了，毛主席还在从容不迫地看着地图。一位战士捡了一块炸弹片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习惯地爽朗笑了几声。接过炸弹片在手中掂了一下：“这很好，可以打两把菜刀。” 大家一听都禁不住笑了起来，一场紧张的座谈会，就在这样的笑声中宣布结束。

    散会出来，一位当地干部问我一声：“想不到您也来过肤施！” 这一句话又引起了溥仪的好奇心，他忙追问：延安为什么还有一个这样的怪名称？这位干部只好从头说起：很久以前，有一位很有道行的苦修僧，在山顶打坐，看到一只饿得快死的小鸟，他便把身上的皮肤撕下来喂它，结果鸟是活下来了，可他身上的皮肤却撕光了。后人为了纪念这位高僧，所以曾一度把延安改为肤施。溥仪听后更追问不停：这位高僧叫什么法号？他是坐在哪个山上？用什么办法能把皮肤撕下来？喂的是什么鸟……弄得那位干部也无法回答上来，只说这是传说，没有看到文字记载，溥仪还想问，领队大喊：“吃饭喽！” 才算解了这个围。

    当时由于去延安的人越来越多，延安原来的招待所虽一再扩充也不够用，所以只好按当时接待办法，规定一个简单原则：“先外后内”，“先贵宾后一般”。就是好房间先让给外宾和级别高的干部住，我们虽然级别不高，因为是总理亲自安排，加上过去地位也够高的，所以要站在统一战线角度，把我们也列为 “贵宾”。招待所当时还只有几套有卫生设备的好房间，全部腾出也不够分配，所以有些人就得住在窑洞里。政协领导原来是把溥仪、溥杰、杜聿明三对夫妇安排在有卫生设备的几套平房内，溥仪看到有些人住了窑洞，而且听说毛主席过去也爱住窑洞，便要求到窑洞去住，招待所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挑了一个设备好的窑洞让他住了。我去看他时，问他住窑洞有什么感觉？他的话匣子便打开了：他说过去听京戏，有不少是提到窑洞的：如平贵回窑、仁贵别窑……特别是说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他认为编这戏的人没有亲自住过窑洞、也没有认真研究过，而是想当然地以为窑一定是冬天很寒冷，所以称之为寒窑。今天我才知道，窑洞是冬暖夏凉，西北不少人是住窑洞，没亲自见过和住过窑洞的人，以为住窑洞是没有钱盖房子，或穷得盖不起房子才住……我们当中对京戏素有研究的杜建时，早在门口听到了这一议论，便走进来对溥仪加以反驳，他说京戏里说王宝钏是贫寒而不是指窑洞寒冷，溥仪仍坚持他的看法，认为窑不能与寒连在一起，说王宝钏贫穷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硬和窑扯在一起呢？西北有钱的人也住窑，为什么许多戏里不把他们住的窑称为富窑呢？他们两人为这个事争论不休。我对京戏研究不多，没有听到最后的结论便溜走了。

    我们在参观延安革命烈士纪念堂时，见到那里安葬的先烈中有叶挺将军，陪同的陕西政协一位领导同志问我：“叶挺将军被囚禁在军统时见到过没有？” 我说不但见过而且有过多次往来。杜聿明一听，马上要我介绍叶挺将军的情况，溥仪更希望我讲详细一点。我说这里不便多说，回招待所一定讲。参观刚回去，溥仪连脸都没有洗便走到我房中要我讲，我便把叶挺将军如何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而被俘，先囚禁在江西上饶，后来到广西桂林，是由我二哥沈默看守，他当时是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分会情报处的特务队长，最后才由我二哥送叶挺将军到重庆交由军统拘禁的。我曾到飞机场去接过叶挺将军，他胡子很长，说不获自由便不剃须。他手中还提了一盏在桂林囚禁时山洞中用的植物油灯。他开始受优待，住在军统局特务团长住的房子，因国民党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去见他时，想请他出任六战区副司令长官，被叶将军严词拒绝，说他率领的新四军是抗日部队，为什么要袭击他、俘虏他。他什么大官都不做，只要恢复他的新四军军长，让他仍率部抗日。陈诚一气之下便要戴笠把他改到白公馆囚禁。我当时是军统总务处长，为一些生活上的事我多次去见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从来不向我提出要什么。有次我好奇地问他：“军长将来出去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没有想到，他毫不犹豫答复我的一句话是：“我将来出去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请求党中央恢复我的党籍。” 他的语气是那样坚定有力，我不敢再深入问下去，只说：“那很好！那很好！” 因我问过不少的人，出狱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一般回答大都与家人见面和拍张照片做纪念，也有的说出去好好吃一顿饭等。而像叶将军这样回答还是第一次听到。从他回答中，我才知道他虽是率领由共产党组成的新四军，而他这个军长却是失掉党组织关系的人。我记得我把叶将军这句话去告诉戴笠时，他听了半晌说不出话来，好久才很懊丧地说：“共产党的可怕就在这些地方，他们的党性是那样强，我们怎能比得上。” 我的话音刚落，溥仪就急着问：叶将军得到自由后是不是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恢复党籍？我说是这样的，当时的 《新华日报》 曾刊登出他在出狱后向延安党中央请求恢复党籍与党中央批准他请求的报道。我很注意地读到过这一消息。溥仪连连说：真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共产党员。

    延安的夏天比北京凉爽得多，大家恍然大悟，为什么周总理要安排我们夏天来西北而春天去江南，真想得太周到了。

    我们离开延安前两天，忽然下起雨来。公路上那条小河涨了水，要等水落才能过汽车，政协领队用电话向北京报告后，中央立即决定派一架小飞机到延安，分两次把我们送到西安，因延安河边的机场只能降小型飞机。所以我们就没有再坐汽车了。

    西安这座历史名城，古迹名胜很多。我们上次经过时只参观过一次碑林，这次决定多停留几天，先在城内游览了兴庆公园，这是在唐代兴庆王府的旧址上改建的。当地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公园具有江南景色。我们这些不久刚从江南游览过的人，都不同意这个说法。溥仪心直口快，说这个公园顶多只能是略见一点点江南风味。

    第二天，我们便去临潼，到这里来主要是洗温泉浴。大家都想去杨贵妃洗过澡的 “贵妃池” 洗洗，好像那里还可以闻到一点贵妃的余香。其实当年杨贵妃洗澡的地方在哪里，至今也没有能确定下来。因为从唐明皇修建在骊山山麓的宫殿模拟图上可看出范围相当大，经过这么多年，现在被称为贵妃池的那个浴池，是否就是杨贵妃洗浴处，真是只有天知道！但不管是真是假，这个名称总是能够使人产生种种美好的想象。别的池较小，一次只能容两人洗，而贵妃池则一次可容五六人。溥仪争着要去贵妃池，领队的便叫我照顾他，因他摘下近视眼镜便看不清楚。这位仁兄的动作真可说是笨头笨脑，平日真亏了他夫人李淑贤的照料，否则真可随时出问题。我和他与杜聿明、廖耀湘等进浴池后，我已站到水中，他还在脱衣服，当他准备下浴池时，袜子还穿在脚上，我问他是不是习惯了洗澡要穿袜子，他才又走回去脱掉袜子。他急急忙忙走下浴池，便没站稳，差一点滑倒在水里。洗了一阵，他很风趣地说：“洗了这么久，也没闻出什么香味来。” 杜聿明听了便笑起来，杨贵妃离我们有1000多年，她留下的香气再浓，现在也没法能闻到。他正想再回答，一不留神，又滑了一跤，差一点撞到池边的大理石上。我真急了，不停地叫他留心，免得摔伤，他不怪自己笨，却埋怨温泉的水太滑了。我笑着说：“温泉水自古以来就是这么滑的。白居易早在1000多年前就警告过我们，只怪你自己善忘。” 他听了后居然很认真地问我：“白居易是怎样警告过我们，我怎么不知道呢？” 我说：他在有名的 《长恨歌》 中不是明明白白写过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华清池的水可见一直是这样的，所以你滑了两次。他听了也笑了起来，便小心翼翼地爬上去穿衣服。他刚把一件上衣穿上，就很诧异地问我：“怎么洗过温泉就会胖起来？难怪杨贵妃是胖子，原来是洗了温泉。赵飞燕那么瘦小，肯定是没有洗过温泉，所以不会肥。” 我一看，原来他错穿了别人的衣服，所以觉得小了。换回后，他才抚摸了一下刚才撞的地方，自言自语地说：“杨贵妃的余香一点也没有闻到，却差点摔伤了。”

    康泽 （左一）、范汉杰 （左二）、宋希濂 （左三）、宋夫人 （左四）、杨伯涛 （左六）、杨夫人 （左五） 在西安参观时合影 （1964年）

    在临潼参观后，我们又去半坡村，看原始人的生活，看到一些房屋遗址和陶罐，溥仪问个不停，几千年前的事，谁又能那样弄得一清二楚呢？

    回到西安，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参观时，那里的工作人员知道我去了，便提出许多他们还不够了解的过去特务迫害那里工作人员的情况。因他们只从一些材料中整理出一些东西，而没有直接的亲身经验，向参观的人作讲解时，对一些具体情况答不上来。我当时虽不主管西北的工作，但去过西安，也去七贤庄附近看过，当时负责那里指挥监视工作的特务，也曾向我汇报过一些情况，我有些还记得一点，便告诉几位讲解员，仅仅军统一个单位，派在附近的专职特务就有30多人。他们每人运用的 “细胞” “眼线” 就不知道有多少了。他们不是一天到晚站在那里，而是有的化装成小贩或摆摊设点，或化装成拉洋车的，或与电力公司联系常常借口查电表等去里面看看……总之，手腕耍绝，诡计用尽。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失败之处，就是没有办法打入并拉拢办事处的人。有几个漂亮女特务常在附近施展 “美人计” 也没有能成功。我所了解的还只是军统一个单位的特务，另外还有 “中统” 特务、宪兵特务、陕西地方的特务 （省与市的特务组织） 加起来就数以千计了。溥仪等听到后说：“老沈来这里当讲解员是比较合适的了。”

    杜聿明在参观完八路军办事处后回到宾馆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国民党为什么要杀害派在西安工作的黄埔一期同学宣侠父？” 溥仪一听又兴趣倍增，要我一定详细讲，我便告诉他们，宣侠父因为是共产党员，从延安派到西安搞统战工作。他利用黄埔一期的身份，和国民党军政界一些头面人物常有来往，特别是杨虎城将军的旧部与他关系密切。他曾组织不少爱国人士和热血青年去延安，还以八路军高级参谋身份向国民党有关当局去争取军械和给养的补充，因抗战开始，国共合作抗日时本规定要给八路军补充军械军需，但国民党不遵守协议，只在初期补充少许，以后不但不补充，还包围边区，封锁运往边区的物资。宣侠父为此事曾多次向当时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力争，不但无结果，蒋鼎文还与军统西北区长张毅夫勾结，将宣侠父同志秘密绑架到西安西南角用绳索勒死后投入一枯井内。惨案发生后，中共方面当然不答应，向蒋鼎文要人。因那天是蒋鼎文出面请宣烈士谈话，骗去后，即由军统绑架杀害的。最后是由蒋介石出面说宣侠父是他的学生，背叛了他，是由他下令杀害的。中共为了维护统一抗日，没有为此事与国民党闹翻，溥仪听完后，便气愤愤地说：“搞抗日运动的人要杀害，这究竟是站在什么人的立场，世界上还有什么公理可言！”

    从西安回来，是先去洛阳。洛阳可看的地方还很多，我们只选择了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等看了一下。在龙门石窟看到一尊很大的石佛，他有一条腿非常光亮，溥仪十分奇怪，便问陪同的人，为什么会这样？他介绍说：中国有句俗话：“闲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 就是指这只佛脚的。过去许多人平日并不来求神拜佛，遇有紧急事，走投无路时，便来此抱了这只佛脚苦苦哀求，请菩萨保佑。溥仪听后，十分关心地说：“这条常被人抱的腿和脚，比那边那只显得细小，如果再这样抱下去，总有一天会被磨得没有了。” 讲解员笑着说：“不用担心，那是解放前的事，现在人们有困难可以找各级党组织解决，不再到这里抱佛脚了。”

    参观白马寺时，方丈引我们到一间十分清静幽雅的会客室休息，大家感到很舒服。范汉杰开玩笑地说：有这样幽雅的地方可住，所以才会有许多人宁愿不要老婆孩子也要来出家当和尚。陪同我们的人悄悄告诉我们，和尚的生活非常清苦，除了日夜念经做功课外，还得砍柴挑水种菜……比一般人生活苦得多。所以现在庙里的和尚越来越少，愿意出家的人没有了。溥杰和夫人浩子，对洛阳桥附近的白居易墓很感兴趣，拍了不少照片。可能是白居易的诗做得太好，使人对他敬爱的关系吧！而杜聿明却对关林中关公庙和关羽墓十分注意。这里安葬的是关云长被杀后的头，身子是埋在湖北。杜聿明这位国民党的大将军，对汉代大将军身首异处，很感关切。他轻轻地拔掉长在墓上的几根野草，不用问，这也是一种崇敬死者的表现。

    离开洛阳到郑州，住在原来招待苏联专家的豪华招待所，里面有游泳池、网球场，最为突出的是这里不少厨师都是高手。他们听说我们住在那里，十分高兴，仅一顿早点，就做出十多道不同味道的东西。有位厨师告诉我，说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是吃遍天下口味，他们卖一份力，我们会领一份情，不像过去替俄国人做菜，再好也不懂得，只知道吃饱，因为我们来，他们才愿把拿手菜都做出来，请我们品尝。的确，几天中，我们没有吃过重样的菜和点心。他们真够卖力的了，所以临行前我特地到厨房去看望了他们，并邀请几位厨师到餐厅，由溥仪、溥杰、杜聿明、宋希濂四位向他们敬上一杯酒，以示感谢。等我再去厨房告别时，有两位厨师握着我的手，十分激动地说：我们做了半辈子菜，但像你们这样把我们当成朋友一样看待，向我们敬酒致谢，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尤其你们这些人过去地位那么高，既有皇帝、亲王还有大将军，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啊！我劝他们不要再向别人谈这些，现在的领导人也一样尊重你们的劳动，不过不一定要向你们敬酒。他们只是点了点头。在 “文革” 中，我曾多次听到从河南来的人告诉我，说这里的几位厨师因给战犯做菜特别卖力，曾接受过帝、王、将、相敬的酒，而遭受批斗。求求上帝：但愿这只是传闻而不是事实！

    溥仪夫妇在洛阳参观拖拉机厂 （1964年）

    在郑州参观连在一起的双塔时，郑州地方领导特地请了一位曾参加过 “二七” 大罢工的老人，向我们讲当年闹罢工，遭到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残酷镇压，屠杀了50多个工人，打伤300多人的惨案经过。我们听了都联系到过去镇压工人运动的罪行。临别，那位可敬的老人请求站在溥仪身边，和我们一道拍了一张照片。

    从郑州乘火车返回北京后不久，我们又参加了国庆十五周年的庆祝活动。自1962年开始，溥仪、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等人，每逢 “五一” “十一” 都参加了头天晚上的国宴，其余的专员则轮流参加，而他们几位是固定的，但这两天的游行观礼，则是全体专员都被邀请参加，我们站的地方是天安门下、金水桥南边一条长的水泥观礼台上。

    1964年11月下旬，有天，我们正在专员室埋头干各人的工作，申伯纯轻轻地走进来，叫溥仪、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六人跟他一道出去。约半小时后，他们回来了，个个都是满面春风。急性子周振强忙问：“找你们有什么好事？” 溥仪只是笑而不答，杜聿明则说：“以后就会知道，现在还不便说。” 过了约一个多月，1965 年1 月间，报上便公布了溥仪等六人被特邀为全国政协第五届政协委员。我们便向他们六人道贺。溥仪很激动地说：“真没想到党竟这样厚待我们。” 廖耀湘更高兴得情不自禁地说：“从今以后，我们也能参政议政了，我一定好好地尽心尽力干，才对得起党。” 杜聿明等也都表示，党如此重用我们，我们也要尽力报答党的深恩厚德。

    毛泽东与溥仪在一起 （1962年）

    1965年1月起溥仪等六人的工资由100元增加为200元。

    溥仪当上全国政协委员后，毛主席曾单独接见了他，招待他吃过一顿饭，并和他一道照了一张相。溥仪很珍惜这张六寸黑白照片，特制了一个相框，把它悬挂在客厅里。1963年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接见我们的那张照片，也挂在毛主席照片旁边。

    我们去他家时，一般不在会客室休息，总爱到他家靠近会客室的书房去聊天。他在一张大的写字桌上，摆了不少别人送他的小古董玩器。当时不但一些旧军政要人、知名人士爱与他往来，就是新一代头面人物也常设法和他接近，郭沫若先生和他在政协礼堂照了相以后，逢人便说：“这个人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朋友，从他身上再也看不出半点皇帝味，和他相处在一起，会使人感到轻松。” 周总理更是多次接见他两兄弟和他们在京的家属，他叔叔载涛在接见时都作陪。由于这些原因，政协一些工作人员对专员们也逐渐另眼相看了。

    溥仪在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后的一年多时间中，是他特赦后最好的一段时间。

    见我走过去，他便拉着我的手，泪水不断流出来。我强忍着心头的悲痛，劝他不要难过。我还想和他讲几句，一只冰凉的手，伸进了我的后衣领内……

    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的序幕徐徐拉开，是由1965年夏天 《海瑞罢官》 开始的。最初，我们还认为这是一场认识问题，还没有提到阶级斗争上，但越批越深入，我们也把自己的看法说了出来。专员们学习一些文件之后，对 “清官”“贪官” 的看法有过一些争论。我的日记中有过这样一段，我在讨论时说过：“我过去一直认为清官比贪官好。老百姓少吃一些苦。现在认为清官与贪官一样，都不是好东西。” 其实这是违心之言，因批海瑞这个清官，不能不说清官贪官一样坏。溥仪听了我的话，他没有按照他写的发言稿发言，而是深入一层说：“清官是帮反动统治者的忙，使反动统治不被人民推倒，延长了反动统治，实际上清官比贪官更坏。” 廖耀湘则认为历史上并没有真正的清官，一些所谓清官者，是他们的学生或亲友捧出来的，以一件小事为例而把他们抬到清官的位置上。那次领导我们学习的是刚派到政协文史会任副主任不久的沈德纯，他听了我和溥仪的发言后，认为我们认识都不够，他同意廖耀湘说的没有真正的清官。过去一些所谓清官者，都是皇帝封赐的。我们正在扯清官贪官的时候，一场疾风暴雨的前奏曲开始了。政协发给我们的文件是要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三家村》。我们这些自认平日敢暴露思想比溥仪会联系实际的人，则一反常态，跟着文件上的话说一顿，只有溥仪一人毫不顾忌，真可谓大胆直言。当大家昧着良心和文件上一样说廖沫沙是如何如何反党时，溥仪竟大声说：“不能批判廖沫沙，他是个好人！” 因为第一、二批特赦人员留在北京的，都是由廖沫沙领导我们学习，当时他是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他和我们接触时，总是鼓励我们在后半生中，要尽心尽力多做对党对人民有利的事，所以溥仪认为像这样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人，怎么可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头子呢？

    我们当时虽也感到批判廖沫沙很不应该，也不理解为什么会把他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与邓拓连在一道去批？仅仅写了几篇文章就指为黑帮头子，我们都写过不少文章，是否也会有天要挨批挨斗呢？这些久闯江湖的战犯们，是懂得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不愿吃眼前亏的。明知文件上那些东西是牵强附会有意将罪名硬加在廖沫沙的头上的，但也只得言不由衷地说几句。溥仪却总是气冲冲地在一旁板着脸孔，用轻蔑的眼光看这些人发言，虽然我们照着文件上的话都说过了，但政协有位 “左” 得太不可爱、不大又不小的一位领导，有天特地跑到专员室，双手叉腰趾高气扬地指着我们：“你们这些人都是廖沫沙手下的残兵败将，你们跟随廖沫沙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头子那么些年，你们这次一定要同他划清思想界限，明天起，由你们来揭露廖沫沙的罪行，今天回去好好准备一下，明天我要亲自来听你们的发言，搜集你们的揭发材料，这是你们立功的好机会。” 这真是有点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们特赦后，廖沫沙是以统战部长身份指导我们学习，而且也只在学习时讲几句话就走了，以后由民政局派殷兆玉领导我们，连他住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办公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能揭露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和什么秘密活动呢？不过这些老于世故的 “残兵败将”，也还是有一套对付的办法。第二天，那位 “左棒” （这是我们背后送给他们的绰号 “左棒子”）还没有到来之前，溥仪便急不可待地问我们：“你们能揭发廖沫沙什么罪行，可不能乱编瞎说诬陷好人，到头来是会害人又害己。” 大家只是笑一笑说：“你放心吧！我们不会搞罪上加罪的！” 其实我们当晚便碰头商量了一下，如何来对付这种人。

    9点整，这位 “左棒” 按时到场，一分不差，以表示他是如何遵守时间。我记不清我们中是推谁发言。他一落座，便向四周横扫一眼，再咳一声壮了壮胆。他可能估计过，在这些人面前不耍耍威风是压不住场面的，所以他讲话几乎是一字一句，生怕说错，我们这些脑子不简单的人，会反过来抓他的尾巴。“你们反省出廖沫沙有多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他曾指示过你们干了哪些罪恶活动？要全部无保留老老实实交代出来，党的政策你们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交代同罪！” 大家听了都暗地里几乎笑出声来，心想，你这一套吓得住我们吗？到今天，我还打心眼里佩服带头发言的两位真正可爱的专员，他们也是轻轻先咳一声，清一清喉咙，还用极为严肃的口吻说：“我们揭发廖沫沙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这些是文件上还没有能提到的罪恶事实。” 于是圈子绕了一圈又一圈，帽子扣了一顶又一顶，连这位紧握圆珠笔准备亲自记录下来、好去立大功的朋友，都听得不耐烦了，便把手一摆，发言的人才言归正传：“在全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连敬爱的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都节衣缩食、与群众同甘共苦，廖沫沙居然利用手中职权……” 这句话刚一出口，“左棒” 便既高兴又紧张，忙提醒一句：“利用手中职权干了什么罪行要具体讲！” 他一面站起来走到发言人面前，那种兴奋精神，就像长白山的参农在老林中发现了野山人参一样，准备大挖大掘一番。他一面打开笔记本，盯着那位可爱的专员：“廖沫沙利用手中职权，于了哪些反党活动要具体说清楚，这就是立新功。” 那副急不可待的样子真太可笑了。他的话音刚落，只听到一句 “他经常利用职权上饭店大吃大喝”。我都忍不住要笑出来，他却还认为可以进一步挖挖：“在吃喝时，具体谈过了什么政治活动等？” “谈的都是什么菜不如过去丰富，为什么这些菜的味道不如过去等。” 他听了竟大吼一声：“不要说这些，要讲具体罪行！” “用人民的血汗钱来招待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就是罪上加罪！” 在一连串 “不够！不够！” 声中，大家都沉默下来，他真太失望了，又像狗急跳墙一样大吼大叫：“要你们揭发廖沫沙反党反人民的具体罪行，谁叫你们说这些鸡毛蒜皮的事！” 停了一会儿，大家还是不作声，爱抽烟的便自己拿出烟来慢慢地抽，谁也不送他一支。他四周环顾之后，一下指着记不起是范汉杰还是杜聿明，“你好好想想，补充揭发一点具体罪行！”“廖沫沙还腐蚀过我们，经常请我们看京戏和电影等。” 又是一阵沉默，这位 “左棒” 知道打也打不出什么廖沫沙具体罪行来，最后又来回扫视，不知怎的，一下看中了坐在一旁闭着眼的溥仪：“你们一家子经常与廖沫沙打交道，你要好好揭发一下。” 溥仪一听，马上站了起来，用手在头上乱摸，不知如何是好。“左棒”才显出了一点人情味，也许是想鼓励一下溥仪吧：“你坐下好好讲。” 溥仪停了好一会儿才说：“廖沫沙曾一再对我说，‘你可以好好研究清史，你有优越条件，别人都不如你！我认为他这一番话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是相反的，他这是叫我搞 ‘成名成家’ 不是为人民服务。” 我当时真打心眼里佩服我们的溥大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他能这样应付自如，这位 “左棒” 还是不满意，认为我们都没有认真揭发廖沫沙，只好站起来准备走，刚要迈步，又反转来向我们恶狠狠地、用嘶哑的声音指着我们说：“你们不好好认真交代廖沫沙的罪行，有你们好受的！” 我们这些经过 “杀头关” “坐牢关” 的人，还怕什么好受不好受的，听了他的话，都一声不吭。等他走远了，溥仪似乎松了一口气：“你们真会恶作剧，我也受了你们的启发才能应付过关。” 杜聿明故意装出一副正经严肃的样子，“这叫‘老实交代’ 哪是 ‘应付过关’，以后说话要注意分寸。” 他的话一出口，大家都忍不住了，在一阵轻轻的笑声中结束了这一场闹剧。

    又过了一星期，有天我们正在看新发下来的揭发和批判 《三家村》 的一些文件。溥仪迟来一步，他一进专员室的门，就连哭带骂地说：“我在路上看到廖部长被人捆绑在卡车上游行，我真想把他从车上扶下来，替他解开捆绑的东西。但车开得快，我跟不上，我只能叫几声……” 他的话尚未说完，眼泪流了出来。此时此刻，我们所有专员，无不深感溥大哥为人的正直和勇气，都对他肃然起敬。这时，王耀武只好以学习小组长的身份站起来，劝他不要太激动，要相信党和政府。这次批判 “三家村” 一定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重要原因，要相信文件上指出他们的罪行，不会是没有根据的，溥仪听了一个劲地说：“那两位我们不清楚，廖部长和我接触那么久，能像文件上说的那样吗？你们相信，我就是不相信。”这在当时敢说这话的恐怕全国也没有几个人啊！

    1966年夏天，中央统战部和政协一些负责人，已看出这场风暴迟早会要吹到自己身上来，不如自己先来个 “洗脸洗澡”，便自动提出，每星期二上午参加一次体力劳动。这自然是一种表态，以示愿意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了。内心里究竟做怎样的准备，彼此都是心照不宣。

    政协领导自动请求参加体力劳动的消息。立即传到了我们的耳中。这些老于世故的专员们，一看当时的形势，也深感有此必要，便由溥仪、杜聿明、宋希濂出面，向政协领导请求，也让全体专员们都一同去参加每星期二的半天劳动。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还是政协委员，听到这一消息也要求参加。当时请求办别的事是不容易得到批准的，请求参加劳动，谁也不会不同意。于是每星期二上午七点多钟，一大串老、弱、病人便集合到西安门北京低压电器厂大门外排队等候去劳动，等工厂上班的工人都进去了，电厂才派一两名领班的把我们带进工厂去。

    溥仪参加劳动

    我们是在临时腾出来的一个中型车间工作，只是做点轻微得不能再轻微的活。把安装在电器板上的螺丝，每一个再拧紧，拧到拧不动就行了。还有的是把螺丝和螺母一副一副配好，再加上一个垫圈，放在一个有小格的盘子里。就这种劳动，溥仪和班禅都闹出过不少的笑话。不知工厂是有意还是无意巧合，他们把这两位安排在同一工作台上，面对面工作。先是做拧螺丝的活，这两位一个是过去皇帝，一个是大活佛，都是从小就有大批人侍候惯了的，今天能放下架子自动去参加体力劳动，这可说是从前谁也想不到的事。正因为如此，这两位干起活来的笨劲，直到现在，我一想起还要笑痛肚皮。大家坐下后，领班的一位女同志便宣布：“摆在各人面前的活，是用改锥把电器上的螺丝一个一个拧紧就行了。拧完一板检查一下，看有没有遗漏或拧得不紧的，再拧第二板，要求是每个都拧紧。” 他们两人先是互相看看对方如何拧，自己再动手，两人看了一会儿，对方都不先动手，就回头去看别人如何干，自己也拿起改锥一转，只听到叮当一声，改锥和一套螺丝从溥仪手中滑到地上。杜聿明赶忙过去，告诉他们如何拿改锥怎样拧才能把螺丝拧紧。他们点了点头，表示懂得了。当天杜聿明是和我同坐一个工作台，一会儿只见溥仪匆匆走过来问杜聿明：“你告诉我拧螺丝的方向我记错了，是朝南还是朝北？” 此话一出引起全车间笑成一片，连正在经过车间的一些职工听了也笑得直不起腰来。杜聿明忍住笑，又耐心告诉他：拧螺丝不是走马路，要分东西南北，要拧紧是用改锥朝自己身上这边拧，也就是顺时针方向，拧松就向外逆时针方向拧。溥仪这回算明白了，回去还告诉班禅。过一会儿班禅又来问杜聿明：“我右手有点酸痛，左手拧行不行？” 杜聿明又告诉他左手拧容易弄反方向要注意。班禅刚问完，领班的那位女同志走了过来，要溥仪和班禅不要再拧螺丝而改装配螺母的工作，这比拧螺丝更简单。有时没有螺母配了，就让他们把一些纸板塞在装电器的木箱里，塞得不会动摇就行了。这些给他们干了一段时间还算干得不错了。

    当时虽是在暴风骤雨的前夜，阶级划分还不像后来那么严，所以全厂职工对我们去义务劳动还很欢迎，也都是笑脸迎送。开始他们背地里叫这两个人是 “宝一对”，说他们都是 “特别笨”。两三个月以后，对他俩的评价是 “还可以”。

    正当我们以为这样符合了列宁提出每周参加一次义务劳动的精神，也符合“四人帮” 刚喊出的 “与工农兵相结合”，我们也自认 “结合” 了，谁料到在我们最后去参加劳动时，竟被一群红卫兵赶了回来。他们指责我们是 “逃避阶级斗争”，企图把工厂当成 “防空洞”。我们一听这腔调，知道后面还将有让我们好受的在等待我们，那也只好硬着头皮去等待。

    1966年6月16日，政协一位领导人突然来到专员办公室，叫我们十多人都随他一道去政协会议室。我们刚一坐下，他就郑重其事地宣布：“所有文史专员（连同六位委员） 可以和政协机关职工一起参加 ‘文化大革命’！” 此语一出，真使我们受宠若惊，彼此都相互以眼神交流一下，以表示心头的高兴。我们居然也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不该高兴得太早了一点。他讲完这句话后，便打开他自带的装有茶水的瓶子，慢腾腾地呷了一口，润了润喉咙，又继续说：“文史领导人申伯纯，因群众对他主持下发行的 《文史资料选辑》 意见很多，揭露出不少很严重问题。所以申伯纯要回避，不能让他参加这场大革命。” 一听这话，我们刚才那一股子高兴劲儿，都抛到半天空去了。受宠若惊立即变成诚惶诚恐。因为 《文史资料选辑》 如果有严重问题，那我们这些写文章在 “选辑” 上发表过的人，能无问题吗？我们的想法还没完，这位领导人又慢慢地呷了一口茶：“文史办公室编辑王某应停职反省，交代问题。” 这句话更加重了我们的负担，连不写文章的编辑都有问题，我们这些经常提供史料文章的人能无问题吗？我们听了都不作一声，还以为他要继续指出我们写的资料中，哪一篇，某某人有问题。结果他把茶杯盖好，很得意地样儿说了一声：“以后有事再找你们，先回去吧！”

    我们都耷拉着脑袋从会议室出来，慢慢地走回专员室。溥仪口渴想喝茶，正拿起热水瓶往茶杯倒开水。没想到政协机关几个工作人员跟着走了进来，平日他们来时总是先喊一声 “溥老！” “杜老！” 今天却一改常态，一进来面孔都那么严肃，几乎是用命令一样的口吻：“从明天起，你们不能再办公，专心学习发下的文件。” 说完还怕我们听不清楚似的，又提高嗓门，加重语气问我们一声：“听清楚了没有？” 我们这些见过无数大风大浪的人，什么严峻场面没有见过，虽然还不知道 “文化大革命” 的厉害，但都存着事已到此，怕也无用的心理，所以都满不在乎，只是似答非答从牙缝中挤出三个字：“听懂了！” 接着他们便拿出已准备好的几张封条先封了几个装满档案的档案柜，又叫我们把抽斗内不管看过还是没看过的稿件全部拿出来，集中到一个较空的档案柜内封了起来。临走，又是用命令式口吻再说一声：“从此以后，不准你们再动这些东西，只准你们好好学习文件！”

    从那以后，我们还是按时去上班，学习每天发下的各种文件。7 月6 日，又有两名机关干部走来，喊我们马上去礼堂三楼，参加批判斗争申伯纯的大会。我和溥仪、周振强先走进去，看到后排还有空位，便想坐下去。只见坐在主席台上一位小不点的女干部，阴阳怪气地叫了一声：“你们都给我坐在这边！” 她边叫边用手一指，原来专为我们安排了两排座位在主席台右边，这大概是不能和他们这些 “造反派” 坐在一道的关系吧！文史会负责人申伯纯满头大汗，站在我们面前靠近主席台的右边。我这才弄清，这种庄严场合，位置是非常显明，左边是革命的，右边呢，就是革命的对象。所以那位主持这场批斗会的女干部，也是坐在主席台左边，右边空着也不坐中间，怕左右不分的关系吧！我们十多人到齐以后，那位女干部是用一种既无常识又十分傲慢的口吻，问站在台下的申老，每问一句，还要加上一两句讽刺话。我们见到不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哪见过这样不伦不类的干部，她总要把申老问得回答不上来，才用一种轻蔑的口吻叫上一声：“挂起来！” 再又提出新的问题，申老稍加解释，她便带头大喊：“不老实！” “不坦白！” 下面便跟着她喊。她批斗申老时，指出申老的罪行，是利用过去旧社会残渣余孽，在 “文史选辑” 上写文章，企图推翻红色社会主义江山。把问题抬得这样高，高到不可想象的程度，叫申老如何能答复呢？她除了左一个 “挂起来”，右一个 “不老实” 外，还要加上喊几句当时很流行的口号。我们坐在一旁一声不吭，她便把手向我们一指，恶狠狠地冲着我们：“你们怎么不喊？是同情他吗？”我们也只好跟着她喊一下，有时大家只把嘴巴张得大大的而不出声。我坐在中间，几乎听不到旁边有什么喊声，她只看到大家嘴巴动，也就满足了。

    申老一共被那位平日在政协机关中很不起眼的女干部一连批斗了三天，我们也陪着斗了三天，回来还叫我们座谈，座谈我们倒不怕，反正给自己扣帽子。从写的资料中去随便找几顶就行了。有天我把我写的 《我所知道的戴笠》 这篇连周总理看过都称赞过的资料拿出来批。我自己承认曾借写史料宣传封建迷信，写戴笠乘飞机撞死在江宁县板桥镇的戴山，这是暗示 “大将犯地名”；说戴山下面恰好有一个戴家庙，更是在有意识散布封建迷信的毒素。坐在一旁听我们发言的干部，估计他根本没有看过我写的那篇十多万字，刊在 《文史资料选辑》 二十二辑上的文章，只好提一个什么时候都用得上的意见：“挖出了问题，但批判得不深不透！” 他这一句话提醒了我，帽子戴得应当更大一点才行。因为光说宣传封建迷信，这顶帽子是太小了，我便来一个：“我借写史料，表面上看是搞封建迷信宣传，真实的目的是想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红色江山。” 他听了点点头，表示还可以，但还得更深挖才能有新的认识。我听了真是暗自好笑，如果他不在场，我真会大笑几声。我写了一个 “戴山”，居然有力量能推翻 “红色江山”，真扯得太没有边了。谁料这样还可以过关呢？

    溥仪一看这势头，也吓了一跳，他悄悄问我，《我的前半生》 中，要找什么地方来给自己扣帽子？我说你这本书不但周总理和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看过都赞扬写得好，连许多外国人都说好，如果他们不指出什么具体问题要你检讨，你就不必去自找麻烦。溥仪听了后，仍担心迟早要轮到他头上，也做好批判自己的准备。有天下午，我们还认真座谈，相互帮助找大帽子来戴的时候，几个 “革命造反派” 冲进 （不是走进） 我们办公室，公然以命令形式宣布：自即日起，解散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亲自成立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周总理亲自安排在文史会担任专员工作的十多人，一律免职，即日起停止学习。不管老、弱、病、残，都得从事体力劳动。周总理亲自决定的专员们的工资，委员每月200元，专员100元，都要从9月起减发30%。即委员140元，专员70元。并一再声称：这一 “命令” 限在三天内执行，不准延误！这群人连总理都不放在眼里，真不知是什么人在指使他们。我们听着他们说，都一声不吭。他们宣布后也没有再问一声，便匆匆走了。

    由于我们在思想上早有各种最坏的准备，所以对这一 “命令” 既不害怕，也不感到突然，估计迟早会有我们好受的。所以在分手时，只相对苦笑一下。我怕溥仪产生反感而发牢骚，便轻轻把他拉到一旁劝他忍耐一下。他的正义感和直率都比我们强，我担心他容易出问题，所以我说：“这种情况周总理肯定不知道，他老人家如晓得，绝不会准许他们这样胡来！” 溥仪点点头，仍气愤愤地说：“我也相信总理不知道，他们是背着总理乱来！”

    8 月 25 日一大早，我们都比平日上班还提前半小时到达政协机关大院内，等候分配我们的劳动工作。这些无法无天的 “造反派”，头几天就把这座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顺承王府屋脊上许多陶质装饰物，作为 “四旧” 砸得满地都是。几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造反派，有的是什么游击队员之子，有的是红军老干部之孙，还有八路军战士之侄……总之，都是出身顶好的小干部、司机、勤杂工，平日不是坐办公室的，现在好像政协是他们在当家，所以周总理亲自决定的问题，他们根本无法从文字上去理解，只凭着出身好，就准备坐天下。平日他们和我们都挺熟，常到我们家去装卸冬天用的火炉，为我们办公室干些我们干不动的活，或开车接送我们。这一天，个个都板着脸孔，像连排长对待新兵一样，指挥我们干这干那，还让康泽去推那辆装满碎瓦砖石的手推车。康泽不用说推，连试几下拿都拿不起来，我便走过去，对平日常向我要点侨汇券的一个红卫兵说：我愿替康泽推车，让他扫扫地行不行？因他一向身体不好，又是带病来的……没想到那红卫兵把眼一瞪，好像过去不认识我：“你算老几？敢为他说情。我们昨天就决定了，要让这特务头子吃点苦头。” （康泽在国民党中，曾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齐名。）一听这话，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他们在宣布让我们劳动时，连什么人干什么都先研究过。我只好说：康泽一个人实在是推不动，推倒了撒得满地，还得收拾，我帮帮他一道推比较好，这才算是看在我过去给过他不少侨汇券 （当时从国外汇钱来，都按汇款比率发给粮票、布票、油票……） 才勉强同意我帮康泽推车。他们对溥仪、溥杰、杜聿明、宋希濂四人分配的劳动还算照顾，都比较轻，由于政协大院自大搞 “革命” 后，勤杂工都成了领导干部，早不干收拾清洁的工作，有了我们这一撮半劳力勤勤恳恳地干了几天，便打扫得干干净净，连厕所也弄得比这些自封的 “领导” 过去打扫时打扫得清洁。溥杰还用他那一手柳叶体的好字，给厕所写上牌子。他们一看，这些估计不会肯听他们指挥的人，居然能那样听话，便进一步要求，连政协大院及各处花草树木都归我们来管理，我们也欣然接受，从勤杂工兼任了花木工。杜聿明对这些更有兴趣，他为了想给花卉施点热肥，每天一大早便到附近马路去拾马粪。这位大将军的架子够放得下的了。当时马车运输在北京市内一早一晚还是不可少的交通工具，马路上拉的马驴粪不少。杜聿明一上班，就拎着一个粪筐，到门外马路上去拾马粪，当时政协有一位造反派的头头，算是懂得统战政策，而且有相当文化，他曾背着我们，指示监督我们劳动的红卫兵，对我们只准骂，不准打，因为怕周总理知道无法交代，所以我们少受了些皮肉之苦。有天他提早上班，看到杜聿明穿着破烂衣服在大门外马路上拾马粪，立即要杜聿明回去，并当着我们向监督我们劳动的几个红卫兵质问：“谁让杜聿明去大门外拾马粪的？” 他们一看他怒容满面，都不敢回答。我想指挥我们劳动的这些 “领导”，还是有人能管他们。杜聿明看他们不回答，立即自己走过去，说拾马粪积肥是他自己主动去的。这位头头才说：“你们知不知道？杜是世界有名的科学家杨振宁的岳父，杨来北京，都由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如果让外国记者拍下一张杜在马路上拾马粪的照片发表在外国报刊上，杨振宁见了来问毛主席、周总理，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自那次以后，监督我们劳动的几个红卫兵态度也变了千分之零点几，他们虽从不看报，总算知道这些人还有亲戚在国外，而国外的亲戚回来毛主席、周总理都接见，对我们整天板起的面孔也降下了几公分。最难得而至今仍令我们感激的是那位头头，还常常走出办公室到我们劳动的地方看看我们，有几次监督我们的红卫兵不在场，他走到我们身边还轻轻说一声：“注意身体！” 在那种年月里，这简单的四个字，我们听了都感激异常。因为他毕竟还把我们当人来看待啊！有次，政协隔壁大院评剧院一些造反派，把评剧院一些领导干部也送到政协大院内来参加劳动。溥仪看到新凤霞也和我们一道在劈厨房用的木柴，休息时他请新凤霞为我们唱两句解解闷，新凤霞也愿哼一下。她刚唱出“巧儿我……” 监工的红卫兵回来了，责问：“这是谁让你唱的？” 溥仪正想挺身出来承认，新凤霞答得更快：“我看他们都累了，唱几句给他们解乏。” 一声 “不准唱”，溥仪算是放下了包袱。

    左起：康泽、沈醉、王耀武、王耀武之侄

    溥仪在温室劳动

    自从评剧院几位女领导也来政协和我们一道参加劳动后，让我们长了一些常识。过去我们虽然干过农活，但对做厨房的活却毫无经验，我们劈木柴总是一手拿砍刀或小斧子，一手拿着木柴，让刀斧跟着我们的手上下去劈，几次都差点把指头都劈掉了。监工的红卫兵从不告诉我们应如何劳动，而是在一旁看我们出事才高兴呢。新凤霞她们来了后，才告诉我们一个安全劈柴法，是左手拿一根长点的木头或竹棍一类东西，按住要被劈的木柴上边，不让它倒了，右手照准木柴劈去，这样又安全又省力。我们都为得到这种劈柴法而感到有了安全感，使看我们出事故的红卫兵都失望了。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些人的笔下，会揭露他们的丑恶面目，使之遗臭几十年啊！

    可能是因为政协内部几个造反组织之间相互斗争，经常发生 “夺印”、抢档案，弄得丑态百出，彼此揭发对方在工作上、生活上许多丑事的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怕我们看到，才决定要我们暂时停止劳动而回家去好好学习。我们才如释重负地各自回家，但去领工资还是一大苦事，我便主动替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董益三等人领工资，挨打挨骂只是一个人承担，当然我有一套对付他们的办法。我清楚地记着，9月29日星期四，是农历中秋佳节，那天一早，我就想到，虽然破四旧不过中秋，不吃月饼，但饭还得吃。当时我们除溥杰外，都靠工资过活，所以早上9点左右，我便骑车去政协领工资。一进门，几个红卫兵便像庙里的四大金刚一样，横眉怒目看着我。我锁好自行车，便在地上拾起一把笤帚扫地，从大门口一直扫到西边男厕所，有几个红卫兵跟在我后面看，我进厕所又把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并用扫把把窗门铁纱上的灰尘用力敲打，站在门外的几个红卫兵受不了那一股股的灰尘，掩鼻走了。我又从厕所一直扫地扫到会计室门口。领工资时，他们一向不为难我，只要我提出代谁领，他们就把工资袋找出来由我签名写一个 “代” 字，把工资交给我。没想到那天去领工资时，真出我意料，他们说：接到上级命令 （我听了真欣慰，他们居然还有 “上级” 能 “命令”他们），你们的工资，从本月份起不再扣发，已扣发的是否补发，还在请示中。我连忙说，以后不扣就行了，扣去的不必再补发了。他们还是说等请示后再说，我领了工资先给杜聿明送去。一路上，我猜不出，今天还有人会照顾我们。到了杜家，宋希濂、郑庭笈听到都十分惊喜。我又把唐生明的送去，并告诉他，本月起我们的工资不再减发，唐不是专员，也不是特教人员，他是起义将领、政协委员，每月工资240元，没有扣他的。他听到后，便告诉我们，前几天便听人说：周总理知道这件事很生气，不但不准他们再扣，还要他们把扣的补发。大家一听，都异常激动，几十元事小，而在那个时候，有人能如此关怀我们，真太难得了。尤其是日理万机，自身的日子也不好过的周总理，还为这种小事操心，我们怎会不感动？

    当我送工资给董益三后，转一个弯便到溥仪家。他夫人还没有去领工资，我便先把这一情况告诉他们。溥仪已生病躺在床上，他听到后竟激动得流出眼泪来，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周总理对我们真是太好了！”

    溥仪生病后，我常和妻子杜雪洁去看望他。我妻子和溥仪夫人都是搞医务工作的，她两人也谈得很投机。好几年前，董益三在帮助整理溥仪日记时，他摘了一段送给我，日记是1967年1月22日记的。“早上10时许，沈醉夫妇来看我，谈到我这次得病，沈老 （指文史会一位新来的领导沈德纯，曾任湖北省委统战部长和董必武副主席秘书） 向周总理报告，总理立即电告平杰三部长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全国政协秘书长） 召集有名医生抢救我，谈到这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对这段日记，我得稍加说明。“文革” 前，因为周总理曾经有手令规定过：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医疗，一律按高级干部待遇。所以我们看病不用去排队挂号，只要打一个电话到医院保健室，告诉他们自己的医疗证号码和姓名，要看什么病，他们就会在电话中回答你什么时候去保健室，他们到时便先把病历调出放在那里。按他们告诉的时间就可由一些医术较精的老医生诊治。看完病取药，也是在药房专设的窗口去取。如要住院，只要经过保健室的医生决定，就可住进高干病房。“文革” 一开始，红卫兵就把这一规定取消。保健室也关闭了，高干病房一律改成普通病房，连中央各部部长看病也得排队，原配给许多中央首长的医护人员全部撤走，我们这些真的帝、王、将、相，则被改称为牛、鬼、蛇、神黑五类分子。如去看病，连排队挂号都挂不上，即使耐心等几次挂上了号，轮到去看病时，个别 “左” 字号医生一看是 “黑五类”，有时随便开点药，有时连药也不开，还骂上一句：“不给药，死一个，少一个，回去等死吧！” 病没看上，反受了一肚子气。一些医德高尚的医师，则只要是病人，也不分你红五类黑五类，一样从人道主义出发，认真看病给药。有时还能悄悄安慰几句，遇到这样的好医师，不服药，病也可以好几分。

    1967年1月20 日，我和妻子去看望溥仪。她又和溥仪的夫人李淑贤研究，如何自己买点药给溥仪治病，免得去医院碰到那些 “左” 字号医生，反而受气更使病加重。她俩正在悄悄商量，我走到溥仪身边，看他躺在床上那么有气无力的样子，比上几次来看他时，更加沉重。我心里很难过，如不及早治疗会耽误成大病，就更加不好治了。我安慰了他几句，便赶到政协机关找文史负责人，没有找到。直到21日下午，好不容易找到了沈德纯，因为政协一些负责人的家，我从来没有去过，只能在机关找到。沈德纯一向对溥仪很不错，加上他为人正直、热情，一听我向他反映溥仪病重需及早医治的紧急情况，也十分焦急，连说：你放心，我一定向中央领导去反映让溥仪早日住上医院。当时中央统战部几位领导都在挨批斗，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最后总算找到一位从批斗场上回来的平杰三，他一听也很急，马上给周总理打电话。那时周总理十分忙，电话老占线，我在旁边看平杰三副部长拨电话时很耐心，十分感动，他一遍又一遍不停地拨，一直拨了半个小时，才算拨通，总理一听到溥仪病重，马上要平杰三立即召集北京几位名医一定要设法抢救溥仪。平杰三放下电话，呆了一会儿才说：“有周总理的指示，我才好说话一点。” 因为那时谁也不会听他的。

    22日，我又去看溥仪时，把昨天的经过告诉他，而我上面抄的溥仪22 日的日记，说 “沈老向周总理报告”，实际是平杰三向周总理报告，因沈德纯还不能直接与周总理通话。溥仪那天的日记记得不够详细准确。

    那天，我还告诉溥仪，中央统战部几位领导和申伯纯，都被红卫兵押在卡车上游行。善良的溥大哥，听到这些竟失声痛哭。他的夫人连忙让我少说这些，我也感到不应该告诉他。

    临走，溥仪还抓着我的手，边哭边问：“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干？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弄成这个样子，是谁的主意啊！” 一位特赦后的皇帝，自己那么病重，还这样注意国家大事，如不是亲眼所见，是不能想象到的。他在病中，一直是这样关心革命老干部，痛恨那些胡作非为的 “四人帮”。他一生气，什么江青一类人都敢骂。我怕惹事，总是竭力劝慰他，养病要紧，不要管这些，他却老惦念着祖国的前途和老干部的命运。

    当我把溥仪生病情况和平杰三报告周总理、总理对他的关怀又去告诉杜聿明等人时，他们也表示，一定去多看看他，劝慰他，不宜再发牢骚骂人，因为这在当时是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溥仪由于不能住进医院，而外地到北京来串联的红卫兵，便可随时找到溥仪家去看看这位末代皇帝，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有人告诉我，许多人认为皇帝一定有与别人不同之处，但见到他之后，见他对人那样客气，还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便和几个见过杜聿明的红卫兵编了几句顺口溜：“久闻大名，特别惊人。今日一见，普普通通。和我一样，戴副眼镜。”

    有些本地红卫兵去找他时，看到他客厅里摆有那么多好沙发，说他还在过剥削阶级生活。由于平日溥仪和他夫人李淑贤两人同附近的街坊邻居都相处得很好，特别是管那条街的福绥境派出所的负责人，就常常来向红卫兵说明，因为溥仪常接待外宾，需要有沙发，而且这些沙发是政协为他布置的，但有些什么都不懂得的红卫兵，却还是认为 “文化大革命” 期间，不应接待外宾，沙发应当退还政协，派出所的负责人坚决不同意红卫兵的意见，红卫兵虽然天不怕、地不怕，但对派出所还不敢太放肆，所以没有让取走沙发，后来溥仪自己害怕惹事，还是通知了政协造反派，把沙发搬走了。

    有天我去看他时，见他还把毛主席和他一同照的那张照片挂在家里，估计是想以此作为挡箭牌，对付一下红卫兵，我便劝他最好收藏起来，以免被人拿走。他问：“连和毛主席照的相也会拿走？” 我说他们只要找个借口，说我们这些人不够格和毛主席照相，不就可拿走。他听了很以为然，马上收藏起来。

    由于得不到好的治疗，溥仪的病一天天重起来，我去看他，见他睡在床上还在看一些 “小字报”。那个时候，每一个 “造反派” 都自印一份或几份 “小字报”。不是随意给一些老革命干部扣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任意指为 “叛徒”“特务” “汉奸” 等外，就是大捧江青等 “四人帮”，说上一大堆看了使人肉麻的话。我看溥仪那么爱看这些，便劝他多休息，这些不可靠的东西少看。他随手拿起一张 “小字报” 问我：“这里说某人是军统特务，奉命打入党内的，你认识她吗？” 我说她根本与军统无关，这是造谣中伤、陷害，他便建议我写篇文章去更正。我说：“如果有人找我写材料，我可以证明她与军统无关；如不找我，我写的东西，谁会给我发表呢？” 他听了很难过，连说：“这是什么世道啊！公理在哪里？！”

    最后，溥仪的病已到了非住院不可的地步了。他夫人到处去求人，谁有这本领能让医院收留他呢？有天她去政协找人，托邻居一位老大妈照顾溥仪一下。她刚出门，溥仪一口痰塞在喉头吐不出来，胀得满脸通红，那位老大妈看到他那难受的样子，毫不犹豫，立即把嘴对着他的嘴把那口痰帮他吸了出来。李淑贤回来一再向这位老大妈致谢，这位老大妈连说：“这不用谢，谁见了都会这样做，你们夫妇平日待人那么好，有困难时我们能不帮一下嘛！”

    自1966年8月以后，我替几位专员去政协领工资送给他们时，总要在董益三家中聊上一会儿。因董与我是军统局的旧同事，解放前就是好朋友，又同在一起改造多年，所以无话不谈。当时他家住在草厂胡同，转一个弯就到溥仪家。他的夫人宋伯兰，是一位热心助人的能干妇女，也是溥仪家的常客。董为人很正派，在专员中间有 “智多星” 之称，溥仪夫妇非常敬重他，有事也常找他商量。他曾留学美国，是搞无线电工作出身，知识丰富，我每次去他家，他都要和我谈溥仪的事。溥仪几次住过协和医院和人民医院，每次他都到医院看溥仪。他虽是军统旧人，但比我目标小得多，他去医院看溥仪时很少受到红卫兵们的阻拦。有天，董气冲冲地跑到我家，告诉我一个使人十分不安的消息，他说东北来了一批人，要把溥仪揪到东北去批斗，溥仪非常害怕，幸好政协的领导和一个造反组织都不同意，总算没让他们揪走。

    溥仪过去住过几次医院，都没等病完全好就被送回家了。当时医院的造反派表面上不得不遵照周总理指示，要收留他。但他进去并未认真治疗过，几进几出，病反而越拖越重。如果当时能真正遵照总理的指示医治他，溥仪是不会那么早就去世的。

    到了1967年的10月初，溥仪痛得在床上滚来滚去。他夫人急得没法，到处奔走，东求西请，总算把他送到了人民医院急诊室。当时医院的造反派头头们，只同意急诊抢救，想住院，没有门！李淑贤又跑到政协请求，最后才由周总理的秘书打电话给人民医院造反派头头，说这是周总理的命令，医院才同意把他安置在第九号病房。这事真太凑巧了，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把九当成极数，所以对皇帝常常爱用九，如九五之尊、九重天子……而溥仪这位末代皇帝住院的病房为九号，这种无心的安排，好在出自造反派头头，要是别人，他们一旦听到读书人一指点，那还得了！

    他住院的消息，周总理一直很关心，曾让许多有名的大夫去看他。但那时几位名大夫也正在挨批斗，所以去得少，只有蒲辅周老大夫去医院为他切脉后，认为病情严重，需要长期治疗，好生护理。最令人气愤万分的，是溥仪病成那样，东北还有人带着红卫兵到医院批斗他，致使他病上加病，如果不是同住医院的几位红卫兵小头目，还懂点政策，讲点人道，能把东北来的那些人赶走，否则真会把他当场折腾死。

    当时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造反派的控制下，对溥仪不敢好好照顾，怕被那些家伙扣帽子，同情帝、王、将、相。有时他的尿排不出去，如有造反派在场，便让他难受得大汗满头，痛苦万分，那些家伙反以此为乐。只有这群披人皮的畜生不在场，医护人员才敢为他导导尿。溥杰常常去陪伴他，也遭到造反派的刁难和呵斥。专员中常去的有董益三、杜聿明、范汉杰等，也只能悄悄去看看。唯独我去看他时，被发觉了，总是被连推带骂赶出来。有次我看到原在保健室工作的一位护士在值班，她和我与溥仪过去都很熟识。我溜进去，以为她不会赶我走。她也无可奈何地说：“头头们早关照过，不准你这个 ‘严醉’ 去看溥仪，我让你去了我得挨批。说我到今天还划不清界限，我过去为你们服务，都是我的罪行，你原谅我吧！” 听了她这番话，我只好走了。因我当时住在西黄城根，离医院不远，我就常常找机会，有天我趁他们不备时溜了进去，看到溥仪鼻子里插着氧气管，眼神无力，见我走过去，便拉着我的手，泪珠不断流出来。我也是泪珠滚滚，我强忍着心头的悲痛，劝他不要难过，总理很关心他，病一定会治好，到了那种程度，他仍然相信党不会不给他治病。我还想和他讲几句，一只冰凉的手，伸进了我的后衣领内，“给我滚出去！” 我本能地想转身反击，他那只手的骨头就可能断成两截，但一想那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和他拼了，对溥仪更不利，我只好挥手向溥仪告别。他又用了大把大把眼泪看着我被人推走。我当时真心如刀割，这是一幕 “生死离别”，我到今天还没有能忘记。

    从10月中旬开始，自西北高原随大风刮来的大量黄沙，在北京上空盘旋了几天。汽车停下来，一会儿就落上一层薄薄的黄土。许多关心 “小皇帝” 的北京老人，早知道溥仪病重入院，看到满天黄沙，便纷纷谣传 “天发黄、小皇帝怕快……”老人们连最后一个 “死” 字都不忍说出来，都是这么爱他。而医院造反派却加重对他的折磨，让这位被中国共产党改造过来了的中国末代皇帝，终于在10月17日凌晨悄悄与世长辞。我们知道后都想去医院与他的遗体告别，政协造反派竟然不准，只让他几位家属去了一下。那时候，这些人为什么会失去人性而与禽兽无异呢？

    周总理知道后，也很难过，他指示一定要在报纸上公布溥仪去世的消息。《人民日报》 才不得不在第二天很不显眼处刊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爱新觉罗·溥仪先生，因患肾癌、尿毒症、贫血性心脏病，经长期治疗无效，于10月17日2时30分于北京逝世，终年6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