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叛党投敌也未荣华富贵

    二、蒋介石只给他一个空头委员

    三、“夹着尾巴” 做人

    四、贪财好利，口是心非

    五、被蒋遗弃，晚年贫病交加

    他在解放前逃往香港，也曾去过台湾，但国民党并不欢迎他。所以，他又跑回香港，每天得靠写写回忆录或是自传一类的东西，勉强维持生活。

    中年以上的中国人和一部分外国人，提起张国焘这个人，多少会有一点印象的。按照他自己所吹嘘，他过去在中国共产党内是二三号人物，而且差一点点便是第一号了。在世界共产主义组织第三国际中，他曾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过会议。所以说他过去在国内外总算还是有点名气的，看来还可以遗臭几十年，似乎也可以闲话他一阵子。

    解放前夕，他逃往香港，也曾去过台湾，因为成了国民党不受欢迎的客人，又回到香港，后来去加拿大定居。由于他叛党投靠国民党后，所得到出卖灵魂的代价，不能够让他过上舒适的 “豪华” 生活，在国外又无亲友接济，所以得靠写写回忆录、自传一类的东西，以及对中共一些领导人的分析等等，来维持生活。

    他在香港好几年，和后来迁往加拿大去定居这一不短的期间内，几乎每天都得埋下头来写东西，由于稿费收入不太多，他在生活上还很想像一些腰缠百万美元的国民党官员们一样享受，所以弄得很不顺心。他又别无所长，便得天天写，他能写的几乎都写完了，但还有一大段他却没有勇气写出来，这不是他忘掉了，可能是羞于提笔。那便是他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即 “军统”） 担任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少将主任时那一段可怜的经历。他没敢写，为了不辜负与他有过同事之谊，我就尽我所知来替他写出来，以补充他自传与回忆录的欠缺部分，使之能够完整点。如果有人想给他编一个什么年谱一类的东西时，那十来年就不会是一个空白点了。

    张国焘

    和国民党打交道，可没那么简单。投降的人不管你过去地位多高、名声多大，如果投降时不带上一份厚礼，手中无一点讨价还价的本钱，那就得听从安排了。张国焘满以为可以升官发财，没想到，蒋介石只给他一个无权的空头委员，他真是大失所望。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 毛主席当时没有具体指明，他到哪个特务机关去做特务，以及去特务机关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毛选” 的注释中也没有把这些注释出来，张国焘自己也更不愿或者不敢写，这可能和毛主席指出的 “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 有很大关系吧！

    张国焘与毛泽东

    张国焘不止一次告诉我和毛人凤、黄逸公等军统大特务，说他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之前，就作了投靠国民党的打算，因他在共产党内过去地位很高，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最使他感到厌恶的是：“不但无权而且受气。” 他的那位太太也是这样，一说到他过去，便眉飞色舞地说他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叱咤风云人物，后来便每况愈下直到终日忍气吞声……这可能是为他出逃寻求 “正当” 理由吧！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每年清明节，国民党派官员去陕西黄陵县祭扫轩辕皇帝陵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也照例要派人参加这一祭扫皇陵仪式。1938 年清明节，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参加，据说这是他等候多时的一次叛党投敌的机会，所以他请求派他去参加。祭扫仪式完毕，他本应返回延安，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竟向国民党官员表示愿意去武汉，当时去主祭的国民党官员闻之大喜，立即表示欢迎他去，并立即拍电报向蒋介石报告，蒋也复电欢迎。我过去调查过，这一次张国焘出逃，事前并没有人去策动过，完全是他蓄谋已久，早就决心要叛党投敌的。

    他到了武汉后，共产党方面曾多次派人与他联系，希望他返回延安，但都遭到他拒绝。在无法挽救时，跟随他的警卫员也抛弃他回延安，不愿和他一道出卖灵魂，他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了。

    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投向国民党，这在当时，的确曾引起过国内外许多人的重视，特别是他在接见记者时发表的许多言论，使一些记者很感到诧异。

    蒋介石在武汉很快接见了他，对他投向国民党嘉勉了一番，当时他可能认为从此便可升官发财、青云直上了。但和国民党人打交道，可不那么简单。投降的人不管你过去地位多高、名声多大，如果投降时不带上一份厚礼，手中无一点讨价还价的本钱，那就得听从安排了。不久，出乎张国焘意料的是，蒋介石只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这个名利心切的人，对于这样一个无权的空头委员，真是大失所望了。他有没有后悔？我没有听他和他家里的人谈过，即使有也不敢谈吧！不过有点使他聊堪自慰的是，他感到比在延安要好得多，那就是在生活享受上能使他舒服一些，也没有人会批评他，几乎是天天成为国民党官员们的座上客，而且在吃喝玩乐时，国民党官员们总是那样嘻嘻哈哈。笑里虽带着刀，但多年当官的经验，使他们能把刀藏得一点不露痕迹，表面上总是对他那么客客气气的。所以他感到这方面还是比在延安要好一点。

    “西安事变” 后，由于周恩来、叶剑英等执行了共产党的统战政策，说服张、杨和平解决了那场一触即发的内战，使蒋介石获得了自由。国民党再也不好意思高喊 “攘外必先安内”。卢沟桥的日军炮声震醒了全国人民，蒋先生也只好喊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不过从南京仓皇逃到武汉之后，国民党中确有那么一批人就在相互交谈中提出了：“日本亡我国而不灭我党，共产党不亡国而欲灭我党。” 在这些人心目中，国可灭，党不可灭，灭了党他们就无官可做无财可发了。所以逃到武汉后的国民党，又叫喊起 “既要抗日又要反共” 了。正在这时，张国焘只身前来，恰恰迎合了这一需要，所以他被一些人称为 “识时务之俊杰”。他也沾沾自喜，认为这一出走真真走对了，不过蒋介石在考虑给他安排一个具体工作时，却是从反共这一方面着眼的。国民党机关之多，要给张国焘安排一个像样的官，的确不成问题，可是蒋介石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却是决定把他交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去运用这个 “活宝”。军统是一个专门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机关，张国焘也是早有所知，所以当蒋介石在第二次接见他时，用了很有礼貌的口吻，指着站在他身边的戴笠说：“我想请张先生去给他帮帮忙。” 张国焘听了一怔，据说他呆了一会儿才恢复正常。这的确太出他意料之外了，居然安排他到军统局去当特务，又不是当局长副局长，而是去 “帮忙”。那有多大出息呢！当时虽一百个不愿意，总不能刚一踏进别人家的门槛，就连 “最高统帅” 的面谕也敢违抗吧！所以呆了一会儿之后，昏昏然的头脑才清醒了一点，便只好点头哈腰连连表示服从分配。戴笠开始都没有敢向老头子去要这位 “大人物”，他听说，CC头子陈果

    夫、陈立夫兄弟很想要他去 “帮忙”。军委会政治部则认为更需要这样的人。胡宗南、康泽等人也纷纷向蒋介石请求要这位仁兄，蒋介石都没有答应。想要而不敢开口的戴笠，一天前有人向他透出消息，说老头子可能把张国焘交给他，这使他高兴得几乎连觉也睡不着，他认为这是老头子特别看重他，更认为有了这样一个 “活宝贝” 为军统工作，“消灭共产党，有何难哉”！

    蒋介石和戴笠

    蒋介石和戴笠都错误地、也可以说是过高估计了张国焘，要么是听信了他的自吹自擂。都以为凭他过去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和关系，可以大搞对中共内部进行打进拉出的阴谋活动，便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他肯卖点儿力气，就可以搞垮共产党，至少在分裂共产党方面能起到一些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戴笠平日就爱请客，他请的客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除国民党中几个元老不大爱理他外，宋子文当了行政院院长后也是他座上常客。文官中一些部长、省主席，武官中除冯玉祥、薛岳、陈诚等少数人外，一些战区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总司令等到重庆见蒋介石述职时，他也会邀请他们去他家做客。他自得了张国焘这样一个部下之后，请客的次数更多了。为了炫耀自己，在他请客而邀请张国焘去参加时，往往先用电话告诉客人：“明天你来吃饭时，陪客的是共产党里面坐过第三把交椅的风云人物。” 他给客人介绍张的时候，也是用这种骄傲的口吻。

    我是1942年调到军统局去当总务处长的。戴笠在他家中请客一般不用我去安排，他家中有一个专管这类事务的总管阿何。此人曾在香港半岛酒店当过多年的服务员领班，对这些事很有经验。我有时为了别的事而去戴笠家中，多次遇到张国焘，有次宴会完毕我和张同车回去，他在车上和我闲谈时，对戴笠说他过去是在共产党内的第三号人物还表示不同意，他竟大言不惭地对我说：“在长征途上，要是我心狠手辣一点，我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就不是第三、第二了。” 我过去对共产党的历史不清楚，不知道他是指在红军长征途中，他和党闹分裂自立中央、并企图陷害毛主席的阴谋未能得逞。只是含含糊糊地点点头，嗯了一声，表示同意他这种大吹牛皮的鬼话。当然，他在戴笠向别人介绍他的时候，他是不好意思说这些话的。

    张国焘刚到军统局，担任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按编制主任是少将，工作人员也不多，这个求官心切的人对此是十分不满意的。因为当时在军统中，只有戴笠和郑介民是中将级，其他处长、主任，连毛人凤也都是少将，他在军委会是中将委员，去军委会开会时，便穿上军服，挂上中将领章，但到军统局工作，特别是去见戴笠时，他就不挂中将衔了，大都是穿便服。有次他刚从军委会回去，戴笠约了几个处长去吃饭，也邀了他，我们都是挂少将领章，只有他一个人挂中将，他便感到有点尴尬，因为别人虽只挂少将，但权力比他都大，他只是限于研究范围，所以大家在谈一些日常工作时，他一言不发。好在他不能参加军统局的局务会议，要是他听到一些单位负责的大特务，汇报自己所干的那些无法无天的工作和处理人事与财务等情况的权力时，真会使他垂涎三尺了。

    我火气上升，用力在桌子上一拍，大声冲着他说：“张主席！请收起你那一套吧，这里不是延安！要识相一点！” 他一听，立刻羞愧得满脸通红，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一句话也没再说。

    张国焘初去军统，虽然有许多使他不满意的地方，但戴笠、毛人凤等对他还相当客气，不用几天，便有宴会邀请他参加，不过国民党的酒席可不能白吃，吃了就得给人做事。他最苦恼的是逃出来时，只是光棍一条，什么班底也没有，可不像他当年企图分裂党中央时，还有一些人受骗上当，跟他去胡闹了。所以他一开始要做工作，就向戴笠提出要办一个训练班，由他亲自主持训练出一群专门打进边区去的特务，才能施展他的阴谋。他自己常说：他不但是为国民党工作，也是要报他的大恨深仇。他究竟是恨共产党还是恨批斗过他的什么人？他没有具体说出来过。

    张国焘要求办一个训练班，由他亲自主持，戴笠对他提出的一切要求全部答应，不过用什么名称，却颇费心思。因为军统局一些大的训练班以地名为名的已有：临澧、黔阳、息烽、兰州、东南、重庆等，不能再在重庆设一个同名的班，经过几次研究，才决定用张国焘主持的单位成立一个 “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因为在抗战期间，表面上还得承认国共合作，不能用反共或类似名称，所以在军统中凡是冠以 “特种政治” 四个字的单位、案情等，都是专门用来针对共产党的。

    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学生来源，戴笠特别指示军统人事处与训练处，要从军统其他训练班中挑选一批已毕业或正在受训、适合这项工作的所谓优秀分子，还得经过张亲自谈话、考核后才能进入这个班。这样郑重其事，这是军统办训练班以来从未有过的。可见戴笠对这个班所寄予的希望是超过任何班的，所以张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张在这一时期也颇感得意。

    据当过张国焘助手多年的黄逸公告诉我，张对于戴笠能言听计从，认为只要这样互相信任、互相配合，肯定可以做出一番惊人的事业来。黄逸公，安徽桐城人，早年在上海参加地下党工作，被送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1932年在上海被捕，被英租界巡捕房囚禁两年，放出后找不到党的关系，却遇上叛徒王克全，介绍他加入了特务组织。经过多年的考验，戴笠认为他忠实可靠，所以派他去协助张的工作，初任特种问题研究室秘书，张办训练班，他便任教务组长，戴笠兼班主任，张任副主任，负实际责任。一切训练工作全由张亲自安排。

    戴笠一向是秉承蒋介石对共产党叛徒运用的几个基本原则：“只能要他的，不能让他多了解我们” 和 “尊而不敬，用而又疑”。所以张国焘主办的训练班不能和军统其他训练班一样放在军统局乡下办事处的缫丝厂附近，而是设在磁器口的洗布塘。当时连张主持的那个研究室也不是设在罗家湾军统局局本部内，而是在外面另找的房子。军统局一切重要会议不邀张参加，偶尔与军统几个处长、主任去戴笠家吃吃便饭，以表示不把他当外人看待，实际上对他有点敬而远之。可能防止他对军统也来 “研究” 吧！所以军统局中许多科长一级的中等骨干都没有和张国焘往来过。有的只闻其名，未见其人。我由于负责总务工作，与各单位都得往来，除不过问各单位业务外，凡涉及生活方面的问题，我都能过问。不过我当时对张主持的那个研究室却不感兴趣，几年中我才去过两三次。记得有次我去那里为了检查房屋的修缮问题，张正在和几个人开会研讨什么。他和我谈了几句话便介绍了两三个我不认识的人和我握手。我立即告辞，请他们继续开会。黄逸公送我出来时，我便问他：“那几个是什么人，我怎么不认识？” 黄告诉我，有两个是属于中统特务系统的，一个叫何云，另一个叫什么我已记不起了。我回到军统局，马上去告诉毛人凤 （当时毛是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主任秘书郑介民因在外兼职多，不能到军统局工作，由毛代他）。说张国焘找非军统局的人去开会，问他知不知道？毛才告诉我，为了对付共产党，军统与中统在这方面是合作得很好的。别的方面虽常闹摩擦，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因为双方都很明白，共产党打垮了国民党，什么都完蛋了！他便提醒我：“你忘记了，你每月在漱庐（军统对外公开联系的地方） 准备一桌酒席，招待来开会的不就有中统局局长和宪兵司令吗！” 我这才想起，军统、中统和宪兵之间，为了争权夺利，往往打得头破血流，一直闹到蒋介石那里去。而在对付共产党方面，却能统一口径，能坐下来协商应对办法，都知道放松了这个方面的工作，就会同归于尽。

    张国焘主办的那个训练班是半年毕业，因为学生是从别的特务训练班挑选来的，一般特务课程大都学习过，不需要再去讲授。刚满半年举行毕业典礼后，戴笠又立刻让他开办第二期，每期挑选的学生都是一百五六十人。当时戴笠对这些毕业学生寄予极大希望，在分配他们去西北前，戴分批接见并共进一次午餐，以示优待。接见时，戴笠一再鼓励他们应如何竭尽全力去完成 “领袖” 赋予的 “光荣任务”。可惜很快这一幻梦便被粉碎了。原来由张国焘亲自主讲的那些什么对共产党的分析、研究，以及如何打入边区，怎样才能取得信任……真正运用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有几个张认为最得意可靠的学生，拿着他亲笔写的信去找他过去熟识的人，更是渺无消息，有去无回。戴笠一看急了。勉强把第二期办完，就宣布停办，张国焘也为此称病不敢去见戴笠，戴笠也急忙亲自跑去西北察看，不敢去见蒋介石。这一次实验证明，派人大规模打入边区的计划是失败了。

    戴笠从西北回来后，据说胡宗南曾提醒他：张国焘在延安的关系不多，但在红军中还有些关系，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正在太行山一带敌后活动，他建议让张国焘派些人去试试看。据当时任二十七军军长驻在太行山边沿的范汉杰告诉我，常有一些特务拿了戴笠给他的信，请他帮忙把那些人护送到八路军防区去。结果怎么样，就没有听说过了。

    军统在抗战前就奉蒋介石之命一定要在延安建立一个情报站或小组，配备一部特工电台，多年来却一直未能实现。戴笠自得到张国焘后，满以为通过他的关系，一定会毫不费力地建起来，没有料到，张不但不能把共产党和红军的重要骨干拉出来，连打也打不进去。甚至张满口答应在边区建立军统组织这样最有把握的 “小事”，也完不成任务而无法向蒋介石做交代。据说，最后是在 “阴阳交界处” 的洛川县 （洛川当地老百姓把洛川县称之为阴阳地界，阴间指国民党统治区，阳间则指陕甘宁边区），建立了一个所谓延安组并摆了一部电台，敷衍了一下蒋介石。

    张国焘几年间搞阴谋活动也不是完全无结果，多次到处碰壁后，居然皇天不负苦心人，真有一个曾在红军中任过团长的朱某某跑去投奔他。这一喜出望外的事，使他兴致勃勃地打电话要求见戴笠面报喜讯。戴接见他时，也十分高兴听取他得意的汇报。当问到这位团长的队伍开到了什么地方时？回答是团长先出来联系好之后再去带部队。戴笠可能比张国焘还聪明一点，一个红军团长离开部队后再想去带人出来肯定不可能，只会是和张国焘一样，光棍一条！

    尽管张国焘一再失败，无法完成他自己夸下海口担保能完成的一切任务，但戴笠决不因此而不想再利用他，他自己也不得不从多方面去想办法，几经研究之后，最后打出的一张王牌是加强对边区外围的工作，先是在军统陕西省站之外，再成立一个陕北站，由他推荐黄逸公去担任站长，因站部设在榆林，也称为榆林站。还在汉中设一个特别侦察站，由戴笠选派程慕颐任站长，配合汉中军统掌握的汉中统一检查所，搞些半公开的活动，对去陕北或从陕北出来的革命人士、爱国青年进行检查、扣押等活动。同时加强在西北为军统工作的耀县地区行政专员梁干乔的对边区封锁外，张还建议应在接近边区一些地方成立几个所谓策反站、组，据说这是要用“小虾钓大鱼”。可是我却一直没有听到这些站、组的 “小虾” 们钓了什么 “大鱼”出来过。可能是像他那样的 “大鱼”，只那么一条，早已被名和利钓出来了。

    大约从1943年以后，戴笠对这位 “宝贝” 也看透了，估计从他身上榨不出多少油水，并通过一些 “反共专家” 们仔细分析后，认为张国焘这块牌子在共产党内部已经批臭了，谁也不肯跟他走上绝路。当然，他们认为这与共产党内部的周密防范，也有很大关系。

    经过张训练的那300名左右的学生，除派出去一小部分外，再也无法能派到边区和红军驻地去，最后只好另行分配，大部分是到各兵工厂警卫稽查组，以防止共产党派人到这些工厂去活动。张国焘本人在戴笠心目中便一天比一天感到讨厌起来。有时几个月甚至半年都不再见他，见了也是板起面孔和他敷衍一下，初来时那股亲热样子，已看不到了。有次不知为了一个什么问题，戴找张去曾家岩他家中谈话，我正好有事去见戴，只见张国焘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我和他只点了点头就进去了。我看戴余怒未息地看着门外说：“这人太不知好歹，他不要认为这样就可以对付得过去！”

    从那次以后，张很怕见戴笠，我当时负责事务工作，一切是看戴笠的脸色行事，他高兴的人我便恭维，要什么给什么，他不高兴的人，对不起，我也就爱理不理了。张国焘自然也不会例外，原来军统对他生活上的许多特殊照顾，也慢慢降低或取消。过去他有一辆专用的小轿车，我也以汽油进口越来越困难为理由，改为有事出门需要用车随叫随到，但这随叫就不一定能随到了。

    记得有过那么一回事，军统从国外弄来了几辆新的小汽车，我便去试试这些车的性能。陪在我身边的汽车大队长、中队长等正在向我介绍这几辆新车各自的优点时，一个值班员跑过来向中队长报告：“张主任来电话要车。” 我便问了一声：“哪个张主任？” “报告：“是张国焘主任。” “派一辆三轮车给他，就说今天小汽车都有事出去了！” 站在我身旁的汽车大队几个负责人都笑了起来，知道我是在整张国焘，也只好照我的指示派一辆三轮车去了。

    当我把几辆新车轮着试了一下，正从最后一辆新车的驾驶室走出来的时候，只见张国焘被雨淋得周身湿透，坐在三轮车的边斗上开进汽车间来。因为重庆的气候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来一阵骤雨，雨过又是晴天。他一跳下车就气呼呼地直奔那个中队长的办公室，指着那个中队长大声斥责并一再质问：“有这么多小车为什么不派，而派一辆破车给我？” 我立即跟着走了进去，看到那个中队长正一个劲向他赔礼、解释，他还在发火，我便歪着头，用一种瞧不起他的神态，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不要怪他嘛！是我叫他派的嘛！” 平日我们见面，表面上我对他还是挺会敷衍，开口一个张先生，闭口一个张主任，今天我居然用这种蔑视他的口吻来插嘴，他就更加冒火，把一肚子怨气冲着我发了出来，转过脸用手一指外边放的几辆新车质问我：“你管汽车，自己就用这样的好车，我有公事出去，你却故意叫人派一辆这样的破车给我，你说得过去吗？” 我在军统中，一向是“年轻资格老” 的所谓 “正统分子”，对这些 “半路出家” 的 “外来客”，从来就不放在眼里。过去对他客气是戴笠重视他，现在知道戴笠已不重视他了。今天他反而敢来质问起我来，我也就火气上升，用力在桌子上一拍，大声冲着他说：“张主席！请收起你的那一套吧，这里不是延安！要识相一点！” 他一听，立刻羞愧得满脸通红，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余怒未息，还准备挖苦他几句，汽车大队几个负责人便连劝带推地把他拉出去，让他坐上一辆新车走了。他一句话也没有再说，可能估计到再和我闹占不了便宜，只会自讨没趣。虽然他一向刚愎自用惯了，但这时可能也会感到身在屋檐下，不好不低头吧！

    当然，发生了这样的事，马上就有人向戴笠打了 “小报告”。第二天一早戴笠找我去，一开口就骂我：“太没有政治头脑。” 我故意装作不知道是什么事办错了，他唠唠叨叨地责备我很久，我已记不起我是怎样说了几句看不起张国焘的话，主要是他没有做出什么惊人的 “成绩”。戴笠便用教训我的语气，说张到军统后的确没有做到他自己夸过口、许下过诺言的一些事，这不能完全怪他不卖力，因为他出走后共产党方面对与他过去有关的人都进行了教育和防范，所以他起的作用就太小。但有一点要注意到，他在世界共产主义组织第三国际中，还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还是可以利用的，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让外面知道我们对他不好，这会使一些想来投奔我们的人感到寒心，无论怎样要维持表面上这一套……

    为了挽回张的面子关系，同时也是怕想来投奔国民党的人感到害怕的原因吧，戴笠便请张国焘去吃晚饭，并且叫我一定要向张认错赔个不是。我在向张敬酒时，便表示自己说话太粗鲁，没有礼貌，请他原谅。张也假装笑脸，故意表示满不在乎地说：“那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并说这种小事他过了就忘了，真会忘记吗？我相信我那几句话，他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因为这些话正深深刺到了他那丑恶灵魂的痛处。

    戴笠那次当他的面骂我太年轻不懂事，是一个十分任性的人，天天骂也骂不好。还说我十几岁就跟着他，没有好好读过书，所以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请他不要计较。张国焘也只好言不由衷地夸了我几句，戴笠却一再当他的面叮嘱我：“张先生以后需要什么，你都得照办，不准你自作主张。” 我虽满口答应，心里却是有数，这是在敷衍面子，因为张还有一点点可利用的地方，同时要注意到不能影响到想来投奔国民党的人。

    的确是这样，只要有一点用处，戴笠是决不会放过张国焘的。也可以说，戴对如何去运用这个大叛徒，真是心机用尽。为了把张培养成为军统的高级情报员，便推荐他担任当时由各党派及民主人士与社会贤达 （即社会知名人士） 等组成的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希望他在这样一个组织中去搜集情报，主要是先摸一摸国民党以外的参政员，对国民党政府有些什么意见和不满的地方，以便开会时能早做好对付的准备工作。据说，这一着棋又是失败了。因为共产党的几位参政员如周恩来等他根本不敢去接近，这几位见了他也从来不理睬。民主党派几位头头，也不屑与他交往，只有国民党的几位参政员还和他招呼一下，他自己也感到在那种场合中太孤立了。

    每次国民参政会开会时，军统局党政情报处、军统外勤单位和渝特区等都特别忙，戴笠总是要我一定要很好地配合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由我派人在大会会场附近的夫子池安排几间临时工作组的特务办公、住宿的房子，除由电话局安装一部电话外，还得由军统局电话队装一部与军统局总机直通的电话，以便戴笠、毛人凤可以随时与这个临时工作组联系，除询问开会有关情况还可发出种种指示。军统党政情报处处长、副处长、党政科长等，往往亲自带一部分主管情报编审与分析研究的特务去那里工作，一直要等大会结束才能回家，所以要给他们安排好食宿，并派几辆专用小车供他们使用，我也从开始布置到结束得去检查几次，看看是否都安排得妥善，当时军统花钱不在乎，只要都把工作做好就行。记得有次我去检查生活方面的工作时，一个副处长和处长正在整理各方面送去的有关大会的情报，他们对我是不会保密的，我问什么他们也都如实回答。我一面随手翻阅堆在桌上的情报，一边问他们张国焘得到什么重要情报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们一听我问到张国焘，便用不满意的口吻回答我一个字：“屁！”

    他说：“你的车队过关卡，不但不会受到检查，恐怕迎送都来不及，你要是带上几卡车的四川 ‘土产’ （指鸦片烟等毒品），不用说你这辈子都花不完。”我真没想到，这位自封为中国 “真正老牌子的布尔什维克” 会讲出这种话来。

    抗战胜利后，军统头子戴笠乘飞机摔死了。郑介民继任军统局局长后，便决定改组缩编裁员，许多发了接收财和能自找出路的大特务都借此请求自谋工作，离开这个只有 “家法” 而无 “国法” 的罪恶集团。张国焘也因早不受军统重视，自知再待下去也没有什么好处，不知他通过什么关系，居然弄到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这样一个美差。当我和几个大特务为他走马上任而饯行时，他在酒足饭饱之后，还不忘记要讨好国民党和诬蔑共产党一番。他说他去当这个分署长，主要是感到过去在共产党内工作时，对不住江西老乡，给江西人民造成了许多损失，他现在可以利用美国这些救济物资，来帮助老乡们一下，以表示自己的一点歉意而求家乡同胞对他的谅解！真是不知人间尚有羞耻事！也亏他能说出这种颠倒黑白、不分是非的话来！

    抗战期间，国民党把各地许多名贵古文物等运到四川珍藏，抢运时不管用什么办法，只求不落入日本人手中。而胜利后要运出四川，考虑就多了。从水上运太危险，川江水急滩多，万一落水就捞不起来，字画、书籍一类东西即使捞起来也损坏了。飞机也有出事时，所以认为最安全是从陆路运送，汽车抛锚甚至翻车，东西也不会损失。刚好当时军统接收中美合作所，有2000辆十轮大卡车，并配有修理专车、吊车等。军统许多重要档案也是要求陆路运往南京，便拨出1000辆卡车，承包运输古物和档案，毛人凤派我负责这一工作。当我带着这支庞大的车队经过南昌，见了在江西的几个军统负责人后，本不想去看张国焘，不知是谁告诉了他，他便邀我到他分署去一趟，说有要事和我商量，我只好去看他了。

    我真没有想到，这位自封为中国的 “真正老牌子布尔什维克” 会讲出那种话来。他一听说我带的车队有那么多车，一路之上的检查所、哨长不是我的学生就是我的旧部和旧同事，便说 “你的车队过关卡，不但不会受到检查，恐怕迎送都来不及，你要是带上几卡车的四川 ‘土产’ （指鸦片烟等毒品），不用说你这一辈子花不完，连子孙也够用的了！” 听他这一语双关的话，我也就用俏皮的口吻回敬他几句：“四川土产，这么多年大家都吃厌了，谁稀罕那些榨芽、曲酒，现在兴 ‘吃洋货’ （指分配美国救济物资的） 了，所以我没有带它，还想找你来换换胃口呢！” 他听了放声大笑，连说：“谁相信你那么清廉？” 我便告诉他，我的确是一个贪官，不过我是利用办总务与商人打交道的机会多，而做大生意，可自己从来不出面，我不会亲自带什么 “四川土产” 发横财，因为沿途检查人员虽不会检查军统局的车队，但那些专门搜查毒品的警犬可不懂礼貌，它们要嗅出哪辆车有这类东西，会对着它狂吠不停，即使检查人员不搜查，我的脸放到什么地方去？所以每次过关卡，我都故意让那些警犬自己到处去嗅嗅，以示无毒品。他听了便把大拇指对我一跷：“高明，高明！” 玩笑话讲完之后，他把椅子拖到我身边，小声对我说，他希望见我，主要是他当了这个分署长后，虽然分配到手的救济物资不少，但都是一些军用剩余东西和美国人捐赠的旧衣服鞋帽等，可是军统江西省站的大小特务和在江西担任公职的军统分子，如南昌市长、省训团教育长、警察局长、检查所长等，不断以照顾家乡各县为名，来要求多给分配些东西，使他很感为难，因为这个县分多了，那个县分少了，就会吵闹起来说他分配不公平、舞弊。我听完了他这番诉苦的话之后，也仰天大笑，还开玩笑地说：“没有关系，完全不用担心，你多分点东西给他们，他们分到家乡去时，保准会把你多分的部分放进腰包，结果和别的县一样，甚至还会少一些，你落得做个顺水人情？既不得罪人又照样做了工作，这有什么困难？” 但他却不同意我的说法。因为还有人要来查对账目，最后他表示，明天请我吃午饭，邀请那些凶神恶煞们来作陪，请我当面叮嘱他们，多帮他的忙，不要给他出难题。我一听他第二天要请客，便告诉他：“第二天一早我就得走，因为横跨赣江的车行公路木桥年久失修，怕出事。这么多的车如不能全部过江，我负责不起，所以必须连夜过完，这么多的车又不能停在市区，过完之后第二天早上就得离开。” 听了我的话之后，他一面请我见到那些大特务时一定要告诉他们不能再向他要东西，一面叫人从他办公室后面抬出两大箱子罐头食品等送给我，我连连摆手，说车内装 “四川土产” 太多，装不下这些 “洋货” 了。他请我随意挑点我的孩子们爱吃的东西带回去，以表表他的心意。我一看尽是五磅大罐头装的黄油、奶粉等，我笑笑说：这里面没有我和我孩子爱吃的东西，这些我家里成堆放在那里没有人动。他不服气，问我和孩子爱吃什么，我说我爱喝的咖啡是“S·W” 牌子的，另外爱吃火鸡和芦笋罐头，小孩子爱吃芒果、草莓、金钱鲍鱼等。他听后也承认救济物资里没有这些，他的一番盛情，我只能心领了。

    毛人凤 （中） 视察特务训练

    我和张国焘认识后的几年中，我对这个人的印象是狂妄自大，骄傲异常，生活上却相当腐化。特别是听不得别人的意见，自以为是。有些情况当然并不是我直接知道的，主要是当时派到他家中去照顾他生活的勤杂人员说出来的；他们都是由军统总务处经我挑选后才派去的。这些人既是去照顾他的生活，也兼有 “照顾” 他思想言行的任务。可能他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为了表示他对国民党的忠心诚意，不使人有怀疑之处，凡去见他的客人在会客室和他谈话时，从不把门关上，有时还故意把声音放大，怕别人误会。这种苦痛心情，可能是出于不得已。寄人篱下的滋味，使他变得如此小心谨慎。我听了有时也为他感到羞愧。

    凡派在他家的工作人员，除了可以向领导他们的总务处主管人员汇报外，还有资格在发现重大情况时可直接向戴笠和毛人凤写 “小报告”。他们常借口到总务处领东西、薪饷等机会找总务处庶务科长或勤杂士兵管训股长口头汇报一下张的日常生活情况，他们认为重要点的便向我汇报，我也只听听，从来没有听到他在背地里发牢骚讲怪话，更没有听到他骂戴笠或蒋介石等重大情况。一般总是对家里的人发发脾气，或对菜饭不合口味而训斥一下做饭的厨师等。

    记得有次我听到他在电话中和人吵了起来，我便指示一定要继续注意弄清楚他是和什么人、为了什么事而吵闹，后来得到的情况是怎样我已记不清楚，总之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所以我印象不深，也没有向戴笠和毛人凤去汇报。

    戴笠对于这些也不很重视，只问过我派去张家的人可不可靠？我说都是经过我亲自认真挑选和考核过的，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他也就不再过问了。

    有次我在毛人凤的办公室内与几个处长一起闲聊天，当我谈到张国焘许多生活方面的事时，我说想不到这位仁兄很爱享受，和我们一样，毛人凤听了笑了笑说：“如果他不和我们一样，就不会跑到我们这边来了。”

    毛人凤劝他留在大陆，并说这不是他的意见，而是 “老头子” 亲自决定的。如他不愿意留下，台湾是不欢迎他去的。

    我和张国焘的最后一次见面是1949年春初。毛人凤在上海蒲石路他家中请张吃便饭也邀我去了，那次是他们两人谈话多，我除了向他问好外，没有和他多谈。饭吃完后，毛人凤似乎是在重复他们原来谈话的主题：希望他能留在大陆不要走，并说明这不只是他的意见而且是 “老头子” 亲自决定的。他听了之后立即表示：他已考虑过了，他现在再也不想干什么，只希望到台湾山明水秀处当老百姓，写一点东西，其他的事都不想做了。毛人凤却一再劝他留下来好，并说经过多方研究、分析，共产党来了决不会杀害他，而留下便能在共产党内有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的作用要大得多。

    他听了之后，低着头在沉思。我和毛人凤都一声不作，等待他的回答。

    好几分钟以后，他才把头抬起来。不难看出，他当时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也可能是很痛苦的。谁都懂得，这虽不是命令，但也是不好推托的麻烦事。他几乎是在尽力克制自己，用很低沉的声音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他们来了，决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少不了。我年岁大了，听听几个老同事的批评，我还可以接受，要是落到那些年轻人手里，我实在受不了。人总是要面子的，这些人就专爱扫面子。” 他特别提到他过去在党内受到过的批斗时，用眼瞟了我一下说：“批斗我倒习惯了，如果见到一些老朋友不是批斗我而是讽刺几句，那比戳我一刀还不好受。” 我完全没有料到，我前几年讽刺他的话，到此刻他还没忘记，真是俗话说的：“利刀割体伤犹合，言语伤人恨不休。” 我过去讲话有时也真够缺德了。

    那次他和毛人凤的谈话可说是不欢而散。毛人凤已示意过，如他不愿留下，台湾是不欢迎他去的。我和毛人凤送他出门登车后，毛人凤回来刚坐下点燃一支香烟，我就迫不及待地问他：“为什么要让他落入共产党之手？” 毛人凤反问我一句：“过去他就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

    晚年张国焘

    不过听人说，他在上海解放前还是去过台湾，有人看到他一副丧家犬的样子，和他当年从延安逃到武汉时的情景完全相反，根本没有人理睬他，所以他没有待多久便到香港。估计他当一届江西省救济分署长任内，油水也不会多，香港生活水平那么高，他别无所长，便得靠笔杆子来维持生活。他最得意而且赚过不少钱的，是他大肆吹嘘自己的 《我的回忆》，分三大册出版，不过他全文几十万字中，却没有把我以上所写的这些收集进去，相信这不是忘记了，而是不好意思写，因与他大吹自己如何如何太不相称了，我念与他有过一番同事之谊，特为他补述一下，这也算是弥补了我对他那一次的讽刺吧！

    他的回忆录写完后，于1968年和他妻子杨子烈，从香港迁往加拿大多伦多。解放后，我弟弟从加拿大来京，我才听说，张国焘在加拿大患了半身瘫痪病，因为没有钱，被送到一个官办的免费老人病院，住了两三年。有一天突然从病床上掉下来，等护士发现，没有来得及抢救，这位被毛主席指为 “大不老实的人” 便悄悄地与世长辞了。