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徐鹏飞的原型——徐远举

    二、破获 《挺进报》 博得毛人凤赏识

    三、骄横跋扈，目空一切

    四、黎明前的捕杀

    五、束手就擒，接受改造

    徐远举这个名字，许多人听起来可能比较生疏，但要说 《红岩》 中的徐鹏飞，那就几乎是家喻户晓了。我与徐私交甚深，对他在军统的特务活动更是十分了解。

    徐远举这个名字，许多人听来可能比较生疏，如果说徐鹏飞，那就几乎是家喻户晓了。

    《红岩》 中的徐鹏飞，有不少地方是与真的徐远举有出入的，因为那是一部，而不是历史资料或传记文学，所以不必写得那么真实。

    我与徐远举前后相处近30年。由于他和我同年，又是两湖大同乡，不但曾在一起共事和共同改造学习，而且私交相当深，我认为对这样一个人物，还是应当保留下一点真实资料。除我写些有关他的情况外，更希望了解他的人，也都写点出来，尽可能把这个人的一生，写得能全面一些。

    徐远举

    徐远举是湖北大冶人，1914年春出生，黄埔军校七期毕业后，在部队当过排长、连长，因与上级吵架而失业。1932年，经湖北同乡许忠五介绍，到南京洪公祠戴笠办的特训班受训。当时戴笠是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为了扩充组织，专门招收黄埔军校毕业的失业同学，进行一些特务技术训练后，作为特务处的基层骨干。徐远举毕业后即留在南京，戴笠把他安排在复兴社南京分社任干事，主要是搞监视分社成员的特务活动。1933年，他到上海来玩，经复兴社特务处 （军统前身） 上海特区第一组 （华界组） 组长陈志强介绍与我认识。我当时任第二组 （法租界组） 组长，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他非常羡慕我当了组长，也希望能离开南京复兴社不再当干事，而到上海特区来。我也很愿意帮他的忙，有次戴笠到上海，我见到他后，便提出徐远举的事，他考虑了一下之后说，这人不宜在上海工作，以后可另作安排。隔了好久，徐远举突然跑到上海，很高兴地向我辞行，说戴笠已向参谋部推荐他为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行辕的少校随从参谋，不久即随同起程去西藏，为特务处开展西藏的工作。他很高兴这个特殊任务，认为很有前途，并感谢我曾在戴笠面前为他说了话。我留他在我家住了几天，为他准备去西藏的一些日用品等。我母亲当时住在我家，她老人家有天吃午饭时，仔细看了他的面部后，在当天晚上我去请晚安时告诉我：“此人 （指徐远举）不可深交，要注意。” 我即回禀，我在和他的往来中还没发现什么，不知母亲有何教训？老人家当时就指出，徐生得圆眼尖鼻，这类人性必凶残，得志必暴戾，既不可得罪，又不可深交。我一直记住这些话，几十年中，我观察所得，果然是这样。

    徐远举在我家住了几天，我正赶上有事要去南京，便陪他一道回到南京。他领我去见了那位被国民党政府封为 “护国宣化广慈大师” 的活佛。那天去参拜他的人很多，费了很大的劲，才由新任的随从参谋徐远举把我带到他身边，只做了两句简单的介绍：“这是班禅活佛。这位是从上海来参拜您的记者 （指我）。” 还没有等我讲话，就被拥上来请他摸顶的善男信女挤到一边去了。我回到上海，我母亲还埋怨我没有能让活佛摸摸顶，我说徐远举告诉我，他在活佛身边一个多月，发现他和我们一个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母亲还狠狠地说了我一顿。

    隔了不久，他就随同班禅由南京出发赴西藏去了。沿途他都有信给我，但行程很慢，而且到一个大地方都要停留，约在1936年前后，他才到达当时的西康省（现划归四川省）。等到他们到了青海省的玉树时，已是1937 年初了。他到玉树不久，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除说这次一路风尘仆仆外，还告诉了我一件很奇怪的事，说班禅一行经过西康到青海的途中，有天晚上，突然被西康一个大军阀派兵伪装成强盗将他们包围起来，把班禅随身所带的金质法器 （即金钹、金磐、金锣等打击乐器） 全部搜出抢走了。虽未死伤人，却也够受惊的了。他说已将这一情况急电南京有关部门，请惩办肇事者并发还所抢走的金质法器，还要某大军阀亲到班禅行辕向班禅赔礼认错，并将严办肇事者的经过予以公布。他希望我到南京去帮他探询一下是否能早点得到满意结果，他在班禅面前也更能得到信任。我拿着他的信去南京见到了戴笠，向他说明如能圆满解决，对徐远举今后的工作会更有利。还没等我讲完，戴笠就说他早知道了，现正由护送班禅的宪兵司令部将情况向蒋介石报告中，不知道如何处理。还说这种事我们管不了，一定要由蒋介石决定。我只好回上海。隔了一些时候，我又托人去打听，还没有听说明令惩办肇事者的消息。据说是鞭长莫及，某大军阀坚决否认系部下所为，并称正在缉拿抢劫凶犯之中。强盗怎么能抓强盗？结果是一拖了事。不久，徐远举又来信说，班禅已死在玉树，他已接到去西昌委员长行辕调查课工作的命令，等到西昌后再给我写信。

    他去西昌行辕后，很凑巧，当时西昌行辕主任是他的湖北同乡张笃伦，张对他非常器重，他在给我的信中说，除了戴笠外，张笃伦的知遇之恩，也是使他终生难忘的。由于西昌行辕编制很小，调查课课长是戴笠兼任，但他从来没有去过。以前由副课长徐昭骏代理，后来当了西康省政府委员，徐远举去了以后，张笃伦便让他代理课长，戴笠也因为反正是特务处派去的，加上徐远举还是他办的洪公祠特训班的学生，所以便同意由徐代理。按一般常例，不先征得戴笠同意，不但不会答应别人代为安排他派去的人，还得调回来给以处分，认为他的人被人收买了，以后不会听他的话，这次却出很多人的意料，戴笠竟同意张笃伦的意见。

    徐在西昌期间，工作十分认真，他主要是了解西康地方势力的活动和反蒋分子与民主人士的情况。他与西康的一些军政头头们打得火热。那些人爱赌钱、打牌，徐是此中老手。通过这一关系，他很快结识了不少地方势力的中层骨干。他帮助他们走私鸦片烟，贩卖枪、弹等。据他后来告诉我，这些不会影响到蒋介石统治集团利益的事，张笃伦和戴笠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闹得太大，便不去过问，而且可以拉拢地方势力不搞反蒋活动。

    张笃伦有一个姓巩的亲属在西昌行辕负责事务工作，巩的侄女与徐往来很密切，最后与徐同居。为了这件事，张笃伦对徐不满，因徐早已结婚，不过其妻一直在家乡没有带出来。我和徐相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那位妻子。他与巩某同居后，对外即公开承认是他妻子。重庆解放前，我才听说他把家乡那位妻子和孩子送往台湾，他自己和巩某则直到重庆快解放时才分手。他逃往昆明前，把巩某准备送往香港。这一段经过，他不愿多谈，也不知巩某后来去香港没有。

    他在西昌那一段期间和我的联系少了，因为抗日战争发生，我的行踪不定，也没有心思和他通信。直到1941年冬，我刚刚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下来，随戴笠去成都，住在成都金河街戴笠在成都的寓所中。有天听到传达人员告诉我，说有个叫徐远举的要求见戴笠，我马上跑出去接他，两人一见，高兴异常。除互道别后情况外，我问他为什么前天戴笠召集在成都的军统骨干开会他没有来，他说他去自贡和内江联系工作，今天才赶回来，所以前天没有能来开会。他告诉我，他当时的职务是国家总动员会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我因职务未定，他说最好到成都工作，那里的气候比重庆好得多。我哪里敢向戴笠提出来，只说一切听安排，能在成都更好。

    1942年，我被任命为军统局总务处长后，徐远举从成都赶到重庆为我祝贺。我说，从此天天和戴笠在一起，说不定哪天办错了事而坐牢，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他却认为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先在戴笠身边工作一段时间，再调出去就方便多了。他非常希望有天也能调到军统局局本部工作，要我看机会帮他一下。我没有答应为他帮忙，因我对情况还不熟。他说不急，有机会就顺便提一下。

    军统局第三处是主管行动工作的，暗杀、绑票、破坏、爆破、拘捕等都由这个处主管。我过去是长期从事这方面的活动的，所以我虽担任总务处长主管事务方面的工作，但这个处有什么重大活动，如在重庆侦破重大案件或计议在沦陷区搞重大破坏和暗杀等，戴笠和毛人凤都让我去参加。我当时希望调任该处处长，因为比搞繁琐的总务工作要轻松一些，但戴笠不同意。在1943年下半年，该处原任处长徐业通调升为国家总动员会军法监，遗缺由程一鸣继任，在研究什么人任副处长时，我便向毛人凤提出了徐远举。毛要我自己去向戴笠推荐，因毛和他接触少，不了解他的情况。第二天吃午饭时，我便向戴笠提出徐远举可以担任第三处副处长，主管人事的处长龚仙舫也由于我当天晚上向他提过，他也同意，不过他和毛人凤一样要我向戴笠提。戴笠一听我提到徐，便问龚仙舫还有更适合的人没有。龚比较灵活，只说一时还想不起更适合的人，不妨先让徐远举试试，他可能做好这方面工作。戴笠当场没有痛快地答应，只把头点了点。我又去请毛人凤提，还找程一鸣请他也去说，因我和程同在临澧特训班当教官，私交还不错。大约拖延了十来天，龚仙舫才在晚上睡觉时告诉我，徐调第三处上校副处长已批准了。当时我和龚的宿舍都在军统对外会客的漱庐，两人是对面房间，有许多事大都是在睡觉前谈一下，一到早上我便先走了。我听到后，马上挂长途电话到成都，告诉了徐远举，他非常高兴。不久，徐就进到了局本部。他担任第三处副处长约半年多，就与处长程一鸣吵过好几次嘴，吵得最凶的一次，是程一鸣因病没有去上班，在四川有一个县发现有中共地下党在活动，该县军统请示可否秘密逮捕，徐在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予以逮捕。结果主要人员跑了，只抓到一位刚参加工作的人员。程一鸣认为事前欠考虑，没有把主管人员抓到是因批示中没有周到的指示。徐一听很生气，顶了程几句，程官气十足，便骂了起来，徐就毫不客气地大嚷：“我不是叛徒，再想找我的麻烦，也不能说我包庇共产党！我是从特务处开始就参加工作的，不是别处并进来的！” 没想到这几句话狠狠地刺伤了程一鸣。程是早年由中共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回国后已处革命低潮。当时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邓文仪派人到上海专门接待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共产党员，让他们叛变后为他工作，起码按中校或上校任用。程就是这样叛变的。不久，调查课并入了戴笠领导的特务处，原在该处工作的程一鸣和张毅夫、王新衡等人都成了特务处的人员。徐远举有意拿这些话来揭程的老底，所以程一听气愤异常，但又不敢再吵，怕徐进一步揭他的丑。因为他在黔阳训练班当教官时，曾与另一叛徒陆逐初联合起来攻击一位教官，被戴笠大骂过一顿，说他们两人在军统内部搞花样，关了很久才释放。这些事徐远举都清楚，所以怕再闹对自己无好处，才一气之下请求调职。戴笠弄清这一经过后，不但没有批评徐远举，还认为他与四川旧军政人员关系很好，干外勤比干内勤更适宜，又把他调为川康区代区长 （因正式任区长资历还不够）。任代区长后，他便运用过去在西昌和成都工作时结识的四川中上层军政人员，大肆开展活动，很得戴笠和毛人凤的赏识。

    任少将总务处长的沈醉

    在徐远举亲自主持下，破获了 《挺进报》，先后逮捕了地下党员130 多人，除有20余人被释放外，大多数人员都在1949年以前被分批杀害了。徐远举由此而得到了一枚四等勋章。

    抗战胜利后，戴笠死了，毛人凤以副局长的身份代理局长期间，徐远举投其所好，经常到重庆陪毛人凤或他妻子向影心赌钱打牌，而且总是变相贡献一些黄金美钞。徐记忆力很强，与四川军政人员赌博十有九次总是赢钱的，而与毛人凤等赌博便故意输一点出来。

    国民党从重庆迁回南京后，便在重庆成立了绥靖公署，以代替过去的卫戍总司令部，集川康地区的军政大权于一身。徐远举也由毛人凤保举晋升为绥靖公署第二处少将处长。我当时已随军统局迁回南京，曾专为他晋升新职而赶到重庆去庆贺。他当面向我提出，希望我把军统过去招待张国焘住的观音岩张家花园4号住宅拨给他居住，并将军统招待美国特务的一些上等家具也借给他用，我当然都同意了。

    1948年春天，重庆中共地下党把其主办的一份 《挺进报》 直接寄给了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朱看后气愤万分。他是这一地区的最高军政负责人，也是反共反人民的大头头。这种报纸居然直接送到他手中，这不仅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说明他统治的地方共产党能公开活动，而且把这种刊物直接寄与他，更是对他的莫大侮辱，是直接向他挑战。所以他把徐远举叫去后，把那份 《挺进报》 用力摔到徐远举面前。徐一看连忙说：“报告主任，我也接到这报了！” 朱绍良平日对徐远举还客气三分，因为他知道徐的关系，以不过分为宜，这次却狠狠地批了他一顿，说徐掌握的第二处工作做得太差，工作人员太无能，这张报已发行了十多期，都没有能破获，直到今天欺到了他的头上，叫他怎么向蒋介石交代，怎么还有脸来担任这个绥靖区主任……徐被他这番话说得哑口无言，一个劲地表示：一定遵示 “限期破案”。

    据徐远举后来告诉我，他回去后，晚饭也吃不下去，一夜没睡好。《挺进报》在重庆发行了很久，他是知道的，也看到过几期，但像这次直接寄给朱绍良，他是做梦也没想到的，这些共产党人真是太胆大包天了。

    第二天，他即通知召开 “丙种汇报”。这个汇报是国民党所规定的三种反共汇报中的一种。当时的所谓 “甲种汇报”，是蒋介石召集的党、政、军、特领导人的汇报，一般是在蒋的官邸举行，所以也称 “官邸汇报”，是制定反共政策的。“乙种汇报”，是由一个省或一个绥靖区主管官召集当地地区或省的党、政、军、特首领举行的汇报。“丙种汇报”，是区或省下一级的党、政、军、特机关负责人经常举行的一种研究和具体执行反共任务的会议，由当地党、政、军、特的负责人轮流主持。某一单位负责人如有特殊重要情况需要共同研究或配合行动时，也可临时召集。这里有一点必须特别说明的，就是这些机关，平日在争权夺利中，常常明争暗斗打得你死我活，但在反共方面，却是一致的。所以徐远举召开的这次紧急临时汇报，邀请的人有中统特务机关在西南地区的督导徐政、重庆市警察局局长施觉民、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罗国熙、宪兵十二团团长沙吉夫，以及市党部与市三青团的负责人。徐在会上把朱绍良收到 《挺进报》 后把他叫去批评的情况和朱 “限期破案” 的指示传达后，便请他们提出破获 《挺进报》、拘捕在重庆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办法。当时到会的人一致认为应设法派特务打入地下党组织，只有从内部才能深入进行大规模破坏。破获 《挺进报》 只是一个方面，主要在领导核心，而当时能做到的只有加强邮政检查、派特务在邮筒附近守候、搜索红色书刊、在新闻界布置线索和监视左倾文化界人士，以及学校、工厂等。

    朱绍良接到了共产党寄给他的 《挺进报》，保密局重庆站获悉这一惊人的消息后，便据实向南京写了报告。保密局长毛人凤也感到大后方中共地下党的活动越来越厉害，不得不把这一情况向蒋介石如实报告。蒋听了非常生气，责令毛人凤要保密局后方各站，加紧侦破各地中共地下党组织，以免后方发生动乱而影响前方战事。毛人凤除责令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琨，一定要设法搜集中共地下党活动线索，并严责了徐远举一顿。徐远举日夜不安，因朱绍良每星期举行周会时，常常当面问徐远举，“限期破案” 有无消息，徐只能回答：“正在全力进行中。”

    徐远举在紧张不安的心情下度过了一个多月后，忽听说保密局重庆站已派特务打入了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并且取得了信任，正逐步深入中。这一消息使徐喜出望外，但重庆站直属保密局，不归他领导。按照规定，他只能向重庆站汇报工作情况而不能过问重庆站的工作，因为秘密单位领导公开单位，这是戴笠定下的原则，所以他不敢把重庆站的这一线索要过来。正在这段时间，重庆站站长人事变更，原站长吕世琨调成都站，由颜齐接任站长。颜齐在军统中的资历比吕要老得多，吕是军统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学生，颜是黄埔六期的学生，颜抗战前即参加了军统。颜刚从南京保密局站长讲习班学习出来。毛人凤过去在调整各省站站长时，几乎清一色换成了临澧、黔阳、重庆等特训班毕业的学生担任，因为这些人容易指挥，肯听他的话。鉴于过去秘密领导公开后，公开单位的一些老资格军统分子就不买这些后辈站长的账，蒋介石十分不满，于是于1948年初决定，各省省站长一律换成军统老骨干，原有的站长降为副站长或调任其他职务。在站长讲习班结业时，蒋介石特别召见所有站长，一再强调：为了更好地加强各地的反共工作，打击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各省一定要团结一致，共同完成这些任务，为了便于各省站领导人对外活动方便，可由国防部或地方最高军事机关按站长过去军阶原级或提高一级给以专员、高参等名义。所以颜齐到重庆后，即由重庆绥靖公署给以少将高参的名义，这比吕世琨任站长时没有公开名义方便多了。颜齐和徐远举是特务处时期洪公祠特训班的同学，两人走到一起更加紧密配合了。

    不久，重庆站打入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线索即交给了徐远举，由二处与重庆站合作起来搞。4月初，中共地下党开设的一家小书店被特务破获，逮捕了任达哉、陈柏林等。任达哉很快叛变。徐远举有他的一套办法，只要抓到一点可乘之机，他是从来不会放松的。他发觉捕到的几个地下党员中，任达哉有贪生怕死的表现，便拿出他穷追猛打、日以继夜的审讯方法。在软硬兼施之下，这个没有脊梁的软骨头，马上交出了他的上级领导——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徐远举大喜之余，又采用同样办法去审讯许建业，结果什么办法都用尽了，这位忠贞不屈的革命者口中没有吐出半点东西。徐回头又严刑追逼任达哉，任忽然想到了另一位不知身份和姓名的领导，常在某处活动。徐派人去守候，结果竟把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抓到了。徐远举连饭也不吃，不停地审讯。这个市委书记竟也是一个软骨头，稍受威胁，立即叛变。他这一叛变，一下就交出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党员来。这是保密局从来没有过的重大的破坏活动。堡垒只有从内部才容易破坏，如果不出叛徒，特务只能抓到几个便断线了，一旦出了叛徒，对党的损失真是无法估计。因为叛徒不但怕死而且想取得信任从而可以升官发财，所以就像发了狂的疯犬一样乱咬。十来天时间，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下的地下党员，几乎有一半被捕。更有一个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也和刘国定一样，被捕后，稍经威胁，又看到他的上级书记已叛变，也就跟着叛变了。重庆市委书记和副书记的投敌，除重庆地下党员大部分被捕外，《挺进报》 机关也被破坏，并在该报负责人陈然家中抄出了印刷机和尚未发出的大量 《挺进报》。当徐远举把这一大喜讯去向朱绍良报告时，朱绍良也高兴万分，除将破坏重庆中共地下党全部组织和 《挺进报》 的情况向蒋介石报告外，还把这一情况在各大报上公布，以显示他负责的地区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已被摧垮，地方从此安定了。

    当年的 《挺进报》

    毛人凤得到徐远举破坏了重庆市委并逮捕了书记、副书记和许多重要党员的消息后，立即派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飞到重庆，指导徐远举继续进行搜捕，还和刘国定、冉益智等几个叛徒商谈，如何能破坏中共长江局及南京、上海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据刘国定交代，他曾和这些地区的几位领导人接触过，叶翔之便亲自带领刘国定去上海、南京。恰好当时上海方面刘国定所认识的那位领导人离开了上海，才幸免于难，而刘认识的南京的几位地下党的重要骨干，却被刘出卖了好几位。毛人凤十分高兴地接见了刘，给了他十两黄金的奖赏。刘在毛人凤招待他吃饭时，更加卑躬屈膝，表示一定还要尽一切办法继续为保密局卖力，把上海、南京的地下党组织摧垮。

    冉益智叛变后，也和刘国定一样拼命卖力。他亲自带领特务去万县逮捕了江竹筠 （江姐） 等多人，还把川东地区一个工委书记涂孝文出卖了。涂孝文被捕后，在冉益智的诱劝下很快叛变，并带特务抓了川东十多位共产党的主要干部。

    接着，这几个叛徒又出卖了川康特委蒲华辅等一些负责人。蒲华辅被捕后，徐远举高兴异常，连夜亲自主持审讯，利诱未成，乃改用酷刑，蒲交出了川康特委一些上层关系和一些与地下党有关的上层人士，连打入国民党军队的党员也交了出来。徐远举仍不满足，还不断逼他进一步交代，直到重庆解放还不释放他，最后将他和涂孝文等四个叛徒一同杀掉了。

    在徐远举亲自主持下，破获了 《挺进报》，前后被捕的地下党员达130多人，除其中20余人被释放脱险外，绝大多数是忠贞不屈被分批杀害了，还有一些人于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屠杀中遇害。

    由于这一案件，徐远举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毛人凤于1949年10月间到重庆视察时，还对徐远举大加赞扬。为了加强西南大后方的特务统治，特成立了 “西南特区”。以徐远举为区长，任命原息烽监狱主任、毛人凤的亲戚周养浩为副区长，将川、康、滇、黔四省省站交特区指挥，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单位和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多个机构也交该区统一指挥。

    重庆站站长颜齐，因协助有功，重庆站归并到特区后，便被晋升为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发给了一枚一等光华奖章。

    朱绍良也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不久，朱调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遗缺由张群继任。朱在离开重庆前，许多人为他举行盛大宴会。在向别人回敬时，他特地走到徐远举面前，拍着徐远举的肩向在场的上百人说：“老弟给我争了面子，否则我是要灰溜溜地离开重庆的。” 因为把 《挺进报》 直接寄给他，如不能破获，便太丢人了。

    张群接替朱绍良后，不久即将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也由绥靖公署主任晋升为军政长官，徐远举也成为长官公署二处处长。朱在向张介绍徐远举时，特地称赞他能干、精明。张早就认识徐，所以张在任期间，徐比过去更吃香，什么事都随心所欲去办。这时二处已成为公开掩护机构，许多事他可以用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名义去办，西南长官公署无法过问。张群做人比朱绍良更圆滑，只求徐表面上承认他是上级就行了，而徐干些什么，他完全不愿过问。徐远举设在渣滓洞的看守所，关了些什么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完全不知道，甚至连数目都不清楚。

    叛徒刘国定和冉益智，因出卖革命人士有功，都被毛人凤批准授予保密局西南特区中校专员军衔。我于1948年5月由保密局总务处长调云南站长后，几个月没有侦察出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听徐远举说刘国定认识云南地下党的领导，很希望刘国定能到昆明帮我一下忙。我正想去重庆找徐远举，毛人凤有天夜间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我，说徐远举和周养浩两人一开始合作就闹矛盾，希望我有空能去重庆劝说劝说他们，要以工作为重，不要为个人小事闹意见而影响工作。接到毛人凤的电话，第二天我即由昆明飞往重庆。徐、周两人都到飞机场接我。我与徐的私交比周要深得多，所以当周提出我应当住在他安排的杨家山戴笠的别墅时，我马上表示同意。徐则表示他在城内已经给我安排好了住处。我一听正中下怀，于是把眼睛对徐眨一下，徐马上意识到了我的用意，说乡下城内两处都可以住，便让周养浩把我接到乡下去了。

    我虽然是奉命来调解他们之间的纠纷的，但更重要的是希望能把刘国定带到昆明去，帮我破坏云南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所以当天晚上我和周养浩谈了希望他和徐远举要以大局为重通力合作等一套外，第二天便和周一道去徐远举办公室。我要徐远举把刘国定找来，想当面问问他云南地下党的情况。徐远举很快把他找来了。这个叛徒穿着崭新的军服，佩中校肩章，看到我们三人坐在一起，便脱下军帽先向我们三人鞠躬。徐向他介绍了我之后，我便让他坐下。徐远举从茶几上拿一支香烟朝他丢过去，他很熟练地接住，不敢抽，我又把打火机递给他。他赶忙从口袋中掏出火柴，连说：“有火，有火。” 那一副奴才相，看了使人发笑。

    那次他给我的印象很坏，他表示只认识一两个负责人，对云南地下党工委在什么地方设有联络处并不知道，要抓到他们，只有到昆明街上去碰碰运气。对这种海底捞针的办法，我不感兴趣，加上刘国定刚从南京回来不久，又要到川西一带去破坏川西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所以我们只谈了一会儿，便向徐一使眼色。徐说了一声：“你可以走了！” 刘国定站起来向我们三人各鞠了一躬。他站的是立正姿势，向后转本应当右脚退后向右转动，他却左脚退了很远向左边转过去。我一向爱笑，见了他这种举动，几乎要笑出来，徐远举忙把我一推，我才没有笑出声。

    徐远举因头天晚上接到我的长途电话知道是为他和周养浩的事要我去重庆，周也得到毛人凤的电话，要周和我好好谈谈，不要与徐闹翻脸，所以刘国定一走，徐远举便吩咐坐在他办公室门口的卫士：把门关好，暂不见客。以便我们三人好好谈谈。

    我本打算让他们两人把一切误会都摆在桌面上来谈，我好向毛人凤去复命，没料到这些人都是阴一套阳一套，真正到了应当摊出来的时候，嘴上却一个劲地敷衍着。徐看不起周是因周凭江山人关系爬上来的。而周则自命是上海名牌大学毕业，看不起别人。谈了半天都不着边际，最后我不得不说出，毛人凤叫我来不是没有事，而是他得到各方面的报告之后，才决定要我来调停的。周养浩比较痛快点，最后也只是说，《挺进报》 事件完全是徐远举一手包办的，他问都不能问。徐本来是急性子，易冒火，当着我的面不好吵，只说因为从去年开始他就一直亲自在抓，很多事只是收尾，所以没有能仔细和周详谈，以后有时间一定让周把全案过程看一遍，有不够的地方他再补充。周也同意。就这样算是把误会解开了，我也完成了任务。

    徐自以为立了大功，又得到毛人凤的赏识，便目空一切起来，开了几天会，几乎每天他都和人发生争吵。他的部下一开口劝，就被他骂回去，弄得大家都很不痛快。

    徐远举一向是少年得志，相当骄傲，自破坏了 《挺进报》，逮捕了那么多中共地下党员，受到蒋介石、毛人凤、朱绍良等人的嘉奖后，更是气焰高涨。有次，某一四川军阀请他吃饭，他刚一坐下，客人还没到齐，便先到桌上夹冷菜吃，一个十来岁的小孩看不过去，说了一句：“客人还没到齐，你怎么先吃起来？” 他一听，便火冒三丈，用力把桌子一掀，一桌的菜酒全部掀到了地上。然后拿起帽子，气冲冲地跳上汽车就走。主人赶出来向他道歉，他头也不回，便开车走了。这件事当时在重庆被传为笑谈，他自己还很得意。我为此事曾劝过他，让他不要这样粗鲁，以免得罪人。他虽表面上接受，但停了一会儿又补上一句：“这种人得罪也是这样，不得罪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无权无势，他们怎么也不会请我们吃饭的，许多人说这种人是 ‘水精猴子’，一点也不错，你和他们往来也得小心点。”

    保密局西南特区成立后，一直有名无实。因为黔滇两省省站长都不听他的指挥。我虽然接到毛人凤的化名通知，说西南特区成立后，为了更好地对付西南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必须在特区统一领导下，共同行动……我接到这一通知后，马上致电徐远举，除向他祝贺外，还表示今后一定听他的指挥调度。而贵州站长陈世贤，当时兼贵阳警备司令，这个黄埔二期毕业的老大哥，过去在洪公祠特训班讲过课，是徐远举的老师，接到毛人凤的通知后，他根本不理会，从不与特区打交道。徐远举也不曾用特区区长名义给我和陈世贤发过文件，因为特区成立后，各省站一切仍直接与保密局联系，即使按规定在反共问题方面要由特区统一办理，陈世贤也还是直接向保密局请示，从没有和特区往来过。徐远举经常去昆明，也没有过问过云南站的事。周养浩却一直不愿屈居当徐远举的副手，经常与徐顶撞。毛人凤听了周养浩妻子的话，又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保密局西南督察室，以周养浩为主任。按照军统一贯的做法，督察室不但与西南特区是平行单位，而且可以对西南特区和各省站实行监督考察，但谁也不理这回事，结果是徒有其名，从未实行过一次督察室督一督、察一察的权力。

    1949年3月10日，毛人凤到重庆，召集西南和西北几个省的省站长与一些公开单位的负责人，在重庆举行 “三一七” 大会。过去军统局时期，开 “四一”大会，是为纪念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成立的，但自军统头子戴笠于1946 年3月17日飞机失事摔死后，军统便将 “四一” 大会改为 “三一七” 大会，以纪念戴笠之死。到了1949年初，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解放，剩下的几个较完整的省，都在西南和西北，眼看解放军即将横渡长江，保密局在蒋介石被迫退休后，也由南京迁逃台湾，所以毛人凤便决定到重庆召开这个一年一度的大会。为了欺骗蒋介石，还把这次大会也说成是全国性的，把广西和湖南两个省的负责人也召到了重庆。过去军统 “四一” 大会，连沦陷区的地下组织也派代表参加，外国各地的特务也有不少人回来参加。现在解放区也留有少数潜伏特务，却不能让他们参加，因为都是好不容易才潜伏下来的，出来了就回不去。

    筹备这次大会的东道主当然是徐远举。他过去对此毫无经验，知道我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时，主办过几次大会，所以要求我早两天到达重庆，帮助他筹备。等到大会开幕前，毛人凤又指定徐远举为大会秘书长。在几天的大会期间，毛人凤一再在大会上表扬徐远举，说徐在主持破坏 《挺进报》 一案中，成绩很大，使得徐更加趾高气扬，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和参加大会的代表们争得面红耳赤，也总是由我出来当和事佬。那次参加大会的人数虽只有过去 “四一” 大会代表的1/5，但也有三四十人，除各省站站长外，还有不少公开单位的代表，如各大城市的警察局长、稽查处长、交警总队长等。这些人中，有不少人学历、资历均比徐远举高。徐自以为立了大功，又得到了毛人凤的赏识，便目空一切起来，所以开了几天会，几乎每天他都和人发生争吵。我和他私交较深，出面还能劝阻他，他的部下一开口劝，就被他骂回去，所以弄得大家都很不痛快。

    那次大会的主题是讨论所谓 “应变”，一是加紧在西南、西北地区布置潜伏特务；二是搞 “还乡运动”，要从解放区逃出的特务回到自己的家乡搞潜伏或搞破坏等活动；三是在西南西北地区组织游击武装，以便解放后在这些地方打游击。我是三项任务都要承担的，既要帮助保密局的潜伏布置组布置潜伏，又要把大批外省逃往云南的特务劝回去，更重要的是毛人凤指定要我去云南组成一支强大的游击部队，原因是云南地形复杂，又与外国交界，优越条件多。徐远举虽愿组织游击队，准备在四川打游击，他认为四川地形熟人也熟。几天会议下来，各人都分配到一项或几项任务，毛人凤便满意而归回上海去了。

    当时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和徐远举关系相当好，徐除促使他在反共方面全力以赴外，并请他在成都举行乙种汇报时，连所有在四川活动的民主党派也予以逮捕。王同意他的意见，先后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川南负责人李宗煌和川康地区负责人周从化等都抓了起来，送给徐远举去审讯，以扩大破坏民革在四川的组织。

    1949年8月间，蒋介石这个 “退而不休” 的老头，准备亲自到重庆布置西南地区的反共军事阴谋。此时，他既不是 “总统”，也不再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只留下一个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以其职权而论，只能管国民党内的事。为了要加强他这次到重庆的声威，徐远举便与重庆市市长杨森筹相勾结，发动了十来万帮会分子与四川袍哥等，冒充重庆市民搞了一次盛大的夹道欢迎，很博得蒋介石的欢心。

    张群在接到蒋介石的指示后，也跟着召开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扩大会议，指定徐远举作 “敌情报告”。徐连夜打电话到昆明和贵阳等地搜集有关各地的人民武装部队的情况。我用了几乎一个小时，把云南和滇桂、滇黔边区的有关人民武装游击队的活动、人数、装备等都详细地告诉了他。他利用西南特区的关系和长官公署二处搜集到的丰富材料，向在西南地区的军政头目们做了敌情报告以及分析、判断。因此，深得张群和与会者的好评。会后他立即打长途电话告诉我，许多与会的高级军政人员，除当面称赞他的报告很有内容外，还向他要材料，特别是云南方面的情况，因为我向他提供的许多东西，都是报上没有发表过的。当时云南局势十分引人注目，卢汉几乎是在公开和国民党中央闹分裂。他指使地方势力大肆活动，竟把中央派到云南的警备总司令何绍周赶走，并请求撤销警备总司令部，成立云南绥靖公署，由卢汉任主任，集军政大权于一身。1949年夏天，又指使一些报刊，公开提出：“驱逐国民党中央在云南的机关，驱逐在云南的特务集团。” 所以云南站表面上不得不撤走，连省站无线电台以及交警武装部队一同撤往重庆，只留我以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名义与卢汉保持联系。云南省参议会中一些进步的议员，还不断在报上公开抨击国民党和蒋介石，特别是卢汉半公开地支持云南人民地方武装游击队，不但不派他的保安团队去打，还送枪弹给这些游击队。从这许多方面来分析，云南的局势很值得重视。由于这些原因，蒋介石于9月初决定要解决云南问题，但又抽不出军队加强在云南的统治，只好听信张群的意见，要卢汉到重庆走一趟，由他亲自来说服卢汉。他怕卢汉不去，又派蒋经国到昆明当面劝驾。卢汉考虑到起义时机还不成熟，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去见蒋介石，答应蒋对云南来一次 “整肃”。卢汉于9月9日上午由重庆返回昆明后，紧接着由蒋介石、毛人凤派遣执行 “整肃” 任务的徐远举便带着一大批特务于下午到达昆明。我到飞机场去接他，他一下飞机，带着几个特务急忙跳上我的汽车，要我直接驶往 “民革” 云南的领导人之一杨杰家中。结果杨杰在他抵昆明前已乘机飞往香港去了。徐扑了一个空，对我大加埋怨，说这是蒋介石亲自指示要抓的主要人员，并指示抓到后即由他乘坐的飞机押往重庆，现杨杰逃走了，如何向蒋介石复命？杨杰住在我家斜对面不远，我曾多次接到毛人凤要我暗杀他的密令，最后一次我正安排几个特务去刺杀他，不料被我母亲知道了，严厉责备我一顿，我只好暂缓一缓，结果让他跑了。我准备接受处分。后来毛人凤到昆明，总算找出一些线索，由毛人凤从台湾调派特务将杨杰暗杀于香港。

    卢汉

    徐远举当面指示他们，让渣滓洞看守所所长及白公馆看守所所长立即行动，杀掉了两个看守所所有关押人员300多人，之后，又将渣滓洞看守所烧毁，制造了举世震惊的 “11 ·27” 大屠杀惨案。

    徐远举没有抓到杨杰，立即要我当晚集合在昆明所有的公开单位的特务，由他去见卢汉，让卢同意解散省参议会，逮捕一些参议员，查封几家报社。并由徐远举和我出面，约集昆明市警察局、宪兵团和刑警大队等单位负责人开紧急会议，说明卢汉已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在昆明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镇压。当晚全城戒严，分途逮捕，一夜之间捕到了300多人，其中有省参议员20多名，查封了几家报社、广播电台，并拘捕了所有的员工。整个昆明成了恐怖世界，家家户户都不得安宁。第二天，徐远举又亲自率领宪兵、警察、特务到昆明西部海口五十三兵工厂，逮捕进步员工30多名。接连三天大逮捕，虽已捕到近400人，但经初步审讯，并没有逮捕到中共云南地下党负责人和重要的民主人士。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很不高兴，又于12日派毛人凤到昆明加强镇压。随同毛去的有西南特区副区长兼督察主任周养浩 （即 《红岩》 中的沈养斋） 和贵州省站长兼贵阳警备司令陈世贤、保密局高级法官徐钟奇等。毛人凤在我昆明的家中住了一个多月。以他的保密局局长之威，也没有把云南中共地下党破获，仅仅派人到香港杀了杨杰。他希望借卢汉之手，把 “九九事件” 中抓到的人杀一大批，让卢分摊血债而不敢起义，卢一直不同意。直到9 月22 日，蒋介石由重庆返回台湾时，绕道昆明，停留了几小时，都不敢让卢汉知道。只有蒋经国、毛人凤、徐远举和我四个人，事先到机场等候，并告诉了昆明空军副司令沈延世和场长蒋绍宇。一直到蒋的座机快到昆明上空时，蒋经国才打电话通知卢汉到机场迎接，在卢汉家中吃一顿午饭便飞走了。因为蒋害怕发生类似西安一样的 “事变”。

    卢汉并不因蒋介石到昆明，当面指示他与毛人凤好好配合搞 “整肃” 而有所畏惧，还是一个劲地推说杀人要按法律手续。毛人凤把要杀的人一减再减，他仍然不在名单上签字。毛人凤要徐远举先回重庆，把囚禁在重庆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革命人士除已公开杀害的几批外，将现仍在押的列一详细名单，准备在必要时处理。当时毛人凤住在我家，他在审阅重庆送来的名单时，我看到有几个我认识的军统小特务，或因贪污敲诈，或因吸食鸦片烟，毛人凤也在上面圈了杀的记号。我请求他释放这些人，他把笔一搁，笑着说，留下来再给我添麻烦，不如一次解决算了。所以在那次大屠杀中，有几个虽是军统特务，徐远举也把他们列到了名单中。

    10月15日，毛人凤由昆明飞回台湾。11月中旬，又由台湾飞抵重庆，这次是蒋介石认为西南已无法保住，让毛去主持大屠杀、大破坏的布置工作，徐远举则挑起了这两大罪行的重担。随同毛人凤去重庆的还有东南技术总队长杜长城和不久由台湾调来的一个技术大队，到重庆去执行破坏活动。11月下旬，重庆破厂办事处成立，由兵工署警务稽查处处长廖宗泽负责，受徐远举的指导。

    11月27日上午，徐远举在二处处长室，召集科长雷天元、龙学渊和行动组长熊祥等，当面指示他们让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立即行动，杀掉了两个看守所所有关押人员300多人之后，又将渣滓洞看守所烧毁。这就是举世震惊的 “11 ·27” 大屠杀惨案。11 月 28 日、29日两天，在徐远举、廖宗泽、杜长城的指挥下，特务们将重庆江北刘家台兵工厂炸毁，炸死炸伤护厂工人及家属80 多人，附近居民死伤 2000 余人。其他几处兵工厂，因工人组织起来护厂，与特务做殊死拼斗，也都有伤亡，二十九兵工厂工人被杀的便有18人，伤的更多。

    重庆渣滓洞监狱、放风坝

    重庆电力公司大溪沟发电厂是重点破坏区，由于工人武装护厂，击退了进攻的特务，虽有部分工人牺牲，但保全了发电厂和设备。

    遇害的宋绮云、徐林侠夫妇

    11月30日，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于黎明飞逃成都，毛人凤、徐远举等也在同一天逃离重庆。

    1949年12月9日一大早，我刚洗过冷水浴，正在做早操，徐远举由成都打来长途电话，说他当天中午将与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一同飞往昆明，要我为他们三人安排次日飞往台湾或海南岛的机票，我满口答应一定照办。

    当时，我在昆明正积极执行所谓 “应变布置”，筹备成立国防部云南游击总司令部，正是最忙的时候，由于我与徐远举、郭旭、成希超的交情都很深，所以再忙也得挤时间去机场迎接他们。那天找我的人很多，送走一批又来一批，直到昆明航空检查组的特务向我报告，他们乘坐的飞机已飞抵昆明上空，我才摆脱一些客人赶到机场。一见面，他们就向我诉苦，说他们从9月间杀害杨虎城将军全家和杨将军的秘书宋绮云全家后，一直在忙，特别是重庆解放前的大屠杀大破坏后，仓皇逃到成都，几天连澡都没有洗一次，过去他们每天都要洗澡的。我便陪他们先去昆明一家最大的澡堂，让他们好好洗了一下。那时，我每到一处都得与云南站保持联系，随时都有特务来向我汇报情况。他们一听到许多可疑迹象，都深感不安，害怕卢汉突然宣布起义，成为俘虏。徐远举听说卢汉已下令不准给到昆明的飞机加油，便附到我耳边，气愤愤地悄声说了一句：“老先生为什么还不给你下命令执行预定的计划？你得去催问一下才行。” 我也感到再不给我下令，就没有机会了。

    当年9月间，蒋经国第一次到昆明时，曾对我说，蒋介石要我做好暗杀卢汉的一切准备。并说：干掉卢汉后，将由第八军军长李弥当云南省主席，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当云南绥靖公署主任，以确保云南这块可以与外国联系的 “反攻复国” 基地。毛人凤住在我家时，也不断催促我务必妥为准备，单等一声令下，就把卢汉干掉。

    为了执行这一重大任务，我曾花费了不少精力，选择在卢汉的公馆对面和附近，布置了可以射击到卢汉寝室和会客室的轻机关枪，并在枪弹弹头上注入致命的毒药，只要碰到身上任何部分都可毙命。这一阴谋，只有徐远举知道，所以他看到形势变化成那样，便希望蒋介石和毛人凤早点给我下达杀卢汉的命令。

    9月20日，蒋经国赶到昆明为蒋介石到昆明做准备，还问过我和毛人凤，对这一阴谋的布置情况，我当时很坚定地答复：“只等一声令下，即可成功。” 徐远举到昆明的那天，见还没有给我下命令，他为此而着急异常。正当我和徐远举在悄悄谈论时，又有特务向我报告，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和去成都见蒋介石的军长李弥、余程万、龙泽汇都随张回到昆明。徐远举一听很高兴，认为张群来了，可以说服卢汉不叛蒋投共，至少在短期内无问题。我当时的看法与他相反，认为张群一来，可能会发现卢汉所做的准备而责问卢，促使卢会提前起义。因为那天卢把几个战斗力较强的保安团都调到了昆明附近，扼守在昆明的重要据点，并不准给经过昆明的飞机加油，让其飞离昆明，这是很明显随时要起义的表现。

    我正一边和徐等分析云南的局势，一边做最坏的打算时，传令兵送给我一封张群邀我于当天晚上10点去卢汉家中开会的通知。

    徐远举抢过通知一看，忙说：“没错，这是张群常用的图章。这一下你可放心去开会了。” 我要徐远举住到我家去，好好聊聊天，并把郭旭和成希超送到皇后饭店我长期包租的两套房间安顿好。徐到我家的办公室后，我从保险柜中拿出毛人凤11月20日给我的一封亲笔信给他看。信上主要是说为了确保云南这一反共基地，让我便于统一指挥在云南的各路游击武装部队，他已呈请蒋介石批准，把原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办公室晋升为驻云南区专员公署，把国防部云南游击司令部晋升为总司令部，同时晋升我为中将。并附来国防部委任我为云南区专员公署主任和云南游击总司令的委任状。还在信中再三叮嘱要我把家属立即送往台湾。最后特别强调，万一昆明不保，一定要把沟通缅甸与越南的滇西南保守住。徐看信时，我劝他不要去台湾，留在云南与我合作。两个新职任他挑一个，如果他愿意两个都要，我愿当他的副手。我认为他的办法比我多，为了整个大局，能保住云南，我什么都可以迁就。他看完毛人凤的信和听了我的话之后，沉思片刻，头一摇把手中的信用力向桌上一摔，气愤地说：“到了这个时候，委我当西南军政长官，接替张群的工作，我都不会干。现在才来加官晋级，顶个屁用！你当少将七八年，我也当了四五年，用得着的时候才想到晋升一下，过去为什么不管！我看你也别傻，还是趁早走吧！” 我说：“跟我们这么多年的旧部和大批家属，怎么走得了呢？” 他说：“你管他们，谁来管我们！这次他们早坐上直飞台湾的飞机走了，把我们送到这里来担惊受怕，这个教训还不够吗？”

    我正在和徐远举商谈时，周养浩也从成都飞抵昆明。他在飞机场打电话给我，要我为他安排当天或明天去台湾或海南的机票。他说他不准备进城来看我，让我把机票送到机场场长办公室。我答应马上想办法，只要有离开昆明的飞机便让他先走，同时派车去接他进城一同吃晚饭。他说看这里的情况很不妙，来的飞机已不让再加油，他不想离开机场，以便飞机起飞就走。我告诉他张群来了，晚上召开会议时，我会提出解决加油问题，一定会让他先走。他还是不同意进城吃这顿晚饭。

    当时由成都起飞的飞机为什么不直接飞台湾或海南岛而飞昆明？这是蒋介石亲自决定的。因为逃到成都的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太多，飞机有限，无法把这许多人一起运走。解放军又已分两路向成都包抄过来，所以才决定先把这些大官们抢运到昆明，然后再慢慢转运。因为估计云南短期内不会有问题，所以许多人都是先飞昆明再飞台湾或海南。

    徐远举不但是一个很性急的人，而且非常狡猾，他站在我身边一面抽烟一面听我和周养浩谈话，一只手还不住地翻阅我办公桌上堆着的文件。当他看到卢汉的副官处长朱子英刚派人送来的几张汽车 “特别通行证” 时，我把电话刚搁下，他便苦笑一声说：“飞机不给加油，飞不走，就滚着走吧！” 说完拿起一张 “特别通行证” 向口袋里一塞。还问我有没有别的证件，我打开抽斗说：“多的是！” 他把云南绥靖公署、云南省保安司令部、第二十六军、第八军等证件都拿起一一看过后，又从口袋内掏出 “通行证” 看了一下，便拣出一枚保安司令部证章向口袋内一放。因 “通行证” 也是保安司令部印制的，他很满意地说，必要时就说是保安司令部的，比你那国防部和我这西南长官公署的证章证件都有用。最后还苦笑着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到时降几级，说成是下级军官，比将军更吃得开。”

    本来徐远举是准备住在我家的，他听周养浩在电话中说的他在机场看到的情况后，便决定住到朱子英家中去。朱虽是卢汉多年的亲信随从，从勤务员一直升到了上校副官处长，但和军统特务却一直保持着相当深的关系。徐过去到昆明常住他家，所以他说要去朱家，我也没留他，只相约我和张群见面后，把开会的情况告诉他，并为他和郭旭、成希超三人安排明天飞台湾的飞机。当时我控制民航机票，军用专机则由空军副司令沈延世控制，我们两人相互交换，关照亲友提前乘机，所以只要有飞台飞机，不论民航或军用机我都可以想办法。

    徐远举走后，我又不停地接到特务们从各方面搜集到的情报，卢汉的保安团不断频繁调动，形势十分紧张。我原来的分析，卢汉要完成起义部署，最快也得到12月中旬。解放军离云南至少有五六天路程，卢由保安团队刚编成的两个军，不论在装备和人数等方面，都不及国民党在云南的两个中央军，所以我曾向毛人凤发过两次密电，说明在10日前后，如果命令我干掉卢汉，还可以确保云南。由于我认定15日之前，卢不敢轻举妄动，所以蒋介石才决定把昆明作为转运站，疏散滞留在成都的高级军政官员。这天的急剧变化，我感到很不妙，于是在去卢汉家开会之前召集一些骨干开会，要他们做好充分准备，千万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张群身上。同时，我还亲自起草了一个给毛人凤的电报：“局势已发展到无力可挽回的程度，我判断失当，有亏职守，无力完成任务，只有来生再见。”

    开会结果，我们在昆明的几个中央军事人员——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八军军长李弥、宪兵副司令李楚藩、参谋长童鹤莲、师长石补天、空军副司令沈延世和我七人，全部被卢汉扣留强迫参加云南和平解放。张群早被扣留，是用他身上带的图章把我们召去的。张不愿随同卢汉起义，卢便在第二天把他送到香港去了。

    徐远举不时用袖子轻轻揩擦由于惊恐而不知不觉从他那鹰嘴尖鼻内流出的清水。好久好久，他才故作镇定，慢慢地站起来，走到窗口。他伸头向外望了望，连忙招手要周养浩和我过去。我轻轻地走到窗前，向外一看……

    9日晚上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徐远举完全不知道，因他在朱子英家睡得太熟，外面又没有枪声惊扰他。就这么平平静静的一晚上使整个云南变了颜色，投入了人民的怀抱。

    徐远举睡到上午9点多才醒来，一看朱子英还没回来，便问朱的副官：“朱处长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位副官一支吾，他马上感到不妙，加之我又没有把见张群开会情况告诉他，便判断大事不好，连脸都没顾上洗，就匆匆下楼跑到汽车间，看到朱家有一辆用来买菜等东西的旧美军吉普没有锁，立即从口袋内掏出“特别通行证” 贴在汽车挡风玻璃上，用保安司令部的证章换下他原来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证章，然后跳上驾驶台，发动引擎，准备开走。朱家的司机赶出来拦他，他把手一挥：“我自己开车去找朱处长，请把我的行李收拾好提下来，一会儿我来拿。” 朱家的佣人们见他没拿行李，肯定他会回来，再也没有拦他，便把大门打开让他开走了。原来他准备开到二十六军军部去，到了那里就不怕了，没想到他刚开出朱家不远，来逮捕他的昆明市警察局副局长，看到他正在开车，立即把自己的汽车一横挡住了去路。这个双手沾满了几百位烈士鲜血的大刽子手，一看寡不敌众，只好把车停下，束手就擒。

    周养浩是在昆明飞机场被清查出来的。那晚他看到情况不对，马上把军服脱下，换上了一件蓝色丝棉长袍，从飞机场场长办公室走出来，混进了一大堆等候飞机的人群中。因他在昆明 “九九事件” 中，是随同毛人凤一道由重庆到云南，参加过审讯被捕的人，卢汉派去逮捕他的人都认识他，所以他虽化了装，还是被清查了出来。

    周养浩

    云南保安团在昆明市人民全力支持下击退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的围攻之后，我也被卢汉从五华山主席办公室和宪兵副司令李楚藩一同送到昆明钱局街陆军监狱。我们三个 《红岩》 中所描写的人物徐鹏飞、沈养斋、严醉又相聚在一起了。开始是相对无言，一会儿便破涕为笑，互相庆贺：“大难不死，终于团圆。”

    一年之后，我们三人先后从昆明被解押到了重庆。关押我们三人的地方，正是一年多前我们囚禁和屠杀革命人士的白公馆。历史真是这样无情吗？不！是公正！仅仅一年多，我们中谁能想到会被囚禁到这里呢？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过去我们对待革命人士是那么野蛮残暴，而今天人民对待我们却是如此宽宏大量。过去这里听到的是一片愤怒的斥责与痛苦的呻吟，今天听到的则是朗朗的读报声和谈笑声。这些人过去指挥屠杀人民的手，现在却捏着棋子，在 “黄河为界” 的棋盘上，悠悠闲闲地对 “杀” 而取乐。完全用不着别人提醒，每个犯人都会理解，今天，在共产党统治下的监狱里 “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革命人道主义” 这一十分陌生的名词，更不需要别人去向他们作说明，他们比说明这个问题的人，会有更加深刻的亲身体会。

    不过，当我们第一次听到数以千计的群众在囚禁我们的白公馆附近烈士陵墓祭扫时，爆发出的雷鸣般的口号声，吓得我们这三个血债满身的元凶首恶，都面色惨白，缩成一团，靠在地铺的墙上。徐远举不时用袖子轻轻揩擦由于惊恐而不知不觉从他那鹰嘴尖鼻内流出的清水。好久，好久，他才故作镇定，慢慢地站起来，走到窗口。他伸头向外望了望，连忙招手要周养浩和我过去。我们轻轻地走到窗前，向外一看，只见白公馆的监狱大门和侧门都闭得紧紧的，从门前的长长石阶直通向烈士公墓的那条土路上，增加了很多解放军的岗哨，还有大约一个排的解放军，像是刚从别处调来的，正坐在楼下，不少人还在脱帽擦汗。这一切，都说明是临时加强这里的警卫，防止愤怒到极点的群众知道我们囚禁在这里，而冲进来把我们拖出去。

    白公馆

    我们这三个过去只看惯别人痛哭流泪而无动于衷的人，这时也都禁不住流下一串串感激与悔恨的热泪。

    我们在白公馆住的是楼上西边的那间大套间，这是过去白公馆的主人白驹住过的房间。军统用它作为监狱后，叶挺将军曾在这里关过，抗战胜利后，大汉奸周佛海也在这里关过。没想到由我经手买下来，由周养浩、徐远举用来囚禁过革命烈士的地方，我们三人与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宋希濂、兵团司令钟彬等又关在这里了。不久，西南公安部让我们交代过去的罪行材料，徐远举首先表示：“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 他背地里告诉我，以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言，杀一个共产党是死罪，杀100个也一样，不如痛痛快快一下子交代清楚还舒服些。所以他在交代罪行时，是很受审讯人员表扬的典型。我在他的启示下，也感到一个与100个是同样可以处死，还不如 “竹筒倒豆子”，一下倒出来。

    两年后，西南公安部在白公馆后面修建了一座标准监狱，让我们搬了过去。我们两人一个房间，管理也比白公馆宽多了。徐远举原来认为交代完罪行就会按照惩罚反革命条例判处死刑。他和我站在白公馆楼上走廊里散步时，常对我指着解放前军统屠杀革命烈士的那片山沟说：“你我将来就和过去共产党员一样，倒在那里罢了！” 自搬到新监狱后，我们不但还和在白公馆一样吃中灶伙食，而且还能随便出房门在院内散步，他才感到可能不会杀掉我们，也许就在这里过一辈子了。

    西南公安部后来撤销了，我们由松林坡新监狱送到重庆市石板坡监狱，伙食虽未降低，但地方很小，没有放风的地方，每天闷坐在牢房内。这时，徐远举越来越急躁，他认为这一辈子就在这里面度过了。有天监狱的理发员给我们理发，是用剃刀剃光头。这位理发员可能是监狱的节约标兵，他只用一点点微温的水在我们头上浇一下，用一些零星肥皂在头发上搓一下。他这一动作，立即使我想到我过去在一个偏僻山区打猎，在招待我们吃饭时，陪去的一个乡长特别关照说，我们是从京里来的客人，要好好招待。主人在给我们做鸡蛋汤好让我们吃自己带的面包时，显得特别大方，他拿出一块和这位理发员拿的小块肥皂1/8那么大的盐巴，在汤里面涮了两下就拿了出来。那个乡长又提醒他，我们是京里来的京官，他才咬一咬牙，又把那块盐巴再去汤里涮了两下，马上拿出来挂到墙上。这位理发员没有那么大方，只把肥皂转了一圈就开始用刀来剃了。徐远举是络腮胡子，平时要用滚水加上肥皂抹上几次才能剃，这位理发员的肥皂是定量分用，根本不可能用到络腮胡子上，所以徐远举被他硬剃几下，胡子虽然下来了，两腮上的红肿刀痕几天才褪掉。他为此气愤异常，决心学叶挺将军的样，不再剃头刮脸，让头发胡子披在头上。他说当犯人就这么蓬头垢面算了。

    我们在石板坡监狱住了约一年多后，一天监狱长来宣布，让每人整理自己的档案。徐远举认为快处决我们了。管理员抱来大批各人的原始档案，清点页数当面交与每人后，并再三叮嘱：不能丢一页。徐远举的档案只比王陵基少几十页，有近400张，他只花一个星期，便摘要整理完毕。管理员再三表扬他，说他整理得又好又快，他却冷冷地回答一句：“死也死个痛快嘛！”

    事情往往是出人意料的，1956年初，监狱中一位常与我们打交道的管理员来向我们报告一个好消息，说再过两天，我们就要搬回到原来的松林坡去，那里的生活条件比过去好得多，新的床桌都已准备好，他已去看过了。这一变化，大家都很高兴。两天后，我们便由石板坡重庆市监狱又搬回松林坡的新建监狱，不过情况完全不同了，与我们同时搬去的，是在重庆和附近劳改农场挑选出来的已判刑正在劳改的犯人，文官是厅长以上，武官是师长以上。四川省公安厅厅长第一次向我们宣布：集中我们是为了对我们加速改造，要我们好好学习，只要诚心诚意接受改造，党和人民是能原谅和宽恕我们的。徐远举曾悄悄地对我说：“看情况死不了啦，在这里住一辈子也不在乎了。” 这时伙食费又有提高，新的衣帽穿戴起来后，再也看不出是囚犯了。

    那次集中在一起的有100多人，大半都是熟人，王陵基的级别最高，不但是四川省主席，而且兼四川保安司令部上将司令。我们在重庆进行参观时，政府考虑非常周到，因王是老军阀，多年来在四川杀人不少，徐远举是 “11 ·27” 大屠杀的主要凶手，还有一个原兵工署警务处长廖宗泽，是解放前夕在重庆破坏兵工厂和发电厂的主要负责人，许多烈士家属都认得，怕他们在重庆参观工厂和学校时，一旦被认出来，会发生意外，便没有让他们参加，后来把他们送到北京去了。

    不久，我也和另外三个军级高的战犯由重庆战犯改造所送到北京战犯改造所。我又与徐远举在一起了。我和徐不在一个小组，但我发觉分别虽只几个月，但他比我思想进步多了。我到每年3月中旬，总是爱向过去的军统老同事提醒一下：“明天又到3月17日了。” 军统头子戴笠是3月17日摔死的，过去我向徐远举提出时，他总是长长地叹一口气，这次我向他提的时候，他忙把我拉到一处没人的地方，用劝我的口吻说：“以后不要再提了，你怀念戴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得慎重一点，你心里怀念一下就算了，不必再去提醒别人，何必让别人拿你去向政府人员表功呢。” 我听了之后，连连点头，第二年3月中旬，我就再不向别人提了。

    我们在北京功德林学习了一年多，便到北京郊外公安部农场去参加农业劳动，半天学习，半天到野外去从事轻微的体力劳动。我的体力比徐远举大得多，逐渐能挑上百斤的东西，他也很想和我一样，但总是赶不上，我便劝他按规定做到力所能及，尽力而为就行了，不必太勉强。不久，他便得了一种少见的病，粪肠炎，经住院一个月左右才好。回来后，他体力大不如前，但还是坚持劳动，从不偷懒。后来又组织我们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利用半天学习时间写，徐远举最卖力气，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也得到了表扬。

    我们出去劳动是整好队一道走，可回来却可以不那么整齐，只要不落后很远，先跑回来没有人阻止。往前跑的人，多半是想多有点时间洗洗擦擦。徐远举每次总是跑在最前面，他不是去洗擦，而是去管理员办公室领取当天的报纸。他先抢着看标题，看有什么重要新闻没有，看过之后才一队一队去分送。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是 “义务报童”。

    1959年9月16日下午，徐远举又在收工时先去领取报纸。我们大伙还在拖着疲乏的脚步慢慢腾腾往回走，他没有像往日一样把报分送出去，而是一手高举报纸一面大喊大叫：“好消息！好消息！” 王耀武迎上前去，抢过报纸，大家也都不约而同地把王紧紧围着，只听他念道：“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 王一边在念，徐却把另一些报纸匆匆分送几个小队长，自己拿一张跑到一旁去看。

    这一天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许多人都没睡好，我也借上厕所在门外溜达，看到徐远举也从他那个小队的门内钻出来。我们虽然一天见那么多次面，不知怎的，这晚却不约而同地把手伸出来紧紧地握了起来，显得十分高兴。坐牢坐了十来年，谁又不希望早日得到自由呢？可是到了第二天，大家正在兴高采烈地包饺子的时候，我又和徐远举不约而同地在附近一条溪流边碰上了。照例，每遇包饺子，厨房大师傅总是把面和好，馅拌好，发给每个小队自己去包，包好后由厨房统一煮好再抬出来，让我们自己去分。一些北方同学便包做这一工作，我和徐远举这些南方人只能担任去厨房取原料和送包好的与抬煮熟的，所以别人忙着包，我们没事就可以在门口散散步。徐远举一见四面没人，悄悄地用一种警告式的口吻对我说：“不要太过于高兴了，你没仔细研究，报上说得很明白，是 ‘一批’而不是全部。” 我一听也立即想到，的确说的是 “一批”，可能是一些罪恶小民愤不大的人，像我们这些干过特务的，肯定轮不上，所以我把这一想法谈出来后，徐也很同意。

    特赦战犯会场

    9月18日，下午收工时，徐又抢先看到 《人民日报》 上头版刊登的刘少奇主席颁布的特赦令和 《改恶从善，前途光明》 的社论。这一特赦令是昨天颁布，今天见报，也正是1959年中秋节。虽是巧合，但大家的心情却特别激动。过去常用“感激涕零”，只是一个形容词，这次却真正体会到这四个字的分量和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了内心的真实感情。不少人几乎是默默无言而泪流满面。这些不少是身经百战的将军，过去在连天炮火死伤遍野的场合中，也从不掉一滴眼泪，而现在则变成这样，如不亲见，谁又会想到仅仅因见到报纸上几行字，会使他们如此激动呢！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礼堂举行 “首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大会”。首席法官宣布特赦名单，只念了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等10名之后，便接着说：“以上人员，改造10年期满，确已改恶从善，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 最后由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代表在押战犯致感谢词。散会后，榜上无名的都耷拉着脑袋，默默地回到寝室。很多人都有一肚子的话不敢说，只有急性子徐远举沉不住气，他大声嚷道：“我也认真学习，劳动也流汗水，积极写材料，我哪件事不如人家，哪里不符合特赦标准？” 他的话像一粒火星，使沉闷的空气爆炸起来，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喊出：“是啊！我们哪点不如人家，为什么他们能得特赦，我们不能呢？”

    管理人员针对大家这种思想，立即组织学习，座谈了好些天。表面上是平静下来了，因为都懂得一点，就是再吵再闹也跳不出高墙，还不如再等等看，用徐远举在座谈中和在墙报上的一句话作为 “定风波”，就是：“既有首批，肯定会有二批、三批。”

    1960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 报道了国务院第105次会议公报，说第二批特赦名单已送人大常委会审议了。这一喜讯，又使许多人坐立不安，都希望第二批能有自己。第二批特赦，只比第一批多了一个，计有山东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东北 “剿总” 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中将主任范汉杰、庞镜塘和我，以及几个中将军长等11人。不过这次是由徐远举代表在押战犯致感谢词。我在离开监狱与徐远举握手告别时，叮嘱他好好争取一下，第三批一定有他。第一批特赦时代表致辞的是庞镜塘，第二批便有他，依此类推，第二批特赦时，代表致辞的第三批便肯定有份了。但徐远举却把头一摇说：“不合辩证法！” 如他所说，第三批不但没有他，四批、五批也没有他，而且都是由他代表在押战犯致辞。送走一批接一批，就是没有轮到他。这件事在战犯改造所被传为趣谈。

    1964年，我们在北京的十多个特赦人员，由周总理安排，让政协派人陪同去各地参观，先到南方几省，后到西北几省。回来后，北京战犯改造所的领导要杜聿明、宋希濂和我三人去秦城监狱，向尚在改造的战犯作报告。上午，我们三人向他们介绍了到各地参观的情况和感受，鼓励他们早日争取特赦，下午便分别到他们的寝室，接受他们的询问。徐远举最希望知道的，是外边知不知道我就是《红岩》 中的严醉。我说不但知道，而且不少剧团、电影厂还让我去介绍有关 《红岩》 中一些情节，对我没有一点歧视。徐听后很满意，他认为他出去也可以毫不避讳地说他就是 “徐鹏飞”。分手时，他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等着为我接风吧！我相信我能争取特赦的。” 没有料到，没过多久，一场空前浩劫开始了。

    在 “文革” 期间，停止了对在押战犯的特赦，已特赦的，不少都挨了程度不同的批和斗。我和康泽、董益三这三个 “姓牛的” （“特” 字旁是 “牛”，许多人叫干过特务的为 “姓牛的”） 又重新被投进监狱。

    由于 “四人帮” 的横行，逼着许多人写诬陷一些老革命干部的材料，徐远举宁肯挨骂甚至挨打也不肯听从他们的安排去写陷害别人的东西。听说他在那几年内心情非常烦躁，常和人争吵，特别是 “四人帮” 的爪牙，为了要把秦城监狱原用作战犯改造所的那一幢楼腾出来，囚禁忠于党和人民的革命老干部，把一些原国民党中长期从事军事领导的如黄维和许多军长一级的战犯，都移送到抚顺原日本战犯管理所去囚禁，只留下一些军统和中统等十多名搞特务的来给他们提供材料，准备利用他们过去的身份来诬蔑好人。徐对此气愤异常，认为这不是党的传统和光明作风。

    1973年冬，徐远举在缝纫组劳动期间，因工作马虎，经他手缝制的十多件衣服，经检验，都不合格，让他返工，他不肯。和他私交较深的原军统老同事文强、黄康永表示愿帮他一把，将不合格的重新缝制。并劝他不要斗气，他不但不接受这些意见，还去与检验的人大吵大闹了一场。当晚他又在房内用冷水冲洗，刚走出卫生间即晕倒在床上，虽经医院抢救，但因脑血管破裂而无法救治，所以第二天早上便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